1988年，紅色特工從台灣帶回絕密文件，6字情報揭開沉寂38年謎團

1988年的春節，對於原來生活在北京-北新橋-王大人衚衕的劉姓兄妹有着特殊的意義。因為在這一年，他們得知自己父親的身份和下落。

而為追尋這一真相，劉家人已經花費了整整38年！

懷揣着忐忑的心情與一絲希望，劉家兄妹來到國家安全部門，面對專職人員的接待，他們怯生生地問道：

「聽說前一陣子，有一位老地下黨員從台灣回大陸還帶回來一份在台犧牲情報人員的名單。我們想請同志您幫忙查一下，名單里是否有一個叫劉光典的人？」

這已經不是劉氏兄妹第一次來到這裡詢問父親的下落了。

看着幾位中年人緊張期待的神情，接待人員還是將情況上報給部門領導。

經過組織上的層層審批，研究人員在一頁發黃的紙上找到六個字：

「劉光典，旅順人。」

從相關部門得到確認消息後，劉氏兄妹先是開懷大笑，後又嚎啕大哭：

「終於找到爸爸了！我們不是叛徒的孩子！」

而隨着劉光典烈士身份的確認，一個隱藏了38年的謎團也隨之解開...

白山黑水育英才，毀家紓難克時艱

在劉氏兄妹的眼中，自己的父親劉光典是一個極為優秀的人，他聰明、上進、正直、頑強，是家裡的頂樑柱。

但自1949年6月之後，爸爸便失去了蹤影。偌大一個家，只留下母親王素蓮一個人辛苦拉扯三個子女。

劉家人不知道的是，劉光典不光是一位出色的商人，還是我黨極為優秀的地下工作者。而1949年已經是劉從事情報工作的第二個年頭。

劉光典在1922年出生在遼寧省旅順市韭菜村。

他祖上是山東萊陽人，當初劉家先祖迫於生計，攜家帶口隨着老鄉們「闖關東」，最終在遼寧旅順以種地維生。所以劉光典是貧苦農民家的兒子。

雖然家境艱難，但抹殺不了劉光典一身傲骨和上進的品格。儘管很早就出外打工討生活，先後做過學徒、藥販子和會計，但他始終沒有忘記充實自己。

劉光典總是利用業餘時間學習，他在哈爾濱鐵道工學院進過修，在北平輔仁大學深過造，靠努力說得流利的英語和日語。

1942年新婚後，劉光典也曾經想安安穩穩地過完一生，為求穩定，他甚至在山東謀求一份警察的「鐵飯碗」。

但在日軍佔領區，警察的工作與漢奸走狗無異。

劉光典親眼目睹日軍肆意欺凌同胞，而自己還要為鬼子們「擦屁股」、處理後事。

他恨透了自己的工作！

出於對日本人和汪偽政權的厭惡，劉光典選擇辭職，一直在東北從事醫藥生意，一家人的日子過得紅紅火火。

1945年，好不容易熬到日本人滾出中國，正準備在商界大展拳腳的劉光典遇到一個人，改變自己人生的走向。

當年，劉光典遇到同為東北老鄉的洪國式。

在劉光典看來，洪國式是一位思想進步，正義勇敢地「老大哥」。

而劉不知道的是，洪國式是1938年就投身革命的老黨員，當時的他在東北負責情報搜集和地下人員的發展培訓。

通過不斷地交往，洪國式逐漸注意到劉光典。

此時的劉光典在東北地區已小有名氣，不僅掌握大量政商資源，他還掌握着兩國外語，是當時黨內極為稀缺的人才。

最重要的是，劉光典胸懷正氣，有一顆赤子丹心。因此，洪國式決定發展劉光典為我方地下情報人員。

在一次次的深談後，劉光典逐漸接受並認同起我黨的政治主張。

眼見時機成熟，洪國式也在1947年正式介紹劉光典加入東北社會部大連情報處工作。

但1947年，這是我黨我軍最為艱難的時期之一，是黎明前最深沉的黑暗。

當時，正值解放戰爭前期，經過國民黨軍隊的全面進攻和重點進攻，我軍損失慘重，陝北和山東解放區遭到重創。我黨在軍事和經濟上都處於極為困難的時期。

作為情報人員，洪國式和劉光典當時的任務是前往上海成立公司，並將之打造成我黨在上海的情報樞紐。但苦於囊中羞澀，此事推進極慢。

眼見情報工作開展乏力，我軍在內戰中屢屢受挫，劉光典爽快地將多年積蓄，即一千美元和十兩黃金盡數上繳組織。

現如今，很多文學和影視作品中都反映過美元和黃金在民國末期的珍貴，常被達官貴人視為財富的象徵。可見劉光典當時的捐獻對組織有怎樣重大的意義，更可見劉光典其人對民主革命事業的信仰與決心。

1948年，劉光典被組織吸收為特別黨員。

劉光典對我黨的貢獻也並不僅限於物質援助，憑藉聰明才智，劉光典多次在情報崗位上為我黨我軍的最終勝利作出重大貢獻。

比如在遼瀋戰役和平津戰役期間，劉光典多次赴上海、香港、大連等地執行情報交換和愛國民主人士轉移的任務，並受到上級的嘉獎。

隨着三大戰役和渡江戰役的相繼勝利，蔣介石集團逐漸增退守台灣島，為求統一中國，組織也開始籌劃並培養我黨在台灣當地的情報網絡。

憑藉之前多個任務的出色執行，劉光典被上級點將，遠赴寶島繼續推進情報工作。他也就此身赴虎穴龍潭，開啟「絕命之旅」。

赴湯蹈火陷龍潭，捨生取義守名節

1949年6月，受到組織感召的劉光典離開家，輾轉4個月抵達香港。

彼時，劉光典才剛剛因為情報工作原因，將家從瀋陽搬到北平。

儘管滿懷對家人的無限思念和愧疚，但為了國家前途和民族大義，劉光典還是毅然決然踏上赴台之旅。

劉光典在台灣還是和「老上司」洪國式合作。

由「老領導」負責收集、匯總、處理各種情報，劉光典利用港台兩地商務往來為掩護，擔任交通員的角色，將同志們辛苦搜集到的情報妥善地轉交到我黨在香港的聯絡人手中。

由於金門戰役的失敗，我軍格外重視台澎地區的水文和軍隊部署等情報，這也是洪國式小組主要的工作方向。

而洪國式和劉光典的「強強聯合」也沒有令組織和人民失望。

抵達台灣島一個月，劉光典便執行任務，順利為我軍帶回諸如國民黨在台三軍部署情況、台灣氣象通訊密碼、台灣海潮漲退時間表、兩大重要港口高雄、基隆的通訊密碼等重要情報。

這些情報都是我軍當時迫切需要的戰略情報，我軍攻台總指揮粟裕就對這份情報給出很高的評價。

當時黨中央和攻台指揮部也根據這些信息，確定解放軍在1950年強渡海峽，解放台灣島的戰略構想。

為進一步搜集情報，並儘可能策反在台國軍，劉光典奉命於1950年1月再度秘密前往台灣。

正當我黨在台的地下工作者為祖國統一在即而歡欣鼓舞時，兩起意外打亂所有人的計劃：

一是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以粗暴方式分裂中國；

二是在台地下組織被連根拔除。

其實在1949年到1950年之間，我黨在台灣擁有規模可觀的地下情報組織。

因為《潛伏》等影視作品的熱播，余則成原型，「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將軍和朱楓(朱湛之)等赴台烈士的革命事迹廣為人知。

但實際上，我黨在台灣，還有多條情報脈絡。

首先，最出名的一條線自然就是吳石和朱楓所在的華東局社會部網絡；

其次，是以後來的大叛徒蔡孝乾為書記的中共台灣省工委網絡；

最後，是洪國式和劉光典所隸屬的中央社會部網絡。

幾個網絡平日極少聯動，大部分成員彼此也不清楚其他體系人員的信息，如此設置為的就是盡量減少地下組織因情報泄露和叛徒出賣所遭受的損失。

可這一策略在1949年後的台灣卻遭到重大的挫折...

一方面是由於蔡孝乾的叛變。

蔡孝乾身為我黨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是全台灣省地下運動領袖和黨組織領導人。

儘管他本人對其他幾個情報網的成員名稱並未都能如數家珍，但是他在變節後供出大量黨組織成員名單，這無疑給國民黨的監視工作指明方向，增加我方人員暴露的風險。

後來統計，因為蔡孝乾叛變而被逮捕的地下工作者竟多達1800多人。吳石與朱楓等人的就義，均是拜蔡孝乾所累。

另一方面，是蔣介石退守台灣後，在情報領域「痛定思痛」。

整個解放戰爭期間，整個國軍體系被我黨滲透成「篩子」，致使蔣介石集團在大陸的軍事失敗。

「蝸居」台灣後，蔣介石大力任用鄭介民、毛人鳳、彭孟緝、谷正文、周至柔等原軍統和中統的特務頭子，並果斷放權，縱容他們在台灣掀起長達數十年的「白色恐怖」。

據台灣偽政權解密檔案顯示，在台灣「白色恐怖」期間，被抓、押、關、管的政治異見份子和民主進步人士多達十幾萬，有數萬人被台當局殘酷殺害。

以上情況，客觀上增加我党進行情報工作的難度，劉光典的犧牲就與之有關。

雖然洪國式小組並沒有因為蔡孝乾叛變受太大影響，但他們還是被國民黨特務機關發現。

原來，台灣「保安司令」彭孟緝為剪除洪國式小組，早已派遣兩名心腹楊文亮和陳琦混入地下組織之中。而洪國式一心撲在台軍情報的搜集上，忽視對人員的考察，這才招致大錯。

1950年2月，洪國式在台北火車站被誘捕。

當時，敵特的態度十分客氣，表示洪國式提供幾個聯絡人證明身份即可。實際上這是國黨敵特為引誘洪國式供出同伴而想出的毒計。

洪國式作為「外省人」，自然優先提供還算可靠的組織成員，卻不想就此着了敵特的道。

特務頭子們立即根據洪國式「供出」的名單逮捕相關人員，一時之間洪國式小組徹底曝光。

此時，尚不知情的劉光典和聯絡員王耀東，由於多日未曾收到組織指令，已經感到情況不對。

聽聞洪國式被捕的消息後，他們立即開始轉移和出逃。

可「白色恐怖」一開，面積狹小，四面環海的台灣島哪裡有出逃的路呢？

當時敵特主要活動在經濟發達的台北，桃園等北部地區，為避敵鋒芒，劉光典和王耀東決定前往台灣「本省人」聚集的台南地區隱藏，並尋機逃走。

就這樣，劉光典和王耀東開始在當地的潛伏生活。

趁着還有些積蓄的時候，劉光典一眾積極尋求利用海空渠道返回祖國大陸。

當錢財漸漸花光，劉、王兩人不得不風餐露宿，平日里靠編竹簍，做小工具換一些生活物資，這樣的生活持續整整四年。

1954年2月，因為台南進步人士胡滄霖的出賣，劉、王兩人在台南藏匿的地點被曝光。

國民黨特務機關召集數千人前往南部深山中搜查，最後在台南和高雄交界處的溝坪地區逮捕劉光典和王耀東兩人。

根據台灣當局的記錄，當劉、王兩人被逮捕時，毛髮蓬亂，衣衫襤褸。

多年以來，他們一直生活在山中海拔一千米左右的山洞之中，「貪生怕死愛當官」的國民黨官員們無法相信，在這個洞穴口半米見方，洞長1米多、寬不到2米的狹小空間中，兩人是如何堅持4年的。

由於劉、王兩人潛逃時間之長，被發現時場面之震撼，台偽當局甚至專門為此案印發一本叫《一個匪諜劉光典逃亡的故事》的宣傳冊子，在這本書中他們描述劉王兩人四年來掘地為穴，以野菜野果充饑。

雖然其初衷是為恐嚇民眾，但明眼人都能從中看到劉光典等人堅毅的品質。

據很多黨史專家講，台當局為一起「間諜案」刊發書冊，這在台灣政治史上是極為罕見的，側面也能看出國民黨對此的重視程度。

但為什麼劉光典的事迹和結局卻始終籠罩在層層迷霧之中，長達38年不為外人所知呢？

身負污名無悔恨，奔走多年顯忠魂

後來，根據諸多解密檔案顯示，劉光典事迹的湮沒和劉家人對父親下落的茫然無知，其實都是蔣介石當局的陰謀所致。

原來，自從劉光典自1954年被捕之後，他一直拒絕與台當局合作，堅定地恪守一名共產黨員的信仰和理念。自己在荒郊野嶺里堅守四年里，堅決不投降、不服輸，單單苦牢和刑訊逼供就能摧毀一個民主鬥士的意志嗎？

後來幾個月中，劉光典在獄中始終「一言不發」，這種寧死不屈的作風，令保密局很是頭疼。為撬開劉光典的嘴，敵特們實施「誅心之計」。

他們對外謊稱劉光典已經叛變，並寫下悔過書，決定「棄暗投明」，一心效忠蔣介石。

所謂「做戲做全套」，敵特們甚至找人喬庄成劉光典的樣子，前往香港公開宣揚自己的反動主張，四處發表不當言論。

他們此舉就是想把劉光典活生生打造成「叛徒」，希望意識到自己可能被組織拋棄的劉光典能接受現實，主動招供。

但當敵特們拿着「劉光典」在港發表「投敵」講話的報紙，笑盈盈地看着劉光典時，等來的只有不屑與更長久的沉默。

5年之後的1959年，耐心耗盡的台灣當局秘密處決劉光典，當時的他年僅37歲。

這位出生於白山黑水間的漢子，用自己的行動踐行着自己當初握拳宣誓的誓言。只是不知道，在獄中，他有沒有想過自己的家人？

他可能忘了，或是不忍去回想自己遠在北京的家人未來將面對怎樣的命運？

1954年時，既當爹又當媽的劉妻王素蓮，在北京辛苦地維繫這個家。

自從1949年收到丈夫從武漢寄來的信後，劉家人就再也沒有劉光典的消息。

王素蓮多次向公安部門報案，但始終沒有得到回復。

街道官員和公安幹警帶着嚴肅的神情敲開劉家的門，告訴劉家人一好一壞兩個消息。

好消息是國家找到劉光典了，他目前居住在台灣；

壞消息是，劉光典曾是黨的地下工作者，但現在他已經背叛革命，成為叛徒。

但這兩條消息如同晴天霹靂，打破王素蓮辛苦維持的平衡。

自己的丈夫、孩子的父親已經成為人民的敵人，那自己和三個子女又該如何自處呢？

很快，一家人被迫從錢糧衚衕遷往北新橋王大人衚衕的小房子居住。

一年之後，身心疲憊的王素蓮因心臟病不幸身故。

好好一個家，如今只剩下幾個孩子艱難求生，靠百家飯過日子。

孩子們好不容易熬到長大成人，但鑒於其父親「叛徒」的身份，日子過得很不順遂。

從那時起，探求事實真相，為自己父親「翻案」的念頭，就深深根植於劉家姐弟心中。

但由於1950年一役，我黨在台情報網絡損失過於嚴重，人員和情報網都需要從零開始慢慢建立，根本沒有能力仔細核查原在台組織成員的現狀。

本着「寧信從嚴」的原則，組織不得不嚴肅處理此事。但好在時間站在正義與真相的一邊。

隨着1987年，台當局實現開放黨禁，大量檔案被解密。公眾們第一次接觸到白色恐怖期間，我黨在台地下組織案件的詳情。

如，1991年，台灣作家李敖出版發行《安全局機密文件彙編》一書中，就詳細記錄劉光典一案的細節和人物結局。

同時，當年曾在監獄中與劉光典有數面之緣的原國軍獄卒也開始刊文，回憶與劉光典相處的時光。

如《書城》雜誌在2016年第6期，就曾刊登原國軍士兵張家林看管劉光典的回憶錄。

但最決定性的證據材料是1988年一位台灣老地下黨員回到祖國大陸帶回的珍貴材料。

這位老同志因為1950年一役被捕坐牢十多年，但他始終不忘初心，出獄後一直積極尋找當年在台同志的下落。

經過多年的辛苦努力，他終於製成一份沉甸甸的名單。

在這份名單上，有一百餘位犧牲在台灣島上英烈的名單，「劉光典，旅順人」的記錄，赫然在列。

1991年，經過劉光典之子劉玉平多年來的資料搜集和組織的多方查證，終於確定劉光典沒有叛變的事實，多年冤案終得平反！

正義會遲到，但不永遠會缺席。

結語

2008年，劉光典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憑藉著他傳奇般的經歷和堅定的革命信仰，劉光典也和吳石、朱楓等人合稱為台灣島紅色特工「三傑」。

2013年，無名英雄紀念廣場在北京西山森林公園建成，用以紀念49年到50年間犧牲在台灣島上的地下工作者，劉光典的名字也出現在廣場的紀念牆上。

這份榮譽是對劉光典烈士多年堅守的最大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