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春秋前期齊桓公創霸業起，直到春秋中葉之末，晉、楚再盟於宋止，諸大國為了爭霸砍殺了百餘年，弄得中小國家不僅要貢納財物，而且受到戰爭之害也頗深重。地處晉、吳、齊、楚交通要道之間的宋、鄭兩國，首鼠兩端，吃盡了大國苦頭。這兩個國家對待晉、楚的政策如同鄭大夫子良所說：「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左傳》宣公十一年）晉、楚兩國皆咽內爭外患而筋疲力盡，諸侯間也實在受不了「犧牲玉帛，待於二境」（《左傳》襄公八年）的苦痛，於是再由宋國發起弭兵運動。
宋國的執政者向戌與晉、楚兩國的當權者趙武（即趙孟，又稱趙文子）和子木（即屈建）是好友，他想利用這種關係，在諸侯間發起弭兵運動。魯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向戌先到晉國去找中軍元帥趙武，趙武和眾大夫商量對策，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葘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不能成功），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因而晉國贊同了向戌的倡議。向戌又去楚國，「楚亦許之」，（均見《左傳》襄公二十七年），接着齊、秦和其他一些中小國家也都表示同意。
是年五月至七月，晉、楚、齊、宋、衛、鄭、魯、陳、邾、滕、許、蔡等候國的卿大夫和小國君主在宋都商邱盟會，秦國雖然同意弭兵，但沒有出席會議。在會上，楚國首先提出「晉、楚之從，交相見」（《左傳》襄公二十七年）的要求。這個「晉、楚之從」是指附屬於晉、楚的各國，「交相見」，意謂原屬晉的朝楚，屬楚的朝晉。這就是說，原先分別從屬晉、楚的中小國家，現在要同時負擔向晉楚兩國朝貢的義務。由於原來從屬於晉國的侯國占多數，這就使晉國吃了虧。於是，晉趙武說：「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左傳》襄公二十七年）最後商定，齊、秦兩國除外，其他各國都須「交相見」，楚國還是佔了便宜。這樣一來，兩國的附屬國必須既朝晉又朝楚，承認晉、楚為其共同的霸主。當時如果不是晉、楚兩國勢均力敵，這種現象是不會出現的。
弭兵會議後，晉、楚兩國之間在四十年內沒有發生衝突，戰爭的中心便由中原移到了東南地區的吳、楚，吳、越之間。這時的中原諸侯國雖然免受了大國的征伐，但從小國人民的負擔來說，並未減輕，因為他們的貢納較前增加了一倍。
例如，公元前544年，晉人司馬女叔侯對晉君說：「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鄭國對晉、楚的貢納也是很重的。公元前551年，晉國派人到鄭國要貢品時，子產回答說：鄭國對於晉國，「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薦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左傳》襄公二十二年）。春秋時代，魯、鄭等國對於晉、楚大國屬於二等國，但是它們對於一些小國又是強者，小國對於它們又有負擔。魯向邾、■等國索取貢物，便是其例。
小國對於大國的貢納，當然還是落到人民頭上，因而人民負擔也就不斷加重。所以在齊國「民參其力，二入於公」；在晉國「庶民罷敝，而公室滋侈。道殖相望，而女富溢尤」（均見《左傳》昭公三年）；在楚國，「道殖相望，盜賊司目，民無所放（依），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國語•楚語下》）。當時的人民由於遭受到如此沉重壓榨，因而人民反抗，也較普遍。所以記載中說：楚國「寇盜充斥」（《左傳》襄公三十一年）；魯、鄭「多盜」（《左傳》襄公二十一年）。齊國因為施用嚴刑鎮壓人民的反抗，以致「國之諸市，屢賤踴貴」（《左傳》昭公三年）。這種現象的出現，正如墨子所云：「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雖欲無亂，不可得也」（《辭過篇》）。弭兵約後，各國便由過去的國與國的鬥爭逐漸轉向國內鬥爭，使一些侯國內部發生了政治經濟等方面的變化，舊制度也逐漸為新制度所代替。因此可以說，洱兵之會是春秋時期由諸侯兼并轉向大夫兼并的關鍵之年，也是春秋時代由前期轉入後期的標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