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被捕入獄，好友章士釗出庭辯護，沒想到法庭卻出現滑稽一幕

2022年07月03日18:25:37 歷史 1587

1919年6月，陳獨秀曾在自己創辦的報紙《每周評論》上，發表過這樣一段話：

「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又沒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價值的文明。」

當時中國正是風雨如晦、災難深重，陳獨秀身在其中，發出這樣的吶喊。只是叫人沒有料到的是，這些話後來都被陳獨秀「不幸命中」了。

他曾在1913年、1919年、1921年、1922年，四度入獄，四次出獄，真的是「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

但到1932年第五次被捕的時候，陳獨秀就沒有以往那麼輕輕鬆鬆地重獲自由了。

圖/陳獨秀影視形象

1932年10月，其實陳獨秀已經不是共產黨黨員，他在1927年7月被以「犯右傾投降注意錯誤」而停職，又在1929年11月被正式開除了黨籍。

但即便是已經在黨內不擔任任何職務，甚至因為組織「托派」而被當作共產黨的內部矛盾，卻還是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了。

當時有人認為這是國民黨的「苦肉計」，希望以此讓陳獨秀屈服，為「黨國」效勞，但陳獨秀不理會這些「閑言碎語」，他只是把這次被捕，當作一次再普通不過的「家常便飯」。

所以，在從上海被押解到南京的列車上，在滿是鋼盔、鐵槍和刺刀的車廂里，陳獨秀酣然入夢，直到凌晨列車到站，才在夢中被押解員狠狠叫醒。

他從沒有把自己當作囚犯，也沒有因為囚犯的身份而自卑，所以在到南京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寫信給南京當局，要求添置衣物和棉被，因為他身體多病，被捕時沒來得及帶任何保暖衣物。

不僅如此，因為陳獨秀的名人身份，當時請求入獄採訪的新聞記者，如「過江之鯽」，絡繹不絕；還有不少人，單純是因為仰慕陳獨秀的書法，而請求入獄拜訪，希望陳獨秀「賜字」。

而陳獨秀對這些來訪者，也並不是都拒絕。當許多軍政部的青年，手持筆墨和幾寸長的小紙條，圍着陳獨秀，向他「索書」紀念的時候，陳獨秀就在監獄中，揮毫落紙：「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莫等閑，白了少年頭」......

他應接不暇，直到將墨水寫完，才算是解了圍。不僅是他龍飛鳳舞、剛柔並濟的書法，令青年軍人們得者喜、失者憾，這些東方哲人的憂國胸懷、威武不屈的勇夫氣質，更是令人驚嘆，絲毫沒有低眉順眼的囚徒形象，有的只是氣吞山河的魂魄。

雖然在監獄，但陳獨秀非常受到尊敬，不僅是看押的士兵，所有人都對他另眼相看。

圖/陳獨秀書法

而在監獄外，同樣十分「熱鬧」。

1932年10月陳獨秀被國民黨羈押的消息傳出後，正如之前四次一樣，再度引起各方的呼籲和營救。這次營救的輿論，超過了歷史上的任何一次。這是一次社會各界的大營救。

先是國民黨內部。翁文灝、胡適及南京政府外交部長羅文干紛紛致電蔣介石，請求將陳獨秀一案交給司法審判，不要交給軍事法庭。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是對陳獨秀的一種特殊「保護」。

還有是學術界。上海學術界領袖蔡元培、楊杏佛、柳亞子、林語堂等，在上海《申報》公開發表文章，請求蔣介石「矜憐耆舊，愛惜人才」，放了陳獨秀，如此一來，「學術幸甚，文化幸甚」......

此外還有國際界。陳獨秀被捕當月，杜威、羅素、愛因斯坦等國際知名人士，紛紛致電蔣介石，營救陳獨秀，在國際上引起了軒然大波。

圖/陳獨秀

對此，蔣介石的態度是起起伏伏的。一開始，有不少人要求「清算陳獨秀」，因為他曾經是「赤匪的始作俑者」，應該正法，而沒有任何活命的可能。

但是，後來蔣介石還是妥協了，迫於國內學術界，尤其是國際界的壓力，考慮到之前幾次陳獨秀被捕後「熱鬧」的情形，他在11月24日致電南京：

「陳等所犯之罪，系危害民國之生存，國家法律對於此種罪行，早在法律上有明白的規定，為維持司法獨立尊嚴計，應交法院公開審判。」

如此一來，他才終於放棄了組織軍事特別法庭的念頭，改由法院公開審理。這給了陳獨秀本人極大的生存空間，也給了外界營救人士極大的希望。

圖/陳獨秀在獄中，影視形象

先是陳獨秀的北大學生傅斯年，於1932年10月30日在報紙上發文聲援，稱頌陳獨秀是中國革命史上「光焰萬丈的大彗星」。

而後是宋慶齡，他在10月31日從上海到南京，又乘飛機到武漢，為陳獨秀的案子，想訪問蔣介石夫婦。

還有蔡元培、胡適等人，紛紛向陳獨秀推薦辯護律師。尤其是陳獨秀「五四」以前的好友，民國大律師章士釗，還自告奮勇，請求義務為他辯護。

這麼多人要幫助陳獨秀，但沒想到陳獨秀卻特立獨行。當記者問他聘請律師一事時，他說自己沒錢請，而且他始終認為自己的案子，不需要請律師。

「行無愧怍心常坦，身處艱難氣若虹」，他堅信自己能為自己開脫，請不起律師，也用不着律師。

但即便是這樣，深知陳獨秀倔強秉性的章士釗，還是去了南京，主動卷進了這個政治漩渦。

圖/章士釗

說起陳獨秀和章士釗，他們其實是政治上的老搭檔了。1903年《蘇報》案發，他們一起迎難而上，創辦了《蘇報》第二的《國民日報》。期間，他們同進同出，同吃同住，日促膝談，意氣風發。

後來1914年在日本，陳獨秀又幫助章士釗創辦《甲寅》。只不過，後來由於政見相左，在章士釗當了段祺瑞政府的教育總長和司法總長後，兩人分道揚鑣，不談政治。

1926年「三一八」慘案震驚全國，陳獨秀氣憤之餘，致信章士釗，表示要跟他絕交。

從好友到政敵，對於陳獨秀的秉性，章士釗是再清楚不過了，他曾感嘆：陳獨秀是「吾弱冠涉世交友遍天下認為最難交者」，但即便如此，當1932年好友落難的時候，他還是堅持出面。

當時，章士釗已經是聞名全國的大律師，對於普通的訴訟案，即便別人高薪聘請，也難以得到他的承諾。但對於陳獨秀，他不僅主動請纓，還分文不取，為的就是將陳獨秀營救出獄。

對此，章士釗當時也被人傳頌「有古義士之風」。

對於舊友、政敵章士釗的「殷勤」，陳獨秀盛情難負，默認了此舉。

本以為兩大才子聯手，必然上演一出好戲，沒想到的是，法庭上卻出現了滑稽一幕。

圖/陳獨秀在獄中

1933年4月14日上午9點半，江寧地方法院，「肅靜！肅靜！」，隨着書記官的敲錘聲，陳獨秀被捕一案正式開庭審理。

先是陳獨秀入場，他環顧法庭，神態自若，好像伏筆寫作久了之後終於出來透口氣一般，勝似閑庭信步。

後是陳獨秀回答法官詢問，「本人陳獨秀，字仲甫，安徽懷寧人，住上海岳州路永興里，無業......」從容不迫。

三次開庭，陳獨秀有問必答，毫不畏懼。雖然有大律師章士釗在場，但陳獨秀並不領情，他竟然自己洋洋洒洒寫了一篇數千字的《辯訴狀》，併當庭大聲朗讀。

「余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來，反抗清帝，反抗北洋軍閥，反抗北洋思想，反抗帝國主義，奔走呼號以謀改造中國者於今30年......若謂反動政府即為『危害民國』，此種邏輯難免為世人恥笑。孫中山、黃興曾反對滿清和袁世凱，而後者曾斥孫、黃為國賊，豈篤論乎？故認為反對政府即為叛國，則孫、黃已二次叛國矣，此荒謬絕倫之見也。」

陳獨秀慷慨陳詞，毫無囚徒的面色，駁得審判長面露難色，只能尷尬宣布：「依照法庭審理程序，由被告律師為其作辯護。」

隨後，章士釗從律師席上站起來，端正衣冠，掃視法庭，也開始了自己長達5600字的長篇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