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立三將軍是我軍後勤工作的卓越領導者，從紅軍時期到新中國成立，他畢生戰鬥在我軍後勤戰線，立下了不朽的功勛，譜寫了保障有力的輝煌篇章。
能為「無米炊」——一款軍裝的誕生
1931年夏天，紅軍總部決定給每個指戰員添置一套新夏裝。但由於當時的經費十分緊張，總部明確規定：每人只能按照三角五分錢的標準做衣服，而且新軍裝的顏色還要統一為灰色。
當時，楊立三分工主管軍需後勤工作，根據總部的指示，他立即讓軍需處的同志到瑞金城裡了解布料及服裝加工的有關情況。軍需處的同志高興地來到城裡，可四下一打聽，頓時感到非常失望。原來，按照當時市場的價格，即使不算上加工費，光做一套衣服的灰色布料就需要四角一分錢，按照總部規定的那個標準，根本就不可能把新軍裝做起來。回來後，他們在給楊立三彙報時，都泄氣地說：「算了吧，這幾個錢做什麼新衣服，還是買一些花生米吃一吃，改善改善生活算了！」
楊立三
楊立三聽了軍需處同志彙報的情況後，心裏同樣非常着急，於是決定親自到城裡了解情況。楊立三帶着給養員，頂着炎炎烈日，一口氣從總部駐地葉坪跑到瑞金城裡，這個店鋪轉轉，那個店鋪看看，這個攤位問問，那個攤位談談，到處打聽布料的價格，弄了一身大汗。結果與先前去的同志了解到的情況完全一樣。
然而，楊立三並沒有泄氣，因為他在了解中發現，灰布價格確實是貴，用總部給的那點錢根本買不起，但白布的價錢卻便宜得多，做一套新衣服，買好白布需要三角錢，差一點的只需要二角八分錢，而把做一套衣服的白布染成灰色，需要五分錢。於是楊立三決定買白布到染坊着色。但他轉念一想，還是行不通，這樣一來，三角五分錢只能解決總部規定的做衣服的灰色布料問題，可衣服還是做不起來，因為裁剪、縫製的錢還沒有着落！
紅軍軍裝
楊立三看着面前的白色布料，心裏着實犯起難來，眉頭也皺起了老高。他在心裏默默地核計着：買好白布自己着色，每套只需花三分錢買染料，這樣一來又便宜了一些。可再一細想，裁剪一套衣服需要二分錢，縫製一套衣服需要三分錢。這麼加在一起，一套衣服還是需要三角八分錢，衣服還是做不成。
算計來，算計去，楊立三的眉頭終於舒展開了，因為他心裏已經想好了一套只需花三角五分錢就可以做好一套新軍裝的最合理的方案：
買次白布每套花去二角八分錢，買染料每套需要三分錢，裁剪費每套需要二分錢，縫製一套軍裝的針線再需要二分錢，然後讓戰士們自己動手，把裁剪好的布料縫製起來，這樣下來，做好一套新衣服，正好只用三角五分錢，一分不多，一分也不少！
想到此，楊立三興奮地自言自語道：「這個方案最可行，戰士們總算可以穿上新軍裝了！」回到葉坪以後，楊立三連夜把了解到的情況和自己的「合理化」建議向總部首長作了彙報，總部首長感到他的方案切實可行，當即決定依照他的計劃施行。就這樣，很快紅軍戰士都穿上了自己親手着色、縫製的新夏裝，可是他們當中絕大多數同志都不知道，在這樣一套簡單、質樸的軍裝里，凝聚着楊立三同志多少心血啊！
楊立三（右一）與楊秀峰等人合影
敢用「土辦法」——一次褒獎的獲得
1936年2月，紅一方面軍在司令員彭德懷、政治委員毛澤東的率領下，進行了著名的東征戰役。這次戰役的目的是為了打破國民黨軍隊的封鎖，打通抗日路線，推動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擴大抗日紅軍和抗日游擊隊，在發展中鞏固陝北革命根據地。
東征戰役歷時75天，紅一方面軍將士在東渡黃河，進擊晉西、晉中地區後，迅即回師陝北，取得了殲敵7個團，俘敵4000多人，繳獲各種槍支4000餘支，戰炮20多門，基本實現預期目的的重大勝利。
東征戰役的後勤工作和支前工作，是在毛澤東、周恩來同志親自領導下進行的，但具體的組織協調是由時任西北軍委後方辦事處兵站部部長兼政委的楊立三負責。
東征戰役是在紅一方面軍剛剛結束長征後不久發起的，當時部隊在人力、物力和財力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困難。為了做好東征戰役的各項準備工作，中央軍委於1935年12月24日下達了《四十天準備行動的計劃》。根據有關指示精神，楊立三立即開始馬不停蹄地進行各種準備工作，他一方面充分發動群眾，利用剛剛建立起來的總兵站的各級組織進行準備工作；另一方面，他還親自動手，在很短的時間裏配齊了兵站部的幹部，新建了分站，開設了三條兵站線，為完成戰役保障任務進行了組織準備。
紅軍東渡黃河
然而，東征戰役的最大困難是如何解決13000人的渡河船隻問題。紅一方面軍長徵到達陝北後，敵人四面包圍，嚴密封鎖，根本不可能有現成的渡船，自己動手造船，也面臨著缺少木料、時間緊迫的難題。
為了解決這個大難題，楊立三率領總兵站大部分人員移駐到離黃河渡口不遠的延川縣。他親自深入到群眾中間，了解當地群眾渡河的方法，當得知過去有些偷運鴉片煙到山西販賣的商販，是用山羊皮筒做筏子過河，每隻筏子能渡6至8人的時候，楊立三心裏高興極了。他在把這種土辦法了解清楚後，又親自在寒冷的冬天裏用這種筏子試渡了一次，結果效果比較理想。老鄉們告訴他，用來做這種筏子的主要材料是整羊皮筒，在當地非常多，而且羊皮筒筏子製作起來也比較簡便，於是他提出了製作羊皮筏渡河的方案，以解決部隊渡河的船隻問題。
就這樣，在楊立三的精心組織下，共徵調造船工一百多人，製作羊皮筏子近百個，渾筒3000多個，船板1500多條，徵招、訓練船工200多人。與此同時，在有關人員的緊張工作下，兵站部還為東征紅軍準備了10天的乾糧，以及較為充足的軍械、彈藥。
羊皮筏
戰役期間，楊立三隨紅一軍團渡河，他率領兵站部的同志運輸物資、搶救傷員、收集戰利品，做了許多工作。東征戰役結束以後，毛澤東對楊立三的突出貢獻給予了嘉獎。後來，周恩來同志在評價楊立三時，也動情地說：
「楊立三同志從1927年參軍起，就安心於後勤工作和財務工作，沒有個人打算，不講價錢。當有些同志還在錯誤地輕視後勤工作時，楊立三同志即已認識到後勤工作和財務工作是我軍建設中的重要部分，深刻地體會到後勤工作和財務工作在保障戰爭勝利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善施「催化劑」——一個方案的出台
抗日戰爭進入到1939年4月，時任八路軍兵站部部長兼政委的楊立三奉命從延安到達華北敵後抗戰的重要戰略基地——太行山區抗日根據地。來到太行以後，根據中央軍委的指示，楊立三組建了後勤部，負責領導供給部、兵站部和衛生部的工作，他被任命為後勤部部長兼政委。
當時，正是敵後抗日根據地處境最為艱難的時期。
從1939年開始，日軍將其主要兵力轉向華北抗日根據地，對根據地進行了瘋狂的大規模的「掃蕩」，「掃蕩」中實行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妄圖摧毀抗日軍民的生存基礎；國民黨反動派也加緊了反共活動，蔣介石調集70萬大軍，配合日軍對抗日根據地實行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更為致命的困難是，當時華北地區連續發生水、旱、蟲災，糧食大幅度減產。所有這一切，使得抗日根據地內的廣大軍民沒有糧吃，沒有衣穿，根據地的財政經濟和軍民生活陷入了極其嚴重的困境。
滕代遠
為了克服困難，鞏固根據地，堅持抗戰，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根據地的廣大軍民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楊立三更是身先士卒，積極投入到了根據地的財政建設和軍工生產工作中，保障了部隊的軍需供應和物資運輸。
1943年9月，中央軍委任命楊立三兼任八路軍前方副參謀長，此時，他認真總結了領導大生產運動以來的主要經驗和成果，與八路軍總部參謀長滕代遠一起研究制定了著名的《總部伙食單位生產節約方案》。
自開展大生產運動以來，楊立三領導的後勤部生產一直搞得很好，因此給養也比其他部門要好些。然而，有些人對此卻產生了不同看法，說楊立三是本位主義，說後勤部有些同志在集體生產之餘私人養雞、養兔，搞小生產是搞資本主義。
彭德懷等總部首長聽到這些議論後，明確表態，對楊立三的這種批評是不公正的，這是在軍隊機關中「犯了嚴重的平均主義」，「會阻礙集體與個人生產的發動」。彭德懷還明確指出：「要發動個人生產，從生產中得來的私人積蓄不僅不應反對，而且是允許的。某一單位生產好，吃得好，應當獎勵，只有那些好吃懶做的平均分子，才應受到批評與指責。」
楊立三（左一）與毛澤東（左三）等人的合影
鄧小平同志在一二九師召開的生產動員大會上也指出：「我們必須建立賞罰制度。在命令中要規定，對於個人生產模範、勞動英雄，要給予一百元到二百元的獎金。」他還說：「可能有些同志說，這是不是過高了？我說，不高！因為這是他們的勞動所得，又不是貪污，是應該的。」
這一系列正確思想，極大地推動了大生產運動的發展，1943年10月1日，一二九師機關人員提出，停發津貼費、菜金和辦公費，由自己生產收入中解決。正是在總部首長的關懷和支持下，在大生產運動的深入開展並取得明顯成效的形勢下，《滕楊方案》才應運而生。
《滕楊方案》以毛澤東同志關於公私兼顧的重要指示為依據，認真總結了敵後抗日根據地開展大生產運動的經驗，批判了「一切歸公」、「反對私有」、「個人積累勞動所得是富農思想」等「左」的觀點，提出了「生產有分紅，勞動有報酬，公私兩利」的發展生產的方針，規定了集體與個人生產節約的獎勵分紅方案。
方案指出：「我們提倡勞動，獎勵勞動，只要是勞動所得，自己就有權享受，你生產得越多，你所得的也越多。我們提倡節約，獎勵節約，只要是合理的節約，你節約得越多，所得的也越多。我們提倡私人積蓄，只要是勞動所得的代價，你越積蓄得多就越好。」
在方案中還明確規定：集體勞動超產部分「二八分紅」，即百分之八十歸公家，百分之二十獎勵個人；個人勞動超產部分「三七分紅」，即百分之三十交公家，百分之七十歸個人；私人養雞、養兔、養蜂所得，全部歸個人所有。
延安時期的大生產運動
可以說，《滕楊方案》正確處理了生產和分配、集體與個人的關係，對進一步推動部隊的生產節約運動，起了很大作用，方案提出以後，中共太行區黨委、太行軍區政治部聯合發出了向《滕楊方案》生產大道上邁進的指示，太行《新華日報》也發表了《響應「滕楊方案」，檢查生產運動》和《培養公私兼顧的群眾骨幹，加緊開展春耕運動》的社論。
正是由於《滕楊方案》的宣傳和推廣，太行區的群眾性大生產運動的規模越搞越大，軍民的生產積極性也越來越高，收效也越來越好。僅在1944年，太行八路軍部隊就平均每人開荒3畝多，共達88000多畝，佔全區開荒總數的三分之一；太岳八路軍部隊開荒5萬多畝，產糧達到25000餘石。除此之外，各種軍需物資和日用品的生產也越來越豐富。
經過一年多的實踐，《滕楊方案》獲得了普遍的豐收，不僅推動了軍民的生產節約運動，保障了部隊的物資供應，堅持了對敵鬥爭，增強了部隊的勞動觀點，培養了大公無私、先公後私的精神。同時，也澄清了一些同志把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當成現實的平均主義思想。這個方案確實是一個政治經濟雙受益的好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