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籌集經費，她與丈夫賣掉6個月大的兒子，人們從悼詞中才知此事

　　1935年，對於黨組織來說是最艱難的一年，大部隊在長征途中被國軍圍追堵截，險象環生；留在根據地打游擊的同志們被白色恐怖籠罩，艱難求生；而在白區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們，也是困難重重。

　　1935年2月，上海中央局遭到破壞，以書記黃文傑為首的30多名同志被捕，損失慘重，3月，以劉仲華、賀昌之、浦化人為首的三人團組成組成上海臨時中央局，可惜的是，7月，中央局再次遭到破壞，不僅40餘人被捕，就連一些組織機構、人員情況、聯絡地址等重要文件被敵人搜去，上海臨時中央局結束。

　　上海中央局的破壞，也讓很多同志與組織失去了聯繫，負責直隸、山西、山東、河南、內蒙古、滿洲等地地下工作的北方局便是如此。

　　更不湊巧的是，當時的華北遭遇大旱，赤地千里，與組織失去聯繫，沒了經費來源，讓當地同志陷入困境，其中壓力最大的，就是時任北方局局長兼河北省委書記的高文華和他的愛人賈璉。

　　當時，賈璉負責省委財政工作，組織活動要經費，交通員出差要出差費，房東又催繳房租，雖然高文華想方設法聯繫其他地下組織，也曾帶着同志下鄉鬥地主、吃大戶，但在天災面前，地主家也無餘糧，此舉收效甚微，有同志甚至被餓的提不起步子。

　　長期的勞心勞力，也讓高文華患上肺結核，經常吐血，沒錢買葯只能喝鹽水消炎，他們的兩個年幼的女兒，也常常吃不飽肚子。

　　一次，兩個女兒餓得實在受不了了，便偷偷在外面捉蝗蟲吃，就因為這，高文華一氣之下，動手打了兩個女兒，原因無他，他們的公開身份是商人，有錢人家的孩子怎麼會吃蝗蟲？這樣可能會暴露身份。

　　見丈夫日漸消瘦，賈璉心疼不已，決定把掛在門口充門面的臘肉取下給丈夫補身體，但卻被高文華制止，因為這塊肉，是他們用來充門面的。

　　苦苦思索，卻尋不到經費來源，賈璉想起了自己的三個孩子，當時，高文華和賈璉的兩個女兒，一個11歲，一個8歲，而他們的兒子才6個月。

　　在舊社會，女孩兒被賣，命運大多凄苦，而兒子就不一樣了，基本都是被買回家傳宗接代，於是，夜間賈璉找丈夫商量此事兒。

　　這是高文華、賈璉夫婦唯一的兒子，白白胖胖甚是可愛，夫妻二人是百般不舍，可為了革命，為了組織，他們只能含淚將這個孩子賣掉。

　　幾天之後，這個孩子被賣給了唐山一個女工，賈璉親自在「賣後不相往來，不能探望」的契約上籤上名字，作為母親的她，當時她的心有多痛，可想而知。

　　這個兒子，被賣了50塊大洋，就靠着這50塊大洋和其他同志籌集來的一些錢，高文華、賈璉夫婦不僅維持了北方局半年的開支，而且在1935年12月，北方局和河北省委還指導了「一二九運動」，將中國人民抗日民主運動推向了高潮。

　　只是，除了少數幾人，大家都不知道高文華和賈璉夫婦在這段時間付出了什麼，當有人問起二人的兒子，賈璉總是沉默不語。

　　其實，這已不是高文華、賈璉夫婦為革命賣掉的第一個孩子。

　　高文華，原名廖劍凡，湖南益陽人，父親是位文人，早年間參加同盟會，後在益陽縣立國民小學教書。

　　因家境貧寒，高文華13歲便在一家豆豉坊當了學徒，後來又去雜貨店當店員。

　　賈璉比高文華大2歲，高文華的父親，與賈璉的父親是至交好友，二人從小就定了娃娃親，16歲時，賈璉的父親病逝，家庭陷入困境，於是把賈璉送到廖家當童養媳。

　　對於賈璉，起初的高文華並不滿意，一是抵觸包辦婚姻，二是賈璉的文化低，並不符合高文華的擇偶標準。

　　初到廖家的賈璉，處境很不好，不僅高文華對她冷淡，就連婆婆也看不起她。

　　當高文華的父親知道這件事兒後，把賈璉送到益陽縣立女子學校學習，在這裡，賈璉不僅學會了縫紉等生活技能，也接受了新思想，投身反帝愛國運動。

　　而高文華，則在14歲的時候，去了長沙一家電燈公司當工人，並在1922年，進入毛澤東、何叔衡創辦的湖南長沙自修大學。

　　隨着學識的不斷提高，高文華也明白一個道理，包辦婚姻是父母所為，賈璉沒有錯，她也是受害者之一，於是，離家幾年的高文華第一次提筆給賈璉寫信：「……過去我站在封建勢力一邊欺壓你，實在是太不應該了……你要組織女同胞參加社會上的反封建活動……」。

　　一封信，讓高文華和賈璉迅速拉近，此後，高文華又先後將《嚮導》、《先驅》、《新青年》等進步書刊寄給賈璉，賈璉的思想，迅速升華。

　　也是在這一年，17歲的高文華與19歲的賈璉結為夫婦，婚後，賈璉跟隨高文華一起，展開革命鬥爭，這段時期，高文華給自己起了一個新名字「廖去惡」。

　　1923年6月，高文華因領導工人大罷工，返回益陽進入一家針織廠，繼續做鬥爭。

　　1925年，高文華被組織送到廣州，並進入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在此期間，高文華參加了著名的省港大罷工。

　　北伐前夕，高文華又接受組織指派，成為「湖南省農民運動特派員」，返回老家益陽組織農協會，開展農民運動。

　　在高文華的努力下，3000名群眾參加了1926年的元宵節遊行示威，除此之外，高文華還開辦平民學校，平民工廠，使益陽群眾的思想，得到大大提升。

　　1927年，馬日事變爆發，高文華無奈離開益陽，到湖南石首避難，雖然當時的環境十分惡劣，但高文華並未因此退縮，反而歷經千辛萬苦到達上海，找到組織，先後在漢口、武漢、漢陽、上海、山東等地展開工作。

　　1932年，賈璉在為高文華生育兩個女兒之後，又生下一個兒子。

　　當時的高文華，在上海中央組織部擔任「內交科」科長，可當時的形勢並不樂觀，隨着顧順章的叛變，20多個秘密機關遭到破壞，惲代英、蔡和森等人相繼被捕慘遭殺害。

　　在這樣的環境下，擔任內交科科長的高文華和夫人賈璉，先後掩護瞿秋白、魯迅、夏姑娘等脫離險境。

　　如此情形，孩子的出生，必定會為革命工作造成困擾，高文華、賈璉夫婦商量之後，決定把出生僅3周的兒子賣到上海育嬰堂。

　　不幸的是，這個孩子到育嬰堂的第二天便夭折了，這也成為夫妻二人一生之痛，可這種痛苦，在1935年的時候，夫妻二人又經歷了一次。

　　「一二九」之後，高文華、賈璉夫婦去了延安，抗戰爆發後，又在組織的指派下，前往湖南、重慶等地工作。

　　抗戰之後，緊接着解放戰爭爆發，忙於革命的二人，一直沒有機會尋找孩子，直到新中國成立，夫妻二人這才有了空閑。

　　他們先是託人在唐山尋找，然後又委託河北公安局幫忙，最終得到的回復是，他們的孩子在八九歲時，因一場流行病，與養母雙雙離世。

　　聽聞孩子已經離世，高文華、賈璉夫婦有多心痛，可想而知，但關於這個孩子，他們夫婦再未提起，獨自忍受着這份痛苦。

　　建國後，高文華先後擔任湖南省工業廳廳長、輕工業部副部長、水產部副部長等職，而賈璉，則擔任湖南省委婦女委員會委員、北京電業局第一副局長、電力部監察司副司長、水電部水文局副局長等職。

　　雖然夫妻二人的職位並不高，但卻在各自崗位上兢兢業業，為新中國做貢獻，然而，當浩劫來臨時，這對為革命奉獻良多的夫婦，都沒逃過悲慘命運。

　　高文華被關押在秦城監獄8年，而賈璉，也受到迫害，好在夫妻二人相扶相攜，都從這段苦難中走了過來。

　　1981年，賈璉先一步離開人世，享年78歲，臨終之前，賈璉還把生前省吃儉用攢下的1萬塊錢交給組織，作為最後一次黨費。

　　在賈璉的追悼會上，悼詞中，賈璉賣子換經費的事情，才再次被提及，被大眾知曉。

　　1994年，高文華離開人世，享年90歲。

　　其實，在戰爭年代，像高文華、賈璉夫婦，為革命捨棄孩子的夫妻並不在少數，抗聯第三軍總指揮李兆鱗害怕孩子的哭聲引來敵人，將孩子放到深山；地下黨員盧志英，為掩護同志，把出生3個月的孩子掛在棗樹上；堅守秘密，眼睜睜看着2歲兒子在自己面前慘死的朱舜華......

　　正是因為這些革命前輩無私付出，才換來今天的幸福生活，如今，他們的事迹，應該讓更多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