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歲老人自述：保姆對我提出一個不合常理的請求，但我覺得很開心

＂李大爺，我想讓您收養我。＂

1991年的一個清晨，徐阿姨站在我面前，聲音輕但堅定。我端着搪瓷茶杯的手頓了一下，老花鏡後的眼睛眨了眨，不確定自己是否聽錯了什麼。

晨光透過磨砂玻璃窗，照在鐵皮水壺上反射出柔和的光，屋裡瀰漫著小米粥的香氣。

我叫李建國，今年六十五歲，是一名退休的中學物理老師。妻子走得早，兒子在外地成家立業，我一個人住在這座老舊的筒子樓里，東西兩側的鄰居隔着薄薄的牆，連咳嗽聲都能聽得一清二楚。

三個月前，腿上的老毛病又犯了，兒子托單位關係給我請了保姆徐阿姨。她四十八歲，是從河南農村來的，手腳麻利，做的飯菜合我的口味，尤其是那道酸菜燉排骨，連隔壁王大爺都饞得不行。

＂李大爺，我想讓您收養我。不是真的領養，就是…認個乾親。您當我乾爹，我當您閨女。＂徐阿姨站在那兒，雙手不停地搓着圍裙角，眼睛卻直直地看着我。

我放下粥碗，笑出了聲：＂徐阿姨，您這是從哪本電視劇里學來的橋段啊？咱倆誰大誰小啊？＂

徐阿姨臉一紅，卻沒退縮：＂我知道聽着怪，可我是認真的。＂

她在我對面坐下，雙手握着搪瓷茶杯，講起了自己的苦衷。村裡人笑話她，四十八歲了還沒過上好日子，連個依靠都沒有。

如今出來給人當保姆，更是矮人一截。如果能認個有身份、有學問的乾爹，至少回老家時能挺直腰板。

＂我伺候您，比伺候親爹還上心。您瞧，就當我是收了乾女兒，以後有人照顧您。＂徐阿姨一臉期待，彷彿我一點頭，她就能立刻磕頭拜把子似的。

我皺起眉頭，不知該如何回應。六十五歲的人了，突然被一個四十八歲的婦女要求認乾親，這事擱誰身上都得愣神。

＂這事兒吧，容我考慮考慮。別著急。＂我只能這樣敷衍。

那天之後，我開始留心觀察徐阿姨。她總是天不亮就起床，摸黑在煤球爐上開始準備早飯，然後打掃房間，洗衣服。

那雙手上的老繭厚得能和我這個幹了一輩子粉筆的老教師相比，走路時右腿有點跛，據說是年輕時在生產隊幹活摔傷的。

＂徐阿姨，您別總是這麼早起。＂一天我看她五點多就在廚房忙活，不由得勸道。

＂習慣了，睡不着。＂徐阿姨邊切菜邊說，＂在家那會兒，天不亮就得下地幹活。＂

我從抽屜里翻出徐阿姨的資料。她來自河南農村，丈夫早年得了肺病去世，留下她和當時還在上初中的兒子。

靠着縫縫補補、養雞摘棉花，她硬是把兒子供到了大學。兒子畢業後在深圳一家外企上班，娶了當地姑娘，一年難得回家一次。

原本徐阿姨想跟著兒子去深圳，卻被兒媳找了一堆理由擋了回來。我在電話簿上找到了她兒子的號碼，好奇心驅使我撥了過去。

＂喂，是徐鴻嗎？我是你媽現在工作的李老師。＂電話那頭安靜了一會，隨後響起一個彬彬有禮的聲音。

＂李老師您好，我媽在您那兒工作，有什麼問題嗎？＂

我和他聊了幾句，感覺是個不錯的年輕人，言語中對母親確有感激之情。但當我提起請他母親去深圳小住時，他的語氣明顯變得為難。

＂李老師，不是我不想接媽過來，實在是深圳房子太小，而且媽農村習慣了，這邊她住不慣的。＂

放下電話，我對徐阿姨的處境有了更深的理解。骨肉親情卻隔着千山萬水，甚至不及我這個才相處三個月的僱主。

一天晚上，徐阿姨洗完碗，小心翼翼地坐在我對面：＂李大爺，您考慮得怎麼樣了？＂

屋外電線杆上的廣播喇叭正在播放《夜來香》，整條街的窗戶大多亮着暖黃色的燈光。我放下正在看的《參考消息》，摘下老花鏡：＂徐阿姨，您真想認我這個乾爹？＂

她點點頭，眼裡有期待，也有忐忑。

＂可我什麼也給不了您啊。我就是個普通退休教師，每月那點工資還不夠買幾斤肉的。認我做乾爹，對您有什麼好處呢？＂

＂不是為了好處。＂徐阿姨坐在沙發另一頭，右手不自覺地搓着左手食指上的老繭，＂李大爺，您這人好，明事理，有文化。我看人不會錯。＂

她嘆了口氣，眼神暗了下去：＂我這輩子沒念過幾天書，上回村裡評選勞模，讓我上台講話，我緊張得連自己名字都差點說不清。＂

＂村支書說，咱們農村人就該認命，別想那麼多。可我不服氣啊，我也想見見世面，也想說幾句像樣的話。＂

我忽然想起了自己的母親。她也是鄉下人，一輩子沒離開過那個小山村，種地養豬拉扯我們兄弟幾個。

臨終前，她拉着我的手說：＂國子，媽不識字，沒給你念過一首童謠，沒教過你一個字，可媽這輩子最大的成就，就是把你送進了學堂。＂

在那個年代，讀書是唯一翻身的出路。父母省吃儉用，就為了我能多讀幾年書。如今我雖然不算多有成就，但也當了一輩子人民教師，培養了幾屆學生，算是對得起父母的期望。

徐阿姨與我母親有幾分相似，都是那種樸實、勤勞的農村婦女，眼中藏着對知識的渴望和對命運的不甘。

＂李大爺，您別有壓力。＂見我不說話，徐阿姨有些着急，＂就是個稱呼，不會給您添麻煩的。我還是按月拿工錢，該幹啥幹啥。＂

＂徐阿姨，我不是擔心麻煩。＂我看着牆上那張發黃的全家福，妻子抱着剛上小學的兒子，我站在一旁，背景是單位發的老榆木傢具，＂只是這認乾親，總得有個儀式什麼的吧？＂

徐阿姨的眼睛亮了起來：＂不用太複雜，就咱倆，買點紙，點支蠟燭就行。農村都這麼認親的。＂

我哭笑不得。我這個從小接受科學教育的人，哪有什麼燒香點蠟的習慣？每年清明節，我都是帶着一束菊花去公墓看望妻子，從不搞那些迷信活動。

＂這樣吧，我們不搞那些形式主義。您想認我做乾爹，我也不反對。但咱們得講明白，這只是個稱呼，不涉及財產關係。＂

徐阿姨連連點頭：＂我知道，我知道。我沒那個心思。＂

＂還有，您得答應我一件事。＂

＂您說。＂

＂您得跟我學點東西。識字也好，唱歌也行，總之不能白認這個乾爹。＂

徐阿姨愣了一下，隨即眼眶紅了：＂李大爺，您真是個好人啊。＂

就這樣，我莫名其妙地多了個＂乾女兒＂。起初我還不太習慣，徐阿姨叫我一聲＂乾爹＂，我總是愣一下才反應過來。

後來我發現，她只在屋裡沒外人時這麼叫。出門買菜、串門子，她還是規規矩矩地稱呼我＂李大爺＂，生怕讓人看出什麼端倪。

奇怪的是，自從這層關係確立後，我們之間似乎多了幾分親近。她會在晚飯後坐下來，聽我講一些過去的事情。

我也願意分享自己的經歷，從文革期間學校停課我在家自學物理，到後來恢復高考我拿到大學通知書時全家人的喜悅；從和妻子在教工宿舍度過的清貧歲月，到為兒子攢錢買第一台黑白電視的欣慰。

有一次，我正在陽台晾衣服，忽然聽見屋裡傳來斷斷續續的讀書聲。循聲過去，發現徐阿姨正對著兒子小學時的語文課本，一個字一個字地念着。

＂春-天-來-了，小-草-綠-了…＂她念得磕磕絆絆，像是剛學說話的孩子。

見我進來，她趕緊合上書，臉漲得通紅：＂我、我就是隨便看看。＂

＂念得不錯。＂我笑着說，＂就是這個＇綠＇字，念＇lǜ＇，不是＇lǔ＇。＂

徐阿姨不好意思地笑了：＂乾爹，我想學認字。您能教我嗎？＂

這個請求比認乾親還讓我意外。一個四十八歲的農村婦女，竟然想從頭學習認字寫字。但隨即，一種久違的熱情湧上心頭。

退休後，我一直覺得少了點什麼，原來是教書育人的那種成就感啊。

＂當然可以。＂我爽快地答應了，從書架上取下幾本舊課本和字帖，＂從今天起，每天晚上都抽出一個小時來學習。＂

從那天起，我們的晚飯時間提前了。吃完飯，洗好碗，我就拿出準備好的教材，像模像樣地給徐阿姨上課。

一開始教簡單的漢字，從＂人＂、＂口＂、＂日＂、＂月＂這些基礎的部首開始，慢慢過渡到組合字。徐阿姨學得很認真，每個字都要寫好幾遍，直到我滿意為止。

＂徐＂字是這樣寫的，左邊一個＂彳＂，表示行走，右邊一個＂余＂，合起來就是＂徐＂。＂徐徐＂是形容慢慢行走的樣子。

徐阿姨聽得入神，然後認真地在本子上一筆一畫地寫下自己的姓。那個方格本子很快就寫滿了密密麻麻的字，有些歪歪扭扭，但能看出是用心寫的。

＂我還不知道徐阿姨的全名呢。＂我突然意識到這一點。

＂徐秀蘭。＂她有些害羞地說，＂爹娘希望我像蘭花一樣端莊秀氣，可我這輩子哪有時間端莊啊，地里幹活，太陽底下一曬，皮膚黑得跟鍋底似的。＂

＂秀蘭，很好的名字。＂我點點頭，＂那我以後就叫您秀蘭吧。反正咱們認了乾親，這稱呼也該改改了。＂

秀蘭的臉上露出了笑容，那一刻，她真有幾分＂秀氣＂的模樣，讓我想起了已故的妻子。她和秀蘭一樣，都是那種樸實無華卻又溫暖人心的女性。

＂乾爹，您說得真好聽，像念鍋碗瓢盆，也能念出花來。＂秀蘭由衷地稱讚道。

隨着識字量的增加，秀蘭對各種知識越來越好奇。每當我講到她不了解的知識點，她都會追問不休。

＂乾爹，報紙上說要南巡講話，啥是南巡啊？＂

＂乾爹，單位里發的福利券能換多少東西啊？＂

＂乾爹，電視里說深圳建高樓，那樓有多高啊？＂

這些問題有的我能回答，有的我也說不清楚。但秀蘭那股子求知的勁頭，讓我想起了當年教學時那些勤學好問的學生。

為了不辜負秀蘭的期待，我常常翻出塵封已久的教科書和資料，甚至專門訂了份《參考消息》和《科技日報》，重新複習那些知識。

春天到了，我和秀蘭一起去卧龍公園看花。櫻花開得正盛，粉白的花瓣像雪片般飄落。秀蘭第一次見到這場景，驚得說不出話來。

＂乾爹，太美了。我在村裡只見過桃花、梨花，從沒見過這麼漂亮的花。＂

我給她講解櫻花的品種、習性，她聽得入神，還拿出小本子記下來。路過的人紛紛投來好奇的目光，大概是覺得我們這對＂父女＂有些特別吧。

晚上回到家，秀蘭突然說：＂乾爹，我想寄明信片回老家。＂

＂寄什麼明信片？＂

＂櫻花的。我想讓村裡人知道，我在城裡過得好着呢，還學會了認字呢。＂秀蘭笑得像個孩子。

第二天，我們去郵局買了幾張明信片。秀蘭挑了最漂亮的那張，上面是滿樹櫻花的照片。她在背面一筆一畫地寫下：＂家鄉的親人們，我在城裡過得很好，還認識了這麼多字呢！＂

寫完後，她舉起來給我看，臉上滿是自豪。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麼叫＂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有時候，我會拿出珍藏的老照片給秀蘭看。那些泛黃的黑白照片里，有我年輕時候穿着灰色中山裝的樣子，有已故妻子穿着碎花布衫的笑容，有兒子從小學到大學的成長記錄。

＂這是我和愛人結婚時的照片，那時候條件艱苦，只拍了這一張。＂我輕輕擦拭着那張1962年的結婚照，上面的我們穿着簡樸的衣服，身後站着雙方父母，笑得那麼燦爛。

＂嫂子真漂亮。＂秀蘭看着照片說。

＂是啊，她走得太早了。＂我的聲音有些哽咽，＂八十年代初期，要是現在的醫療條件，她那點病根本不算事。＂

秀蘭沒有說話，只是默默地幫我把照片放回相冊。這種體貼讓我很感動。

春節前，兒子打來電話，說要回來看我。我猶豫了一下，告訴他我找了保姆，還認了個＂乾女兒＂。電話那頭沉默了足足半分鐘。

＂爸，您這是搞什麼名堂？＂兒子的聲音充滿疑慮，＂我聽着就不靠譜。＂

＂別想歪了。＂我解釋道，＂就是保姆想認個乾親，我就答應了。我這把年紀了，還能幹出什麼出格的事來？再說了，人家照顧我這麼盡心，這有什麼不好的？＂

兒子似乎還是有些擔心，但也沒多說什麼。掛了電話，我心裏有些不舒服。兒子可能誤會了什麼，但我又不知道該如何解釋這種奇怪的關係。

到了除夕，院子里貼滿了紅彤彤的春聯，鄰居家的收音機放着《恭喜恭喜》，整個小區都洋溢着喜慶的氣息。

秀蘭從早上開始就忙活，蒸饅頭、燉肉、炒菜，準備了一桌豐盛的年夜飯。臨近中午，兒子和媳婦提着大包小包回來了。

＂爸！＂兒子一進門就給了我一個大大的擁抱，＂您身體還好吧？＂

＂好着呢。＂我笑着說，＂比去年還硬朗了不少。＂

兒子把目光轉向在廚房忙碌的秀蘭，眼神中帶着打量和戒備。秀蘭似乎感受到了這種目光，有些局促地說要回自己的小房間休息，不打擾我們一家團聚。

＂秀蘭，一起吃吧。＂我招呼她，＂今天可是大年三十，一家人就該整整齊齊的。＂

兒子和媳婦交換了一個眼神，但沒說什麼。秀蘭推辭了幾次，最後在我的堅持下坐了下來。席間，氣氛有些尷尬。

兒子問了幾個關於秀蘭的問題，語氣裡帶着試探。秀蘭小心翼翼地回答着，生怕說錯什麼。我看不下去了，主動岔開話題，聊起了春晚和最近的新聞。

＂爸，您和徐阿姨...這關係到底是怎麼回事啊？＂吃完飯後，兒子找機會單獨問我。

＂就是認個乾親，有什麼大不了的。＂我有點不耐煩，＂你不在身邊，有人陪着我說說話，難道不好嗎？＂

兒子沉默了一會兒：＂爸，我不是那個意思。只是...您年紀大了，我怕您被騙。這年頭騙子多，專門盯着咱們這些孤寡老人。＂

＂被騙？＂我笑了，＂秀蘭能騙我什麼？我這老教師，眼睛雪亮着呢。再說了，她幹活勤快，對我又好，認個乾親怎麼了？＂

兒子似乎想說什麼，但最終還是閉上了嘴。

初一那天，秀蘭特意穿上了新買的紅色毛衣，給我拜年：＂乾爹，新年快樂，祝您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我從口袋裡掏出一個紅包：＂秀蘭，新年好。這是我的一點心意。＂

秀蘭接過紅包，眼睛濕潤了：＂乾爹，我不能要這個。＂

＂拿着吧，就當是我這個當乾爹的過年給你的禮物。＂

春節假期很快過去了，兒子和媳婦要回深圳了。臨走時，兒子塞給我一張銀行卡。

＂爸，這裡有兩萬塊錢。您要是缺什麼，就用這個買。別...別給徐阿姨太多錢。＂

我沒接那張卡：＂你的意思是秀蘭圖我的錢？就我這點退休金，還不夠人家在工廠上班掙得多呢。＂

兒子有些尷尬：＂我不是那個意思，就是...＂

＂拿回去吧。＂我推開他的手，＂我自己的退休金夠用了。我和秀蘭之間是清清白白的，你別亂想。＂

兒子走後，我和秀蘭的生活恢復了平靜。每天早上，我們一起吃早飯；白天，秀蘭做家務，我看書或者出去散步；晚上，我們一起學習，聊天。

春天來了，菜市場上的蔬菜新鮮了，價格也便宜了。秀蘭常常變着花樣做菜，把我伺候得滋滋潤潤的。

一天，我在翻閱《參考消息》時，發現了一則關於深圳改革開放的報道。文章旁邊配了一張深圳新建的高樓照片，摩天大廈鱗次櫛比，與我們這個小城市形成鮮明對比。

＂秀蘭，看，這就是深圳。＂我指着照片給她看，＂你兒子就在那裡工作。＂

秀蘭看着照片，眼裡閃過一絲嚮往和憂傷：＂鴻兒去年寄了張照片回來，站在高樓前面，穿着西裝，戴着領帶，像變了個人似的。＂

她嘆了口氣：＂要是我認識字，能寫封像樣的信，也許鴻兒會更想念我。＂

＂不會的。＂我安慰她，＂孩子長大了，有自己的生活，這很正常。等你學得更多，我們可以一起去深圳看看，怎麼樣？＂

秀蘭眼睛一亮：＂真的嗎，乾爹？我能去深圳？＂

＂當然可以。等你再多認些字，能看懂車站的指示牌，我們就一起去。＂

這個小小的承諾讓秀蘭學習更加刻苦了。她開始不僅僅滿足於認字，還主動要求學習簡單的算術和地理知識。

＂乾爹，深圳在什麼方向啊？＂她指着牆上的地圖問。

＂在南方，廣東省。＂我指給她看，＂從我們這裡坐火車，要二十多個小時。＂

秀蘭驚訝地睜大眼睛：＂這麼遠啊！難怪鴻兒回來一次這麼不容易。＂

看着秀蘭學習的熱情，我突然有了個想法。我打電話給老同事張校長，問他學校有沒有需要勤雜工的崗位。

＂正缺呢！＂張校長爽快地說，＂食堂打飯的王大媽退休了，一直沒找到合適的人。＂

就這樣，在我的推薦下，秀蘭成了學校食堂的勤雜工，負責打飯和清潔工作。工資雖然不高，但比在我家當保姆要體面得多。

＂乾爹，我不能走。誰來照顧您啊？＂秀蘭聽說後，很是擔心。

＂沒事，你白天去上班，晚上回來就行。我一個人能照顧自己。再說了，你不是一直想有份正經工作嗎？＂

秀蘭考慮了一會兒，終於點頭同意了。就這樣，她白天在學校食堂上班，晚上回來照顧我，周末還跟我一起學習。

她在學校很受歡迎，學生們都喜歡叫她＂徐阿姨＂，因為她總是笑眯眯的，打飯時從不偏心，會給瘦弱的學生多加一塊肉。

有一天，一個調皮的學生問秀蘭：＂徐阿姨，聽說您是李老師的乾女兒，是真的嗎？＂

秀蘭愣了一下，隨後大方地承認了：＂是啊，我認李老師做乾爹。他教我認字，教我做人，比親爹還親呢。＂

這話傳到我耳朵里，我心裏有種說不出的滋味。這麼多年來，我教過無數學生，卻從未想過自己退休後還能以這種方式繼續＂教書育人＂。

秀蘭每天早出晚歸，雖然辛苦，但臉上的笑容越來越多了。她不再是那個唯唯諾諾的保姆，而是學校里受人尊敬的工作人員。

＂乾爹，我今天發工資了！＂一天晚上，秀蘭興沖沖地拿出一疊錢，＂我要請您吃飯！＂

我們去了街上最好的飯店，點了幾個硬菜。秀蘭給我倒茶，臉上滿是自豪：＂乾爹，這是我第一次用自己的工資請人吃飯。＂

＂秀蘭，你變了。＂我由衷地說，＂比剛來時自信多了。＂

秀蘭不好意思地笑了：＂都是乾爹您教導得好。＂

一年後的春節，兒子又回來了。這次他似乎接受了我和秀蘭的關係，甚至帶了禮物給她——一部當時最新款的BP機。

＂徐阿姨，這樣您和兒子聯繫起來更方便了。＂兒子說道。

秀蘭驚喜地接過禮物，小心翼翼地拆開包裝，像對待什麼珍寶一樣。兒子耐心地教她如何使用，秀蘭學得很快，沒一會兒就掌握了基本操作。

飯桌上，兒子驚訝地發現秀蘭居然能和他討論一些簡單的時事政治。

＂徐阿姨，您變化挺大的啊。＂兒子由衷地說。

秀蘭笑了笑：＂都是您父親教得好。我現在在學校食堂上班呢，自己能掙錢了。＂

兒子看了我一眼，眼神中多了幾分理解和尊重。

離開前，兒子對我說：＂爸，我是誤會您和徐阿姨了。她確實是個好人，而且...我從沒見過您這麼有精神。＂

我拍拍兒子的肩膀：＂人這一輩子，緣分說不清。我和秀蘭，可能就是相互扶持走過晚年的緣分吧。你放心，我們之間清清白白的。＂

兒子點點頭，眼裡有了笑意。

1996年，秀蘭的兒子從深圳回來探親，特意來我家拜訪。徐鴻是個精神小伙，穿着筆挺的西裝，戴着金絲眼鏡，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完全看不出農村出身的痕迹。

＂李爺爺，謝謝您這些年對我媽的照顧。＂徐鴻恭敬地對我說，＂她變化很大，我都快認不出來了。＂

秀蘭在一旁笑得合不攏嘴：＂乾爹教我認字，還幫我找了工作。現在全村人都羨慕我呢！＂

徐鴻有些慚愧地低下頭：＂媽，對不起，這些年我沒能好好照顧您。＂

＂傻孩子，你有自己的生活，媽懂的。＂秀蘭拍拍兒子的手，＂再說了，我現在挺好的，有工作，有朋友，還有乾爹照顧我。＂

晚上，徐鴻臨走時悄悄塞給我一個信封：＂李爺爺，這是我的一點心意，請您收下。媽認您做乾爹，我這個做兒子的也該盡一點孝心。＂

我沒接：＂不必了。我和你媽之間的關係很單純，不需要這些。你有孝心，多回來看看她就是了。＂

徐鴻感動地點點頭：＂李爺爺，您真是個好人。以後我會常回來看媽的。＂

如今，我和秀蘭已經相處了五年。她不再只是我的保姆，而是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夥伴。每當有人問起我們的關係，我總是笑着說：＂這是我乾女兒。＂

秀蘭現在已經會用電腦了。九七年單位發了一批舊電腦，我托關係弄了一台回來，教她打字、上網。她學得很快，經常在網上和兒子聊天，還學會了查找各種資料。

＂乾爹，咱們村通網了！＂一天，秀蘭興奮地拿着一封信給我看，＂村支書在信里說，村裡建了個文化站，有三台電腦呢！他讓我回去教大家用電腦。＂

秀蘭的眼睛裏閃爍着光芒：＂乾爹，我想回村看看。這些年，我學了這麼多東西，想讓村裡人看看。＂

＂好啊。＂我爽快地答應了，＂我和你一起去。正好看看你長大的地方。＂

於是，在98年的暑假，我和秀蘭一起坐火車回了她的老家。那是個位於河南南部的小村莊，離縣城有二十多里地，交通不便，只有一條土路通向外界。

村口的大槐樹下，幾個老人正在乘涼。看到秀蘭，他們先是愣了一下，隨後熱情地招呼起來：＂秀蘭回來了！快看，秀蘭帶了個老先生回來了！＂

消息一傳十，十傳百，很快全村人都知道秀蘭回來了，而且帶回了一個＂乾爹＂。大家都很好奇，紛紛來秀蘭家串門，想看看這位城裡來的乾爹。

秀蘭的家是一間簡陋的土坯房，屋頂是瓦片，地面是泥土。但屋內收拾得很乾凈，牆上掛着她兒子的大學畢業照。

＂乾爹，條件簡陋，您將就住幾天。＂秀蘭有些不好意思。

＂比我年輕時住的知青點好多了。＂我笑着安慰她。

村長專門設了一桌酒席，為我們接風洗塵。席間，村長不停地稱讚秀蘭的變化。

＂老李同志，你是沒見過以前的秀蘭啊。認不全村裡的通知，連自己的名字都寫不利索。現在好了，能看報紙，會用電腦，比我們有文化多了。＂

秀蘭在一旁笑得合不攏嘴：＂都是乾爹教導得好。＂

晚上，文化站里擠滿了人，大家都想看看秀蘭是怎麼用電腦的。秀蘭像模像樣地講解着電腦的基本操作，還演示了如何上網查資料。

村民們看得目瞪口呆，紛紛感嘆：＂秀蘭真出息了！在城裡找了個好乾爹！＂

回城前，村長拉着我的手說：＂老李同志，謝謝你給我們村的秀蘭這個機會。你知道嗎，她已經成了我們村的驕傲，很多年輕人都以她為榜樣，想去城裡闖一闖了。＂

我心中充滿了自豪和感動。作為一名教師，最大的成就不就是看到學生的成長和進步嗎？雖然秀蘭不是我的學生，但她的變化和成長，同樣讓我感到欣慰。

回城後，秀蘭變得更加自信了。她不僅在學校食堂工作，還開始在社區教老人們認字、用電腦。每周六下午，小區活動室里都擠滿了來聽她講課的老人。

＂秀蘭，你現在是名人了。＂我半開玩笑地說。

秀蘭笑着搖搖頭：＂乾爹，這都是您的功勞。要不是您當初答應了我那個不合常理的請求，我現在還是那個自卑的農村婦女。＂

2000年春節，徐鴻帶着妻子和剛出生的孩子回來了。他特意買了一台攝像機，要為我和秀蘭拍一段視頻。

＂李爺爺，您和我媽這種關係很特別，我想把它記錄下來，留給我兒子看。＂徐鴻誠懇地說。

於是，我們坐在沙發上，對着鏡頭講述我們相識的經過和這些年的點點滴滴。秀蘭說著說著就哭了，說這輩子最大的幸福就是認了我這個乾爹。

＂媽，您別這麼說。＂徐鴻有些內疚，＂是我沒盡到做兒子的責任。＂

秀蘭搖搖頭：＂不怪你，孩子。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緣分。乾爹教我認字、讀書，給了我第二次生命。我這輩子活明白了，值了。＂

徐鴻轉向我：＂李爺爺，我媽能遇到您，是她的福氣。以後我們家有什麼事，都會第一時間告訴您的。＂

看着眼前這個年輕人真誠的眼神，我突然有種錯覺，彷彿他真的是我的親孫子一般。

如今，我已經七十歲了，秀蘭也五十三歲了。回顧這五年的時光，我不禁感慨命運的奇妙。一個不合常理的請求，竟然為我的晚年帶來了如此豐富的色彩。

我和秀蘭，兩個原本毫無關係的人，在人生的暮年相遇，互相溫暖，互相陪伴。她給了我一個機會，讓我重新體驗到了傳授知識的喜悅；而我，也許給了她一個精神依靠，讓她在異鄉有了歸屬感。

這種互惠互利的關係，或許就是所謂的＂家人＂吧。不是血緣上的聯繫，而是心靈上的默契和溫暖。

前幾天，秀蘭突然對我說：＂乾爹，我想寫一本書。＂

＂寫什麼書？＂我好奇地問。

＂寫我們的故事。＂秀蘭認真地說，＂一個老師和一個農村婦女的故事。我想讓更多人知道，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不一定要有血緣關係，也可以很深厚。＂

我被這個想法觸動了：＂好啊，那我來當你的編輯。＂

秀蘭高興地點點頭，拿出一個簿子，認真地寫下了第一行字：＂＇李大爺，我想讓您收養我。＇1991年的一個清晨，我站在李老師面前，鼓起勇氣說出了這句話...＂

我看着她專註的樣子，心中湧起一股暖流。有人說，老年人最怕的不是死亡，而是孤獨。而秀蘭，這個突然闖入我生活的農村婦女，用她的樸實和真誠，驅散了我晚年的孤獨。

所以，當初她提出那個不合常理的請求時，我雖然感到荒謬，但現在卻覺得無比慶幸。因為正是這個請求，讓我們在人生這條長河上偶然相遇，並攜手同行。

人啊，生活中最珍貴的東西，往往都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