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和愛爾蘭的大學感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的影響，1919年，正如倫敦大學的學生在期刊宣稱的那樣：「整個地球都籠罩着陰影，沒有哪個地方比大學更黑暗。」
隨着年輕人自願參加戰鬥，1916年後大量學生被徵召入伍，學校學生人數下降，而大學建築則被挪用於戰爭。1914年8月，《泰晤士報》的信件版中就大學的戰時作用展開了激烈的辯論：大學校長斷言他們的機構將繼續開放，而其他貢獻者則試圖通過立即入伍對所有本科生施加壓力，即「向同胞展示你的責任」。
重要觀點：謝爾登·羅斯布拉特（Sheldon Rothblatt）將第一次世界大戰描述為「大學與國家關係的分水嶺」。托馬斯·愛爾蘭（Tomás Irish）強調了這場衝突對英國、法國和美國高等教育的影響，他認為很少有機構像大學一樣受到戰爭的影響。
正如愛爾蘭指出的，各國政府意識到研究和高等教育對國家戰爭的重要性，使第一次世界大戰成為一場科學衝突和軍事衝突。
戰爭年代和戰後時期，很多國家建立了類似大學和學院部門的機構，包括科學與工業研究部（1915年）、副校長和校長委員會（1918年）、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1919年）和大學教師協會（1919年）。
在停戰後的幾年裡，大量退役軍人開始接受高等教育。在1919-1920年會議期間，近17000名退役軍人就讀於英國和愛爾蘭的大學機構，占學生人數的近一半。
退役軍人塑造了1920年代學生社會服務的核心，對於形成全國學生運動也很重要。然而，關於戰後學生的學術工作仍然受限。雖然有人已經注意到「戰後學生的直接湧入」是「退役軍人獎學金的推動」，但沒有對這一現象進行系統審查。
退役計劃是政府首次向教師以外的個別學生提供助學金，獎勵數量在英國高等教育中是前所未有的。大衛·福勒（David Fowler）承認，這些措施影響了「英國大學系統的社會轉型」。
為退役軍人引入補助金是國家為學生高等教育提供資金的重大發展，戰爭一代在大學校園中的存在引發了對當地紀念活動的質疑。此外，這批人在重建學生生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相關調查是多層次的，涵蓋高等教育政策和大學本身的發展，關於英國高等教育的文獻傾向於分為調查和機構歷史，牛津和劍橋特別受到關注。
相比之下，可以將對國家發展的討論與倫敦和英格蘭特定機構的例子相結合。關於倫敦，重點是倫敦大學學院（以下簡稱首字母縮略詞UCL）和倫敦日間培訓學院（LDTC，現為UCL教育學院）。
在英國東北部，考慮到達勒姆大學，包括它在紐卡斯爾的組成機構之一，阿姆斯特朗學院。選擇這些例子是為了反映英格蘭高等教育部門的多樣性。
達勒姆提供了特別豐富的材料，一方面，它試圖模仿古代大學的模式，另一方面，其位於紐卡斯爾的學院與十九世紀在英國幾個城市湧現的公民大學有許多共同點。
倫敦大學成立於1826年，是倫敦最大的學院，它在六個學院提供了很多種課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有849名全日制學生和1357名非全日制學生。
倫敦日間培訓學院成立於1902年，其使命是為倫敦不斷擴大的學校系統培訓教師。LDTC由倫敦郡議會與倫敦大學聯合創建，其出現與國家發展有關。
日間培訓學院自1890年以來一直存在，反映了大學在教育中的作用越來越大，在這方面，這些學院是「現代大學教育系的祖先」。
此外，在1902年《巴爾福法案》之後，當地教育當局積极參与教師培訓，並為此目的建立了大學，從1902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已經成立了22個這樣的機構。到1914年，LDTC有300多名學生，其中大多數學習了「四年制課程」，包括在倫敦大學的某個學院學習三年，然後是一年的研究生培訓。
達勒姆大學在1832年獲得了皇家憲章，憑藉其大學結構，達勒姆以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為榜樣，事實上，羅伯特·安德森（Robert Anderson）曾表示：「它最初是北方紳士的牛津劍橋」。
進入二十世紀後，達勒姆市的高等教育專註於神學，而且通常只有幾百名學生，更多的人就讀於泰恩河畔紐卡斯爾附近的大學學院，1913年，醫學院有220名學生，阿姆斯特朗學院（成立於1871年）有722名學生。
觀點：在某些方面，阿姆斯特朗類似於十九世紀出現的「紅磚」大學，正如威廉·懷特（William Whyte）所說：「人們期望在不同的環境中為不同類型的學生提供一種不同的教育。」
阿姆斯特朗的重點是採礦和科學，作為一個民間機構，它是與當地商業精英聯合建立的，依靠後者的捐款而發展。
戰爭爆發後，儘管學術教學仍在繼續，但英國各地的學生人數急劇下降，超過2800名UCL成員和2500多名達勒姆成員在戰爭期間服役。
在當時，「成員」一詞包括學生，前學生，學術人員和其他員工，其中包括數百名在戰爭爆發前十年內曾是學生或工作人員的年輕人。
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再也沒有回來，至少有301名UCL成員和325名達勒姆成員在戰爭中倒下。
而LDTC的情況有些不同，這與它的專業培訓有關。教師短缺意味着對時間表進行了修訂，以適應在學校的時間，女學員首次被派往男校。然而，在LDTC中，也有許多男學生從事戰時服務。
到 1916 年，LDTC的211 名學生中只剩下16 名男生，共有三名工作人員和三十七名學生在衝突中喪生。
阿姆斯特朗學院和倫敦大學學院的全日制學生中，超過25%是女性，在倫敦大學學院的非全日制學生中，女性人數實際上超過了男性。
女學生以多種方式為戰爭做出了貢獻，倫敦大學學院在1914年創建了志願援助支隊（VAD）就是一個例子。成員在VAD位於聖潘克拉斯的救護車小隊服役，有些人在法國的軍事醫院接受護理，其他女學生在軍火工廠和食堂支持戰爭，或者加入倫敦大學的學生團體，在假期期間工作。
與此同時，在阿姆斯特朗學院，一些女性離開戰時服役的事實在學生媒體上一再被提及。
軍火工作是一個很重要的工作，這也反映了軍備工業在經濟中的突出地位。1916年12月，阿姆斯特朗的學生雜誌宣布，一名阿姆斯特朗女畢業生在蘇格蘭婦女醫療隊服役時遇害，因此成為「第一位為國家服務而獻出生命的女性」。
大學支持戰爭的努力超出了成員本有的義務，許多學術部門的研究活動都向著戰爭努力，對教學也有影響。
例如，倫敦大學學院在1915年收留了120多名比利時難民學生，在戰爭後期，該學院創辦了加拿大卡其大學倫敦分校，這是一項由基督教青年會支持的高等教育計劃，面向在海外服役的加拿大武裝部隊成員，有超過1500人在倫敦大學學院參加了此類課程。
此外，倫敦大學學院的部分地區和達勒姆的幾所學院被挪用為軍事醫院。和紐卡斯爾、阿姆斯特朗的建築同時被徵用，它們成為北方綜合醫院的場地，該醫院為10000多名受傷士兵提供醫療服務。
醫學院的教職員工和學生在醫院的工作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一些學生髮現自己以醫生的身份再次回到了他們的大學。與此同時，講座和課程設在紐卡斯爾的其他地方，各種當地機構「將其場所交給被驅逐的流浪者處置」。
相比之下，LDTC成功地抵制了陸軍部徵用建築物的企圖，儘管LDTC確實為其他幾所培訓學院提供了臨時住所，但這都是一些很小的地方，沒有影響到LDTC的正常運作。
停戰後，複員導致學生人數急劇增加，同時期的資料和歷史記載都提到了退役軍人「洪水」或「湧入」等字眼。許多休學的學生回到了母校，而另一些人則是第一次開始大學課程。
到1922年，英格蘭和威爾士的大學生總數幾乎比戰前翻了一番，倫敦大學學院的教務長將1919-1920年描述為英國大學歷史上的奇蹟，並表示由於缺乏空間，400名申請者不得不被倫敦大學拒之門外。
在LDTC，超過900名學生參加了1921-1922年的課程，是戰前人數的三倍。
但這一情況並不能掩蓋重大的區域差異。到1921年，達勒姆大學的學生人數約為1100人，其中900名在紐卡斯爾學院，與戰前相比沒有重大差異。
這種相對停滯可歸因於特定的局部制約因素，阿姆斯特朗學院從戰爭辦公室得到的補償很少。此外，由於泰恩賽德經濟的部分地區在戰後陷入困境，來自企業的財政支持被證明是無法獲得的。
武器製造業正呈下降趨勢，隨後造船和採礦業也出現問題。因此，阿姆斯特朗學院發現很難容納大量新生，臨時教室必須設在輔助軍隊小屋中，其中一些教師一直使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該學院的學生雜誌《北方人》（The Northerner）的一篇文章評論說：「我們將從教室里出來，只能坐在窗台上。」然而，空間在其他地方也是一個問題，倫敦大學學院學生人數的增長引發了校方對擁擠和教學能力的擔憂。
全國性的發展也是學生群體的社會擴大，新的資助安排使更多的年輕人能夠完成中學教育並上大學。英國各大學為退役軍人或其子女設立了各種私人獎學金，通常是為了彌補他們失去兒子或父親的心情。
其中，基奇納勛爵獎學金計劃是迄今為止金額最多的，然而，提高學生人數的主要措施來自一項國家倡議，1918 年 12 月，教育委員會宣布制定一項計劃，為「在戰爭期間在皇家海軍、陸軍或空軍服役的英國籍前軍官和士兵」提供大學助學金，使用《費舍爾教育法》的撥款規定。
要了解退役學生助學金計劃的引入，追蹤戰前和戰爭期間討論的計劃至關重要。
1913年，教育委員會成立了一個諮詢委員會，以審查高等教育獎學金問題，隨後委員會因戰爭爆發而暫停，但由於戰後重建規劃的緊迫性，會議隨後恢復。
委員會將英格蘭和威爾士政府對大學教育的支持與德國進行了對比，並建議制定新的獎學金計劃，直到戰後才推出。
德國大學享有很高的國際聲望，在傳統上一直是英國高等教育辯論的參考點。作者觀點：基思·弗農（Keith Vernon）認為：「德國在二十世紀初不斷侵蝕經濟、帝國和軍事存在意味着他們的信息被很多人帶回了家。」而衝突使這種比較更加緊迫。
關於獎學金的另一個刺激因素來自成人教育領域：工人教育協會（WEA），該協會成立於1903年，是該領域的先驅力量。它的活動範圍從短途活動到暑期學校，大學輔導班一直是其工作的核心。
這些課程由學者提供，並得到大學和當局的資助。從一開始，牛津大學的教育改革者就積极參与了世界教育聯盟，但戰爭期間本科生人數的稀少引發了對牛津和其他地方提供高等教育的進一步質疑。
參考文獻：
《巴爾福法案》1902
《費舍爾教育法》1918
阿姆斯特朗州立大學學生雜誌《北方人》19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