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21Tech(News-21)
作者：楊清清
編輯：李清宇、劉雪瑩
12月31日，“時間的朋友”跨年演講在武漢舉辦，主題為“長大以後”。這也是羅振宇第六次進行跨年演講。
今年的跨年演講是在特殊背景下舉辦的。新冠疫情，從年初直到12月31日，依然在影響大家的工作與生活。兩天之前，在北京疫情的不確定性下，得到公司不得不發出通知，對尚未抵達武漢的聽眾建議不予出行，退票處理。
在開場之際，羅振宇首先向武漢這座英雄城市致敬。羅振宇展出了一張關於糖果的圖片，它是一個名叫岡薩雷斯的藝術家所創作的行為藝術品，為了紀念自己死去的妻子。
“生命是甜蜜的，生命也很無奈，總會流失，但愛它的人總是有能力、有辦法讓它一次次重生。”羅振宇表示。過去一年，武漢這座城市經歷了愛的流失與回歸。同時，在年初新冠疫情最嚴重的時候，也有諸多逆行者來到武漢、支援武漢。羅振宇以這樣的故事，向1500萬武漢人致敬。
疫情為今年帶來太多太多的不確定性。羅振宇表示，今年年初至今有許多朋友詢問跨年演講在特殊時節是否還舉辦，但羅振宇堅定表示一定會辦，“哪怕只有一個人”，就是為了給予當前時代一些“確定性”。
在羅振宇看來，2020年，底線思維成為常態，“行就行，不行我們再想想辦法，這就是我們的2020年。”
中國經濟的內部結構
中國當前在世界的分量，無疑已經難以替代。
但在時間長河裡，確定性究竟是什麼？什麼事時間越久越有價值？羅振宇給出的答案是“時間的朋友”效應，“我們身邊其實充滿了確定性，只是你還不知道它的樣子。你怎麼知道你身邊的人將來不會是璀璨的人。”
羅振宇談及的第一個話題是中國經濟。“過去一年，大家都在進行辯論賽，主題是中國經濟會好嗎？”他給出的答案是“會好”，因為他認為自己是個樂觀主義者，並且是個理性樂觀主義者。在他看來，悲觀主義是個騙子，它吸引我們的注意力，而不讓我們參與改變。
“辯論賽”中，一個命題在於，擁有更年輕勞動力、更低勞動力成本等優勢的印度，是否會替代成為下一個全球供應鏈中心。
羅振宇引述彼得森報告觀點指出，中國製造業儘管外流了一些低端製造市場份額，但印度在全球製造業的市場份額上漲幅度不超過1%，印度沒能接住中國製造轉移出去的產能，“接住的”外流市場份額的卻是越南、印尼等。
“製造業並非簡單的人口、規模、數字，更應該看人是如何組織起來的，要看國家內部的組織樣式，”羅振宇表示，印度在全球供應鏈中取代中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其在社會內部沒有嵌入全球供應鏈的戰略決心。
羅振宇提示觀察中國的角度，他點出經濟學家何帆給出的“本土時代”四個字。例如，當一座橋大到如武漢長江大橋一般，要關注的是內部結構問題，否則其自重便會將其“壓垮”，“就如國家一樣，橋樑越大，內部結構越重要。”
中國的內部結構是怎樣的？羅振宇團隊今年特意研究了聯想武漢工廠。1月23日武漢封城，2月聯想工廠考慮如何復產，2月底開始啟動，3月31日便有1萬人開始生產。
聯想武漢工廠廠長齊岳透露，工廠最高峰時一天招聘1000人，而這樣規模且擁有相關技能的工人，只有中國能夠招聘得到。然而在聯想的海外工廠，想招聘到1000人是“天文數字”。
招聘之後的後續工作是核酸檢測，涉及到醫院、護士等環節，齊岳表示這些事情完全沒有操心，當地政府完全覆蓋了。而在下班之後，工人也能在封閉社區中保證自身的安全性。而在海外工廠，這樣的事想都不敢想。
“聯想海外工廠幾乎是懸浮於社會，孤軍奮戰。”羅振宇表示，“相較之下，從復工復產至今，聯想武漢萬人工廠實現了零感染。”
聯想武漢工廠只是武漢這座英雄城市的一個微縮。今年一季度，在疫情影響下，武漢的GDP同比下跌40%，今年二季度，這座城市便實現了同比追平，三季度更是強勢增長。武漢，真正實現了從“風暴眼”變成“風向標”。
“困在系統里”的分水嶺
談完中國經濟，下一個思考是：“2020年自己會好嗎？”
今年，一篇“困在系統里的外賣員”的文章，令數字化系統話題引發爭議。2016年三公里送餐時限是60分鐘，2017年縮減為45分鐘，2018年縮減為38分鐘，“外賣小哥確實被困在數字化系統中。”羅振宇指出。
不僅是外賣小哥。今年疫情期間，許多人隔離在家，在線辦公令幾乎所有員工都困在了數字化系統，“2020年我們突然覺得，數字化意味着緊張、壓迫和身不由己。”
香帥今年發布的財富報告指出，數字化對我們這一代人意味着加快的進程，2020年疫情令數字化進程至少加快六年，而這會加速人群的分化。
什麼會導致分化呢？哪些人被困住哪些人又可以跳脫牢籠？香帥指出，命運的分水嶺取決於是對事負責，還是對人負責。
例如，北京十一學校李校長提出“把圖書館搬出教室”，其初衷是為了改造圖書管理員這一職業，讓圖書管理員從對事負責改變為對人負責。羅振宇設問，如果一個孩子愛讀書到不經允許將書取走，面對這樣愛讀書的孩子卻要令其接受懲罰，站在它的對立面，這樣就是圖書管理員最終的目的？顯然不是的。
對書負責的圖書管理員，技能顯然是單一的。而讓圖書館進入教室，圖書管理員的工作量顯然更大了，他需要面對不同的個體進行負責、服務。“挑戰不同，解決方案就不同。”羅振宇表示，這樣的工作做好之後，圖書管理員就不再停留在單一的職業勞作，而有了多樣的選擇空間，掀開了自己的天花板。
再如，今年北京天壇醫院已經使用能夠對顱內腫瘤進行診斷的軟件，準確度高達90%。如果作為醫生只會對病負責，而非對病人負責，等待的自然是被替代，是“被困在系統里”。“從對人負責的角度，重新理解每一個職業。”羅振宇表示。
另一方面，回看數字化系統本身，其實也未必如此猙獰。機器的勝利，一如既往是人類的勝利。羅振宇指出，面對看似嚇人的系統，其實可以“背靠系統，面對人”。
如今每個身在職場的人，都幾乎身陷系統中。但很多時候，系統也是能夠賦能的。甚至，每個個體的社會網絡也能夠數字化。好的系統，能夠讓人真的被看見。
突圍“卡脖子”
2020年，芯片是中國的關注焦點。中國當前能夠生產的芯片半導體，只佔全世界的5%，“卡脖子”命題今年回蕩在中國人的心中。
中國能做出自己的高端芯片嗎？羅振宇向業界多位專家諮詢後，得到的答案出奇一致：挺難的，但肯定行。中國芯片問題並非科學問題，而是工程學問題，“5nm、3nm都可以，就是時間問題。”
與此同時，面對中國“卡脖子”問題，羅振宇也向歷史尋找答案。他指出，兩百年前的法蘭西第一帝國皇帝拿破崙，在1812年率領60萬大軍，卻兵敗俄國。
有意思的是，就在開戰5年前，法俄簽訂了協議，兩者為何開戰？羅振宇表示，故事的起源在於拿破崙面對英國，打出道德牌，指責英國不承認全體文明國家，繼而拿出大陸封鎖的“脫鉤”政策：只要英國輪船不許停靠歐洲，英國商品不得在歐洲大陸銷售。
但其結果是“自己人”俄國率先受不了：大量英國貨品通過俄羅斯口岸進入俄國，再流入歐洲。拿破崙一怒之下，發動對俄國遠征，結果其帝國葬送在俄羅斯冰天雪地之中。
諷刺的是，拿破崙試圖封鎖的英國，五年期間的出口額，從5100萬英鎊反而增長到超過6000英鎊。羅振宇指出，當前中國的狀態，是在全球化系統中扮演“蔚藍色海洋”的角色，高舉全球貿易大旗，“我們是200年前故事中的英國。”
與此同時，長大以後的中國創新，可以被多種方式點亮。它已經不囿於高端科學家，而是遍地開花。
“今天的科學創新，是幾乎每個工廠工人都在貢獻力量，由兩億產業工人、每年300萬畢業的學生，每天向前拱一點點、水位持續上升的創新。”羅振宇指出，“我們堆進去資金、資源、人才，日拱一卒，功不唐捐，這樣的創新每天都在發生。”
並且，羅振宇表示，在關鍵前沿技術中，中國技術追趕的速度很快。例如在中國被“卡脖子”最嚴重的材料科學中，沒有華人參與的國際尖端材料論文很少，華人對前沿材料學的參與至少達到一半以上，“我們不僅要看到現實差距，還要看到追趕速度。”
從另一方面而言，中國對人才的吸引也在加大，也包括大量海外人才。這個世界並非由產品和技術決定，而是由人決定的，人才的流動是難以阻擋的大勢，也很難被“卡脖子”。
羅振宇還提出，戰略決心是最珍貴的果實。如果說過去國內對自主創新仍有爭議，但2020年基本已經達成共識，這也是沉甸甸的收穫。今年之後，不錯的理工科大學生能夠參與的企業清單十分清楚，“卡脖子”背後是一個清晰的人生方向，國產替代的企業是清晰的機會清單。
而再度回望今年流傳甚廣的“卡脖子”清單，包括手機射頻器件、芯片製造、機器人核心算法、高端光刻機、核心工業軟件等，它們正是我們的“靶心”。“長大以後，我們會將卡脖子清單轉化為機會清單。”羅振宇指出，“在隆冬，我們終於知道，我身上有不可戰勝的夏天。”
小互動：
聽完今年“時間的演講”後，你的2021年新願望是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