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環節都被嚴格的法律與技術規範所約束
從前幾年盛傳的緬北“噶腰子”，到胡鑫宇失蹤事件中的各種傳聞，再到最近湘雅二醫院被傳“買賣器官”問題……在一些公共事件中，由於信息不透明等原因，總是伴隨着各種傳言，而非法器官交易往往首當其衝。這些謠言的背後，實際上反映了公眾對於器官捐獻、器官移植的誤解和認知不足。
近日，針對湖南湘雅二醫院“羅帥宇墜樓事件”中，家屬反映的“醫院買賣器官”問題，聯合調查組通過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cotrs）和國家器官移植註冊系統逐一查詢、比對，確認50例捐獻器官的來源及去向全過程均可溯源。通過指紋對比、走訪詢問，確認所有捐獻均為家屬同意，簽名、捺印真實有效，未發現違法違規行為。
當正規的器官轉運箱被描述為“裝腎的黑色塑料袋”、醫學術語“腦死亡”被曲解為“活摘器官”……科學的流程被陰謀論消解，而由此帶來的集體恐慌，正成為橫亘在公眾與器官移植事業之間的認知天塹。
生命接力線
2025年5月2日，河南信陽14歲女孩雷雨馨意外踩空墜樓後，被緊急送至信陽市中心醫院，雖經icu極力搶救，但因傷情過重，生命永遠定格在了14歲。
父母悲痛之餘，決定捐獻雨馨的器官，讓女兒以另一種形式活在這個世界。
5月8日，在鄭州人民醫院人體器官獲取組織和河南省紅十字會在河南省紅十字會協調員王瑩瑩的見證下，相關捐獻手續辦理完成。5月12日，雨馨完成了肝臟、一對腎臟和一對眼角膜的捐獻，幫助多名患者重獲新生。“他們的決定改寫了多個家庭的命運，雨馨的生命也得到了升華。”王瑩瑩說。
從決定捐獻到捐獻完成，雨馨父母在短短數日內就完成了這場大愛之舉，但這個體系的每一個環節都被嚴格的法律與技術規範所約束，形成了一條從志願登記到器官移植的標準化“生命接力線”。
志願登記的雙向自由機制構成了捐獻體系的第一重保障。據了解，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18 歲以上）可通過多個渠道進行器官捐獻志願登記，比如在微信、抖音、支付寶平台上搜索“施予受”；或通過搜索“中國人體器官捐獻” 微信公眾號、登陸“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 網站等方式。登記完成後，可隨時在系統里取消登記。這種給予捐獻者“後悔權”的設計徹底顛覆了傳統認知中“一旦登記就必須捐獻”的誤解。
但這並不意味着器官捐獻的隨意性。“器官捐獻作為挽救生命的重要醫學行為，其流程的複雜性體現在對法律規範、倫理準則及醫學原則的嚴格遵循。”中國器官移植髮展基金會秘書長蒲苗向《中國慈善家》記者介紹，中國公民逝世後器官捐獻主要流程包括捐獻評估、捐獻確認、器官獲取、器官分配、遺體處理、人道救助、捐獻文書歸檔等環節。總之，當生命離去時，經醫學評估合格，家屬一致同意，方可在協調員見證下捐獻器官。
當生命走到終點，醫學評估與捐獻確認的嚴謹流程開始啟動。在北京某三甲醫院的icu病房，神經外科專家王醫生正在進行腦死亡判定，他面前的監測屏上，患者的腦幹反射波形平直如線。
“我們需要兩名具有資質的專家，按照成人及兒童質控版的技術規範，進行兩次間隔6小時的判定。”王醫生向《中國慈善家》記者介紹，這種堪比科研實驗的評估過程，“每一個時間節點都有精確記錄，協調員會全程見證”。
接下來就是器官分配，患者接受器官移植需要經過嚴格的醫學評估，並通過cotrs系統進行等待，由此接受器官分配。而器官分配的算法正義是整個體系中技術含量最高的環節。
“系統會根據等待時間、醫療緊急度、配型相合度等多個維度計算分數，完全排除人為干預。”2024年5月實施的新《人體器官捐獻和移植條例》將這種算法規則上升為法律，明確規定“任何機構不得在分配系統外擅自分配器官”。
“每一次分配決策都被要求有存證、可追溯至每一個操作步驟。”王醫生說。
在器官獲取與移植環節，冷鏈運輸與時間競賽構成了生命延續的關鍵。2024年11月，一顆來自廣州的心臟在獲取後被裝入特製的轉運箱，箱內溫度恆定在4℃，gps定位顯示其以120公里/小時的速度駛向深圳。“心臟的冷缺血時間不能超過4小時，肝臟6小時，腎臟12小時。”器官獲取組織成員劉醫生回憶那次“生死速遞”，他們與交警部門聯動開通綠色通道，最終在3小時27分鐘內完成移植。
這種爭分奪秒的協作背後，是全國2600餘名協調員、109家器官獲取機構和180多家移植醫院構成的立體網絡，他們共同努力將器官轉運的時間不斷縮短。
供需不足
然而，供需不足仍是我國器官移植面臨的現實困境。根據國家衛生健康委相關部門負責人在去年12月公布的數據，截至2024年10月，全國有17.1萬器官衰竭患者在等待移植，其中14.4萬人等待腎臟，2.2萬人等待肝臟，而2024年1-11月完成的捐獻例數僅為6145例，供需比高達1:8.36。
在北京某醫院，患有尿毒症的吳先生在等待腎移植，他已等了一年多時間，“每天都有新的人加入等待名單，我不知道自己還能不能等到。”
在某社交平台上，一條“腎移植一般等待多久”的帖子下面，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邵逸夫醫院一位主治醫師回復：“ 腎移植排隊至少4-6年，具體要看能否配型成功。”
“很多患者等不起，只能冒險尋找非法途徑。”某公益組織負責人向《中國慈善家》記者透露，2024年他們接到的諮詢中，有23%的患者表示“考慮過黑市”。
這種現實困境與非法交易的誘惑形成惡性循環，也讓正規捐獻體系的公信力面臨考驗。
2015年1月1日起，中國正式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公民逝世後自願器官捐獻成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國家衛生健康委聯合相關機構建立了“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cotrs）”，確保器官分配遵循“公平、公正、公開”原則。
根據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的數據，截至2025年6月22日，我國累計捐獻器官數量為185621個。這一數據位居全球第二，但相比巨大的需求基數，仍存在巨大缺口。國際器官捐獻和移植在線登記處（irodat）數據顯示，2024年中國每百萬人口器官捐獻率為4.78，而西班牙為53.93，美國為49.7，就連發展中國家巴西也達到18.29。從數據來看，如果我國器官捐獻率能達到巴西水平，每年將能多挽救9萬餘名患者的生命。
更嚴峻的是，捐獻率的增長速度正在放緩——2015-2020年期間平均增長率為15.13%，呈現快速增長趨勢；2020-2024年期間平均增長率降至3.18%，增速明顯放緩。
值得注意的是，公眾認知與實際需求的脫節也在加劇矛盾。在一項調查中，68%的受訪者認為“器官捐獻很常見”，但實際每年接受移植的患者僅占等待者的11.5%。同時，器官捐獻志願登記的數據也能體現公眾認知水平的不足。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的數據顯示，2024年新增志願登記人數僅 36.4萬，不足2022年153.8萬登記人數的1/4，呈現“斷崖式下降”的態勢。
“這種認知偏差讓公眾低估了問題的嚴重性，進而減少對捐獻事業的關注。”一位器官捐獻相關公益機構負責人分析，當人們誤以為很多人都能等到器官，就會降低自己參與捐獻的緊迫感，形成“等別人先捐”的搭便車心理。
與陰謀論爭市場
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的數據顯示，截至2025年6月22日，我國器官捐獻志願登記人數已達7117869人次，但實際捐獻例數僅為59869例，這意味着登記行為與最終捐獻之間存在一道由家屬意願和醫學評估構成的“過濾閥”。
協調員李娟（化名）從事捐獻工作八年，她清楚地記得2024年夏天那個凌晨：“患者生前登記了捐獻，但母親哭着說‘孩子沒結婚，要留全屍’，我們只能尊重家屬決定。”
據了解，這種“生前意願+家屬同意”的雙重確認機制，在《人體器官捐獻和移植條例》中有明確規定，目的是防止任何形式的強迫捐獻。
按照規定，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負責在醫院內尋找符合條件的捐獻者，並獲取家屬同意。李娟告訴《中國慈善家》記者，即使發現潛在捐獻者，積極搶救仍是重中之重，協調員從不勸家屬放棄治療。
即使如此，協調員在大眾眼中，仍被貼上負面的標籤，難以獲得家屬信任。
同時，公眾對器官捐獻的流程、意義以及相關保障措施缺乏深入了解，容易產生誤解。加上過去存在一些不合法、不合規的器官交易負面事件，導致部分人對整個器官捐獻事業產生懷疑，進而輕信陰謀論。
在某短視頻平台，一條聲稱“捐獻器官會被提前終止治療”的謠言視頻獲得超 50 萬轉發，評論區充斥着大量“怪不得醫院總勸人捐獻”的跟帖，折射出陰謀論已滲透到普通民眾的醫療認知體系。
的確，儘管有規範的流程和保障措施，但信息傳播不到位，使得公眾難以消除疑慮。加強正面引導，扭轉公眾對於器官移植的負面認知仍是當前器官捐獻的一大重點。
作為我國器官捐獻和移植領域唯一一個全國性社會組織，為了進一步提升我國器官分配與共享工作的科學性，中國器官移植髮展基金會於2021年9月發起成立了國家cotrs科學委員會，委員會成員涵蓋衛生行政部門主管人員、醫學倫理專家、器官移植專家及器官獲取組織專家，具備行業代表性。
國家cotrs科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制訂和持續完善中國器官分配核心政策，定期向國家衛生健康委醫療應急司提供器官分配與共享政策建議，指導器官捐獻獲取與移植數據核查、分析，確保器官分配的公平、公正，以提升人民群眾對公民逝世後器官捐獻工作的信任度。
加強正面引導，扭轉公眾對於器官移植的負面認知仍是當前器官捐獻的一大重點。蒲苗談到，中國器官移植髮展基金會近年來開展了一系列宣傳、倡導的活動，同時創新建立了我國器官捐獻和移植領域首個系統性慈善救助項目——生命接力公益救助行動，以各種方式積極推進公民對器官捐獻認知水平的提升。蒲苗認為，隨着國家對器官捐獻事業的重視，相關法規政策會更加完善，為器官捐獻提供更有力的法律保障。
只有當器官捐獻不再被妖魔化，人們的捐獻意願大大加強，拯救生命的通道才能真正暢通。
作者：溫如軍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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