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瞬息萬變的時代，我們總以為醫療、醫院是永遠的避風港，然而，現實卻並非如此。
就在2個月前，陽谷縣人民法院的一紙裁定，宣告了魯西南醫院有限公司的破產。我們才猛然發現，原來那些看似堅不可摧的醫院，也可能在一夜之間轟然倒塌。
這家曾為縣裡唯一的三級醫院，投資高達20億，佔地248畝，設計床位2000張，如今卻負債12億，走到了生命的盡頭。2018年，魯西南醫院開業。作為山東省重點建設項目，它集醫療、教學、科研、保健為一體，醫院招聘時，護士要求本科，醫生要求雙一流，這樣的高標準，讓魯西南醫院在開業之初就匯聚了一批精英人才。
然而，好景不長。在疫情等各種內外因素的作用下，這家曾經風光無限，被格外看好的醫院走到了盡頭。
其實，縣醫院發展的困境，在疫情之前，就已有端倪：
第一，醫生取消編製，實行總量控制。
第二，取消異地就醫審批制度
第三，醫院“高樓化”。
第四，“三明醫改”全國推廣
儘管硬件設施逐步完善，但縣級醫院仍存在“設備閑置、技術滯後”問題。例如，某縣醫院購置了價值千萬的mri設備，但因缺乏專業技師，日均檢查量不足5例。同時，縣域患者外流現象嚴重：國家衛健委數據顯示，2022年縣域患者到省市級醫院就診比例仍高達25%，心腦血管疾病、腫瘤等複雜病例外流率超過40%。
應當說，異地就醫取消審批是壓倒縣醫院們的第一根稻草，以前患者想去好醫院，必須由原醫院出具轉院單，證實該患者本醫院無法治療，建議轉院，否則醫保不能報銷。而一張“轉院單”成了一些醫院的“護身符”和“搖錢樹”，為了一張轉院單，產生了多少人情世故與腐敗，經歷過的都懂。
而取消異地審批之後，患者就診自由，大量患者去往三級醫院，甚至濟南、北京的大醫院，導致縣醫院們患者流失。
縣級醫院普遍面臨“招不來、留不住、用不好”的人才困境。據統計，全國縣級醫院執業醫師中本科及以上學歷者不足50%，高級職稱人員佔比僅為12%，遠低於城市三級醫院。
某西部省份縣級醫院院長坦言：“一名成熟的超聲科醫生需要培養5年以上，但人員流動性大，剛培養成熟就被上級醫院挖走。”此外，學科帶頭人匱乏導致專科建設滯後，兒科、精神科等薄弱學科尤為突出。
不得不說，用人體制改革，縣級無疑是最頑固，改革最難的。縣醫院就是如此。
在“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的政策下，醫院中的“老人們”靠着編製和職稱，過着養尊處優的生活。
而年輕大夫沒有編製，卻實實在在的成為了“牛馬”。可是，這些“牛馬”畢竟是人，在積累了足夠的經驗之後，大部分選擇了跳槽，去了私立醫院或者大醫院。
導致縣醫院成了實習醫生的“實習基地”。
西部某三甲醫院人事科長曾開玩笑：“縣醫院就像我們的人才培訓基地。”
這句話背後是殘酷的現實：2024年縣級醫院碩士以上人才流失率同比上升12%，其中85%流向地市級以上醫院。在浙江麗水，某縣醫院近五年流失52名衛技人員，導致內科、婦產科等科室連基本手術都難以開展。
人才流失的背後是待遇差距。
縉雲縣某鄉鎮衛生院醫生月薪不足4000元，而同城三甲醫院同崗位收入是其三倍以上。更致命的是職業發展瓶頸 —— 某縣醫院五年內僅3人晉陞副高職稱，而市級醫院同期晉陞人數是其10倍。這種 “幹得越多、機會越少” 的困境，讓年輕醫生紛紛 “用腳投票”。
隨着前些年魯北地區城鎮化的加快，各地縣醫院紛紛建立起高大的住院樓，門診樓，而相應的債務也不斷增加，疊加政府撥款有限，這些負擔不得不壓在患者身上。導致患者看病檢查多，費用高，而治療效果並不好。如此惡性循環，看病的人越來越少。
國家衛健委數據顯示，2024年政府辦醫院負債總額達1.9萬億元，資產負債率高達45.1%。在安徽某縣，醫院花2000萬元引進的介入導管室，因培養的三名骨幹醫師兩年內全部被挖走，設備至今閑置。這種 “投入越多、虧損越大” 的怪圈，讓許多縣醫院管理者患上了 “設備恐懼症”。
與大城市不同，縣域普遍存在的問題就是繳納醫保的居民少，醫保報銷比例低。所以，醫院為了創收，往往會採取讓患者“多住院”，“掛床”等方式，“榨乾”醫保患者。而以“三明醫改”為典型的醫保體制改革，無疑堵住了醫院的這些漏洞，讓醫院的收入直線下降。
近年來，隨着政府財政吃緊，縣醫院們的日子越來越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