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經記者 趙毅 採訪整理
新一輪深圳綜合改革為全國提供“制度試驗田”
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會長陳耀
新一輪深圳綜合改革試點啟動，與2020年的《方案》相比，本次《意見》聚焦“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在三大方向實現突破：“以制度型開放”為引領，強調在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層面與國際接軌；整合創新鏈、產業鏈、人才鏈深度融合的改革任務，形成“制度創新—產業升級—開放協同”的閉環；從“單點試驗”轉向“系統輸出”，為全國提供可複製模板。
深圳市場化程度高、法治環境優、開放型經濟活躍且創新生態成熟，這些獨特優勢為制度創新築牢根基。針對“四鏈融合”體制機制障礙，深圳將建立“需求導向”科研立項、完善成果轉化機制，發展風險投資體系、推動創業板改革，實施靈活用人機制，推動立法保障新型研發機構、技術轉移機構的市場化運營。
其市場化驅動的創新模式、“熱帶雨林式”生態構建、開放協同網絡建設及精準政策支持的實踐經驗，為全國提供範本。未來，通過分類推廣、動態調整、政策協同和能力建設等機制，推動深圳經驗從“特區實踐”轉化為“全國方案”。
深圳的新一輪改革試點不僅是自身發展的機遇，更是為全國提供“制度試驗田”的使命。其核心在於通過“可複製經驗”推動全國層面的制度型開放與高質量發展。
借深圳改革東風 激活新金融引擎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劉紀鵬
深圳在金融改革方面一直走在前列，深交所成立35年來，為深圳發展提供了強大助力。近年來，數字貨幣、互聯網金融、金融科技等新金融模式發展迅猛。深圳對深交所進行了調整，積極推動金融脫媒，致力於發展直接融資，讓投資人與ipo企業直接結合，分散風險，形成良好的治理結構。同時，科技與金融的結合日益緊密，金融科技成為新的發展方向。
在新金融領域，深圳應與香港相互呼應。比如在穩定幣方面，美國以美元美債為錨定推出新的穩定幣，以化解金融困難；香港利用離岸人民幣或離岸港元錨定推出穩定幣，為我國對外貿易支付和結算開闢了新通路。深圳作為改革開放前沿，也應在穩定幣等金融領域積極探索，發揮引領示範作用。
《意見》允許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的粵港澳大灣區企業，按照政策規定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深圳要更好發揮深圳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的重要引擎作用，綜合改革還需處理好與香港的關係。未來，兩地應加強合作，實現錯位發展。特別是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背景下，深港交易所應助力大灣區發展，探索“一企兩市”的上市模式，促進金融創新。同時，深圳應大力發展私募股權基金和創業引導基金，為實體企業發展提供有力支持。
對於深入推進深圳綜合改革試點，這是加大改革開放力度、衝擊金融改革堡壘的重要舉措。深圳應在深化資本市場和發展數字經濟等方面發力，為全國金融改革提供可複製、可推廣的經驗 ，深圳要“出絕活”“出新活”。推動我國金融從傳統模式向新金融模式成功轉型，在國際金融競爭中佔據更有利地位。
探路科技人才體制機制 尋找改革破題關鍵
中國城市專家網研究院院長、國家高端智庫cdi資深研究員宋丁
新一輪綜合改革試點，讓深圳在相關領域先行先試、探索新機制，十分有利於結合國家當前經濟科技的基本形勢和趨勢，通過深圳的率先實踐，向全國推廣創新模式，以促進全國科技和實體經濟的持續健康、創新發展。
《意見》總體只有3000多字，但內涵意義非常重大，核心觀點非常關鍵。概括為三點：一是如何推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改革的問題；二是金融、技術、數據如何賦能實體經濟的問題；三是建立更高水平的經濟體制和治理模式的問題。簡單地說，就是人才機制、科技金融和體制模式這三個問題。
顯然，國家期待在全國科技經濟進入新一輪發展的過程中，深圳能率先在人才機制、科技金融和體制模式方面實現高質量的創新發展，為全國提供可供複製的樣板。
相比科技人才體制機制問題、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和健全科學化、精細化、法治化治理模式問題，可能大家更關注《意見》中的第三大點，就是“推進金融、技術、數據等賦能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因為無論從近年來外部環境的變化看，還是從國內經濟發展的戰略布局和歷程看，金融、技術和數據對實體經濟的實質性賦能並推進其高質量發展，這個問題已經顯得日益重要，無論是國家宏觀層面，各地各城市中觀層面，還是成千上萬企業的微觀層面，這都成為關係國運、城運、企運、人運的關鍵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