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2.0”時代正式到來，為世界範圍內的既有衝突增添了新的不確定性。
在中東，這種不確定性更具有負面色彩。
2024年的中東，見證了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黎巴嫩真主黨、敘利亞阿薩德政權等“抵抗軸心”成員接二連三的倒下，被視為“抵抗軸心”領頭羊的伊朗深諳唇亡齒寒之理，也勢必面對一個關係更加緊密、行為更加激進的美國和以色列戰略同盟。美以不斷釋放的軍事恫嚇，預示着極限施壓政策的回歸，迫使伊朗尋求提升威懾力，進而使得本已一波三折的伊核危機，更趨複雜和張力。
腹背受敵的伊朗，如何在和平利用核能源乃至擁核，與維持和美以的冷和平之間保持平衡，將考驗德黑蘭的政治與外交智慧。
2024年12月17日，英法德三國指責伊朗在沒有任何可信民用理由的情況下將高濃縮鈾庫存增加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據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的最新報告，伊朗已成為唯一一個擁有60%濃度濃縮鈾的非核俱樂部國家，距離製造核武器所需的90%濃度僅一步之遙。此外，伊朗近期還罕見透露新型導彈的研發情況，並在核設施附近舉行大規模軍演。這些跡象預示着圍繞伊核問題的新一輪交鋒已箭在弦上。
當地時間2025年1月21日，伊朗德黑蘭，民眾走過街頭的反美畫作。（視覺中國/圖）
重塑威懾，快速擁“核”
2024年對伊朗而言無疑是痛苦且刻骨銘心的。由新一輪巴以衝突所引發的“抵抗軸心”大聯合，非但沒能削弱以色列在中東的絕對軍事優勢地位，反而給伊朗及其地區諸政治盟友招致螃蟹斷足般的連續肢解：圍攻以色列的“抵抗軸心”塌陷半壁江山，苦心經營多年、強化伊朗宗派地位的“什葉派之弧”也變成殘垣斷壁。
地區盟伴網絡的大潰敗和歷史性瓦解，不僅嚴重損害伊朗作為反以陣營領頭羊和什葉派天然領袖的信譽與影響力，還釋放出一個危險信號——周邊“代理人緩衝區”已不復存在。
多年來，伊朗塑造地區威懾力主要基於兩大支柱：第一，以導彈與無人機構成的遠程打擊能力；第二，由代理人構成的“前沿防禦能力”。隨着後者被大幅削弱，德黑蘭過往習慣性思考的勢力範圍問題將被本國的安全與發展問題所取代，防止成為下一枚倒下的“多米諾骨牌”已成為領導層的首要關切。
如何彌補缺損的威懾力，伊朗內部意見莫衷一是。
改革派認為，重塑威懾的關鍵基礎在於維護內部團結。在一次高層會議上，新當選的總統佩澤希齊揚直言不諱地表示：“如果沒有人民的支持，國家就無法對抗外敵，只要人民站在我們一邊，任何力量都無法阻擋我們。”人民的支持仰仗於回應人民的重大訴求，尤其是改善經濟。佩澤希齊揚已部分取消互聯網限制，承諾採取更加包容的社會與宗教政策，也向歐洲與美國釋放了通過外交途徑解決核問題的善意，但相關阻力仍然不小。
首先，當下伊朗與西方的互信程度很低，關於核問題的談判極有可能陷入“囚徒困境”：即伊朗試圖通過繼續發展核能力增加談判籌碼，但國際社會因安全擔憂而施加更多制裁，雙方因互不信任傾向於採取對抗策略，從而形成核擴散與制裁升級的惡性循環，難以達成放棄核能力換取制裁解除的合作共贏結果。
其次，強硬派和軍方人士直言，不能將國家的命運交給西方。相較於2017年特朗普首次上台，伊朗當下的國內外安全環境更為惡劣，常規威懾幾乎失靈，所以比以往任何時候更需要核武器。
從2024年開始，越來越多的伊朗前任和現任官員開始呼籲快速擁核。5月，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顧問卡邁勒·哈拉齊表示：“如果以色列威脅到伊朗的生存，我們可能會被迫製造核武器。”10月，39名伊朗議會議員聯名致信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要求重新審視國家的核策略。
最後，除了核能力以外，美國與以色列同樣非常忌憚伊朗繼續發展其遠程投送能力。伊朗目前擁有中東最大的導彈庫，其中包含數千枚射程從200公里到3000公里不等的巡航導彈和彈道導彈。此基礎之上，伊朗正研發精度更高，射程更遠，甚至具有高超音速突防能力的導彈。可以預見，一個能被美以接受的新伊核協議中必然包含對伊朗導彈能力進行限制的條款，但是，作為維持戰略威懾力的國家底牌，伊朗不會輕易妥協。
簡言之，2025年可能見證一個更加分裂的伊朗政局，以軍方特別是伊斯蘭革命衛隊為代表的強硬派與改革派主導的政府之間的張力，可能導致其對外軟硬兼施，言行不一。特朗普的執政風格更會加劇這一不確定性，局勢究竟是朝向緩和還是激化仍是未知數。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隨着伊核協議“十年之期”的到來，各方均不得不重新面對這一延宕許久的地區痼疾。
當地時間2025年1月24日，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海軍在海灣及伊朗南部進行軍事演習。 （視覺中國/圖）
國際制裁因“核”而至
2015年7月，伊朗與美國、英國、法國、俄羅斯、中國和德國達成《聯合全面行動計劃》（jcpoa），簡稱“伊核協議“。根據該協議，伊朗同意在未來10-15年間將核能力削弱至協議目標值，並開放核設施接受持續且廣泛的國際檢查，以換取制裁減免。因核而至的國際制裁對伊朗經濟與民生造成重大而持續的打擊，僅在2012至2014年間，國際制裁就使伊朗失去超過1000億美元的收入。
協議履行的開端相當順利，國際原子能機構在2016年初證明伊朗已兌現初步承諾，美國、歐盟以及聯合國旋即廢除並暫停部分制裁，伊朗石油出口也得以大幅回升，被凍結的海外資產獲得釋放。核寬鬆立竿見影地轉化為經濟利好：2016年，伊朗經濟增長率達到12.5%，其中石油部門增長率高達61.6%，通脹率下降至9%，為25年來最低值。
然而好景不長，2018年特朗普政府不僅單邊違約並撕毀伊核協議，還推出全面遏制伊朗地區發展的“蓬佩奧12條”，變本加厲地收緊對伊朗的經濟制裁絞索，企圖以極限施壓方式窒息伊朗經濟，迫使其全面讓步。
2020年1月，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聖城旅司令蘇萊曼尼被美軍在巴格達斬首，伊朗向美軍在伊拉克的基地發射導彈，雙方將戰爭邊緣政策推至極限，伊核協議也徹底成為一紙空文，伊朗重拾核強硬政策並逐步加碼。拜登政府上台後，恢復協議的談判進程歷經至少8輪空轉而毫無進展，最終徹底擱置。
伊核協議為特朗普政府與以色列所詬病的關鍵內容之一，就是在今年即將部分到期的“日落條款”。根據原計劃，從2026年開始，伊朗生產離心機的相關限制將被取消，到2030年，伊朗可擁有的濃縮鈾數量限制也將被取消。批評者們認為，正是由於這些“日落條款”的存在，使伊核協議本質上只是伊朗換取解除制裁的緩兵之計，而非徹底棄核的一勞永逸之策。美以強硬派甚至認為，伊朗製造核武器的企圖只是被暫時擱置，解除制裁所帶來的收入和綏靖環境，卻使德黑蘭有更多能力支持地區的代理人網絡。
簡言之，伊核協議面臨的困境本質上反映了伊美和伊以間的結構性矛盾。2025年將決定伊核協議是“重獲新生”還是“徹底終結”。可以預見，現任改革派政府會窮盡一切外交努力來爭取將核能力“變現”為經濟回報，但如果各方之間的妥協無法達成，歐洲極有可能配合特朗普在2025年10月18日的最後期限前觸發協議規定的制裁回彈機制（snapback），快速恢復一系列制裁。如果這一幕出現，極有可能使伊朗選擇魚死網破，退出《核不擴散條約》並加速擁核，引發地區新一輪危機與動蕩。
貿然擁核的“強國夢”
作為1968年《核不擴散條約》的簽署國之一，伊朗曾同意放棄發展核武器。在巴列維王朝被推翻後，伊朗核野心在伊斯蘭革命擴張的驅動下重啟。雖然哈梅內伊在2003年發布禁止發展核武器的宗教法令，官方也反覆宣稱伊斯蘭教義禁止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但是，據以色列情報部門2018年4月披露的信息表明，正是在這一宗教教令公布後，伊朗將核計劃分為秘密與公開兩部分，並保留一個專家團隊繼續推進其武器化工作。至少在以色列看來，“擁核崛起”一直以來都是伊朗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最高目標是“擁有核武器，實現強國夢”，最低目標是“擁有核能力，有條件棄核”。
核武器對於提升威懾效力、保障國家安全的意義是革命性的。著名國際關係學者肯尼斯·沃爾茲曾於2012年在《外交事務》雜誌上分析了伊朗擁核的底層動機：正如冷戰時美蘇之間“相互確保摧毀”所展示的那樣，核武器將使伊朗在針對以色列和其他敵對力量時獲得塑造“恐怖平衡”的能力，從而阻止以色列攻擊伊朗及其地區夥伴。
在當下中東這樣一個奉“叢林法則”為圭臬的地區，如果伊朗渴望獲得絕對安全，那麼擁有核武器從長遠來看將為其謀求戰略主動鋪平道路。但是，理想與現實間仍然橫亘着諸多障礙，包括能力與時間、經濟與外交代價以及來自以美乃至海灣阿拉伯國家的外部強烈反對。獲得核武器付出的代價可能大於其收益，最終大概率胎死腹中或半途而廢。
從能力與時間上看，假設伊核協議能被順利履約至今，伊朗無論是離心機數量、質量還是中等濃縮鈾庫存均完全不支持其迅速製造核武器。然而，經過幾年的監管缺失，如今的伊朗只要下定決心，就可在幾個月內產出足夠的武器級裂變材料。2024年6月，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甚至評估這個進程已縮短至“一至兩周”。此外，據美國軍事專家評估，伊朗如果利用其位於山脈掩體中的福爾多核設施進行鈾濃縮與核武器測試活動，對其進行預防性摧毀的難度很大。
核技術專家的評估則相對樂觀，他們普遍認為，從原材料到武器仍需經過漫長且複雜的測試，更何況完備的核威懾還依託成熟的投送能力與二次打擊能力。由此可知，伊朗想在短時間內打破平衡絕非易事，但也不能低估其中止履約後的能力儲備。
從經濟與外交代價上看，貿然擁核將會造成一系列連鎖反應。
首先，西方毫無疑問地實施更大規模的制裁，這會使得伊朗原本脆弱的經濟和民生雪上加霜。2010年，伊朗人均gdp為8329美元，這一數字到2023年已跌至4233美元，幾近腰斬，如果經濟情況進一步惡化必將加劇伊朗國內的政局動蕩。
其次，新一輪外交孤立在所難免，並將掀起地區軍備競賽，引爆中東的新動蕩點，間接影響全世界。沙特曾公開表示，如果伊朗發展核武器，沙特將“毫不猶豫”地跟進，而這對於尚且脆弱的沙伊關係是致命的，也不是斡旋方中國願意看到的。其他地區強國諸如土耳其、阿聯酋、埃及等也會重新考慮其核政策，從而衝擊地區既有的核不擴散穩態。此外，由於伊朗扼守波斯灣的能源生命線——霍爾木茲海峽，一旦局勢趨緊將對高度依賴該地區能源的歐亞諸國造成衝擊，從而給本就疲軟的世界經濟注入更多“負能量”。
從以色列與美國的反應上看，一旦判斷伊朗正接近於獲得核武器，先發制人的打擊必定會如約而至，因為維護以色列在中東的核武壟斷地位，杜絕形成“核恐怖平衡”，是兩國最高利益所在。在20世紀末的阿以和解潮之後，以色列開始奉行一種名為“戰爭間戰役學說”的國家安全戰略。其主要內容是默認與部分敵對國家、非國家行為體之間的有限衝突態勢將始終存在，在此中間通過精確且具有極強目的性的小規模行動持續削弱這些敵對勢力，以避免再次陷入全面戰爭。
該戰略中的一個必要步驟被稱為“防止關鍵能力”。歷史上，以色列對周邊敵對國家的擁核嘗試保持絕對的零容忍，不惜先發制人。1981年6月7日，以色列空軍對伊拉克的奧斯拉克核反應堆進行了代號“巴比倫行動”的空襲，成功摧毀該設施核心部分，在未造成核泄漏的情況下未損失一兵一卒地全身而退。2007年，相似的模式相似的結局也發生在敘利亞的代爾祖爾核設施上。
事實上，防止伊朗擁核的預防性打擊已經完成。2024年10月，以色列對伊朗發動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直接襲擊，其間精確摧毀4套伊朗現有最先進的俄制s300防空系統以及其他防空設施，為其進一步開展行動打下基礎。此外，德黑蘭郊外帕爾欽軍事綜合體的一座建築也被以方炸毀，據悉，伊朗科學家當時正在那裡進行核武器與彈道導彈相關的秘密研究。
可以推斷，以色列憑藉其強大的軍事力量和摩薩德的深度滲透，有能力將伊朗的任何企圖扼殺在搖籃中。同時也絕不可低估特朗普政府的決心，在2020年定點清除蘇萊曼尼時，以色列曾猶豫不決擔心徹底激怒伊朗，最終下定決心拍板的是白宮。目前，特朗普的幾位顧問均認為伊朗已是“核門檻國家”，因此軍事打擊的可能性絕不能被排除。尤其是，隨着敘利亞政權垮台以及空軍和防空力量被以色列徹底摧毀，貝魯特-大馬士革-巴格達-德黑蘭四座都城為核心串聯起來的“什葉派之弧”，已變成坐擁中東絕對制空權的以色列長驅直入伊朗腹地、長途奔襲其核目標的“外科手術走廊”。
面對內外壓力，伊朗既需要考慮最壞的情況，儘可能維持其威懾力，抵禦美以同盟可能帶來的極限施壓，也必須積極尋求外交突破，因為一意孤行追求“核”平並不能帶來和平。
• （作者：楊府鑫，浙江外國語學院環地中海研究院助理研究員；馬曉霖，浙江外國語學院教授、環地中海研究院院長）
南方防務智庫特約研究員 楊府鑫 馬曉霖
責編 姚憶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