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談“拉美陷阱”：不發達國家最需要的是經濟自由
米塞斯 人文經濟學堂 2024-02-17
不發達國家的困境
作者：米塞斯 來源：摘自《貨幣、方法與市場過程》
一
海外投資是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一大成就。它在19世紀才一步一步發展起來。李嘉圖在1817年著述時，仍然斷言：絕大多數有財產的人“滿足於本國的低利潤率，而不是將財富在國外作更有利可圖的投資”。
驅使企業家和資本家進行海外投資的當然不是“利他主義”，而是以儘可能好而低廉的方式向國內消費者供應需求最迫切的商品而獲利的慾望。他們進入外國是為了間接或直接〔也就是通過三角貿易〕為本土市場提供原材料和食品，這兩種商品本來以其他方式無法獲得，或只能以更高的成本才可獲得。如果消費者更急需能夠不需外國資源就可在本土生產的更大數量的商品而不是進口的食品和原材料，那麼，進一步擴展國內生產，就比投資于海外更為有利可圖。
但是，海外投資有益於接受國的程度，不亞於其有益於投資國的程度。在發展對資本的大規模積累必不可少的意識形態和制度性環境方面，吸納投資的國家一直進展緩慢，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它們是落後和不發達的國家。儘管擁有極好的自然稟賦，但這些國家缺乏開發其潛在資源的資金。由於可利用的資本極為稀缺，勞動的邊際生產率與資本主義國家相比很低，因此，工資率也很低。外國資本的流入提高了工資率，改善了大眾的平均生活水平。
社會主義者對這個問題提供了不同的解釋。在他們看來，企業是為了不公平地剝削工人而想出來的鬼點子。企業的存在和運作與道德的客觀法則南轅北轍。只有一種方式可以結束這種剝削，也就是資本國有化，即沒收私人資本家和企業家的財產，將他們所有的工廠、礦山與農場收歸國有。這就是英國工黨政府急於要做的事情，就是浸淫在真正的費邊主義精神之中的伊朗政府正在做的事情。如果英國將其煤礦國有化是正確的，那麼，伊朗將其石油工業收歸國有就不會錯。如果艾德禮先生（英國工黨領袖、曾任英國首相）的立場始終如一，他就會祝賀伊朗人取得了社會主義的巨大成就。
英國沒有希望可以通過指出國有化必定造成的對伊朗人的害處而勸阻伊朗將英國人擁有的礦井、煉油廠和管道收歸國有。當英國許多行業的國有化問題尚在爭論中時，他們自己也不曾留意這樣的“反動分子”的言論。
根據當前的國際法，各主權國家可以任意處置境內的所有財產。外國政府可以提出外交抗議，並支持公民本人提出補償的主張。但是，如果實行國有化的國家無意屈服於這樣的外交建議，那麼，他們就無計可施。只要看看諸如1917年俄國的事例和墨西哥沒收石油工業的先例就夠了。
外國政府可以向國際法庭申訴。但是，這個法庭的判決在實際中卻是不可執行的。
如果外國政府訴諸於最後通牒，訴諸于軍事干預，在聯合國憲章下，這就成為明目張胆的侵略。
通曉國際法的學者和聯合國的律師一定會就英國與伊朗的衝突寫出很多深刻的報告與論文。然而這樣的言論卻是徒費紙張。道理再簡單不過了：如果伊朗政府不是因為期望得到政治和物質上的收益而自願地改變主意，就無法阻止它沒收石油工業。很明顯，英國通過軍事手段不會贏得任何東西。即使英國出人意料地取勝，英國也會發現，在一家刺刀保護下的企業辦公室中工作是很不舒服的。除此之外，俄國佔據着伊朗更大的地盤是揮之不去的心頭之憂，還有更具威脅性的新的世界戰爭爆發的危險。
二
伊朗沒收石油工業的直接後果的確相當令人悲哀。這一行動嚴重影響了西方列強的軍事計劃，並在國際石油市場中引發了根本變化。
更為重要的是事件的更為深遠的後果。私人企業和公民在國外的投資在數年前已經幾乎完全停滯了。私人投資者從經驗中領悟到，海外投資事實上等同於丟棄自己的財富。的確，不是所有吸納投資的國家都訴諸於公開地沒收財產和拒償貸款。但是許多“好”國家也有效地通過外匯管制和歧視性稅負掠奪外國投資人和債權人的財富。一個美國人或瑞士人在某一國家的銀行持有不能提取的存款是沒用的，特別是當他注意到，其存款的購買力和對應於這個國家的貨幣單位之硬通貨的購買力同樣在越來越急劇地下跌的時候。
美國政府建議，作為海外私人投資之替代的公共投資和貸款，要麼直接由政府性的〔國家或國際的〕銀行提供，要麼由這樣的銀行擔保。其思想是：政府尤其是美國政府，應該彌補不發達國家的反資本主義政策蓄意造成的損失。但是，伊朗的事例表明，這樣的政府投資與貸款，面對掠奪的危險也是不安全的。但是，如果這個國家的議會可以任意處置外國流入的資金，美國政府為何要將美國的資金源源不斷地送入這個國家？難道美國就沒有別的投資機會了嗎？假定國會將繼續容忍以美國納稅人的利益為代價來補貼外國的政策，這是相當不現實的。自欺欺人毫無益處。希望廣為談論的《大西洋憲章》第四條（各國利益機會均等）可以滿意地替代分崩離析的國際資本市場而運作，這已經由歷史證明是錯誤的。
三
國際資本市場的解體造成了不發達國家的困境。
在過去的十年里，這些不發達國家受惠於資本主義的西方世界所開發的對付流行病和其他疾病的現代方法。死亡率下降，人均壽命提高，人口上升的數量相當可觀。但是，這些國家的經濟政策妨礙了本來就不充分的國內儲蓄和資本積累之擴張；有時候，這樣的政策甚至直接引發資本的耗散。於是，外資的流入微不足道，人均投資資本下降。結果是，勞動的邊際生產率下降。但是，與此同時，政府與工會試圖強求高於勞動邊際生產率的工資率，結果就是失業的增長。
由於不明了失業問題的原因，政府試圖通過種種措施來消除失業，儘管這些措施完全無效，而且，其成本遠遠超過國庫的財政收入，於是政府不得不發行不能與金銀兌換的法定貨幣來為之籌措經費。通貨膨脹更進一步地打擊了國內的儲蓄和資本形成。
所有這些不發達國家的政府不屈不撓地談論“工業化”和使農業生產的落後手段現代化的必要性。但是，它們的政策才是生活改善與經濟進步的主要障礙。如果沒有資本可用，根本就沒有可能模仿資本主義國家的技術規程。如果國內的資本形成和外資流入受到妨害，資本究竟從何而來？
大約二百年前，英格蘭的情形不比今日的印度更好，甚至可能更糟。當時主流的生產體制是可悲的落後。在其框架內，沒有人口增長的餘地。成群結隊的叫花子食不果腹。擁有土地的統治貴族不知道除貧民院、貧民習藝所和監獄之外，還可以用何種方式應付這些可憐的人。但是，接着就迎來了“工業革命”。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使即將餓斃的乞丐變成了能自食其力可養家糊口的人。資本主義逐步地改善了當時的狀況，到了維多利亞時代的末期，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在歐洲是最高的，比以前各代的人所認為的小康水平都高得多。
如果不發達國家真誠地希望根除貧窮和改善貧苦大眾的經濟狀況，它們必須採用“醜陋的”個人主義的政策，正是個人主義造就了西歐和美國的福祉。這些國家必須實行自由放任；它們必須廢除束縛創業精神、阻礙國內資本積累與外資流入的所有障礙。
但是，這些國家的政府今日的所作所為，正好與此背道而馳。它們不去模仿創造了資本主義國家的財富與福利的政策，而是選擇使資本積累進一步放慢下來的西方現行政策，並將重點置於它們所認為的財富與收入的更公平的分配上。先不管這些政策是否有利於經濟發達的國家，這裡必須強調這些政策被付諸於經濟落後的國家，顯然就是無意義的。當沒有什麼可分配時，所謂的“更公平”的再分配是完全無用的。
四
19世紀下半葉，不發達國家最機敏的愛國者開始比較本國的糟糕狀況與西方的繁榮。他們不得不認識到，歐洲人和美國人在戰勝貧困與飢餓方面比自己的民族更勝一籌。使他們自己的民族與西方的民族一樣的繁榮，成為他們的首要目標。因此，他們將青年中的佼佼者送往歐洲與美國的大學去學習經濟學，也就是學習提高生活水平的秘訣。印度人、非洲人和其他落後國家的人士群集於講演廳，急切地傾聽英國、美國和德國的著名教授所講的一切。
這些教授──Marx主義的、費邊主義的、凡勃倫式的、國家主義的講席教授，全能政府與全面計劃的支持者，鼓吹通貨膨脹、赤字支出與沒收性徵稅的和事佬──向學生傳授的是：醜陋的個人主義、自由放任政策和私人企業是降臨到人類頭上的最糟糕的不幸。它們使得強盜式的資本家更為富足，卻使得正派人士中的大多數陷入日益嚴重的貧困和退化。但是幸運的是，資本主義的黑色年代即將來臨。人民不會再為資產階級的阿諛奉承和明顯不公的社會秩序的邪惡衛道士之欺騙性的學說所愚弄。我們，正義與財產公有的堅決提倡者，已經一勞永逸地推翻了正統學者們的錯誤與謬論。福利國家會為每個人帶來繁榮與安全。豐富和充裕的經濟將代替稀缺經濟。為使用價值而生產，將代替為利潤而生產。不會再有匱乏，也就是人人可以各取所需。
這些教授們從來不曾提起──從他們的觀點來看顯然荒唐──一個不言而喻的道理：除開提高人均資本投資之外，別無他法可以改善任何國家或整個人類的狀況。相反，他們沉迷於詳述凱恩斯理論的教條，也就是儲蓄和資本積累的種種危險。他們也從不提起這一事實，即自然──而不是資本家──使得人類的生計資源成為稀缺之物。在他們看來，國家及其可以支配的無窮無盡的資金，可以使政府無限制地支出。即使到今日，他們也沒有認識到，累進稅已經在所有其他的國家耗盡了所謂的盈餘，而且，即將耗盡美國所謂的盈餘。
被灌輸了這些原則之後，從西方大學畢業的學生回到他們祖國，試圖一展平生所學。他們真誠地相信：為了為所有人造就繁榮，惟一需要做的就是應用西方的偽進步主義的規則。他們認為工業化意味着工會、最低工資和失業救濟金，而貿易和商業意味着各式各樣的控制。他們希望，在他們允許企業建設可被沒收的工廠和企業之前，先進行國有化。他們希望在一些國家建立新的公平交易，而這些國家的窮困，正是由於它們仍不知道今日被貶斥為舊式和不公平的交易是什麼。
不發達國家的所有這些激進的知識分子指責，歐洲和美國是他們自己民族落後與貧窮的原因。他們是正確的，但卻是因為與他們心中所指的原因相當不同的理由。歐洲和美國並沒有造成不發達國家的困境，但它們向不發達國家的知識分子灌輸了妨礙取得任何改善之最嚴重障礙的意識形態，從而延長了困境持續的時間。西方的社會主義者和國家干預主義者毒化了東方人的頭腦。他們應為東方人的反資本主義偏見負責，為東歐知識分子視蘇聯體製為Marx主義之最完美的實踐時所具有的贊同心負責。
所有的不發達國家都大量出版了Marx、Lenin、Stalin著作的譯文，大量出版了非Marx式的形形色色的國家主義和反資本主義的書籍。但是，只有極少數的詳述了市場經濟的運作情況並批判性地分析了社會主義綱領的教條之書籍，以這些國家的一種語言出版。毫不奇怪，讀者大眾認為，Marx描述的資本主義與當今美國的情況極為相符，例如，隨着工業的進步，勞工日漸“沉淪”，以及“資產階級無力保證其奴役的奴隸之生存”。毫不奇怪，他們將蘇聯體制看作更好的未來之模範。
我們必須理解：向不發達國家贈款是不可能改善其經濟狀況的。如果我們為它們提供食品以戰勝饑荒，我們不過是緩解了不發達國家的政府放棄其災難性的農業政策的緊迫性。在過去，例如，南斯拉夫的主要問題是如何為其相當可觀的過剩的穀類、豬、水果和木材尋找國外市場。今日，這個擁有在全歐洲除俄國和羅馬尼亞之外最肥沃土地的國家，卻正遭受嚴重饑荒。如果我們向窮國輸送製成品或“借給”它們美元，我們事實上是在為它們的國有化交通與通訊體系及其社會主義化的礦山與加工業之赤字付賬。事實是：美國正在全球補貼歷史上最嚴重的失敗，即計劃經濟體制。但是，正是由於這些過於慷慨的經濟援助，計劃經濟的種種方案在無法實行之後，仍然繼續存在相當之久。
使不發達國家更為繁榮昌盛的問題，不可以通過提供物質援助來解決。這是一個精神和思想問題。繁榮不僅僅是資本投資的事情，而是意識形態的事情。不發達國家最需要的是經濟自由、私人企業和首創精神的意識形態，這樣的意識形態有利於資本的積累與維持，有利於將現有的資本以儘可能最好和最廉價的方式用於滿足消費者最急迫的需要。
除開向不發達國家傳播經濟自由的思想，美國別無他法可以幫助這些國家改善其經濟狀況。
——米塞斯寫於1952年，摘自《貨幣、方法與市場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