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長野縣輕井澤舉行的七國集團外長會當天，一些日本民眾參加反對七國集團的抗議活動。圖/央視新聞視頻截圖
繼2月在德國慕尼黑、4月在日本長野縣輕井澤、6月在英國倫敦舉行會議之後，今年第4次面對面的G7外長會，又將於9月下旬在美國紐約召開。
據報道，G7外長將於9月下旬趁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之機，在場外召開最新一次會議。這將是今年第4次面對面的G7外長會議。根據聯合國公布的“2023年聯大高級別周”時間表，9月19日至26日將舉行聯大一般性辯論，G7外長會議將安排在此期間舉行。
共同社所發布的獨家新聞稿，援引“多名外交消息人士”的消息稱，此次會議的主要內容，系“重申G7圍繞繼續支援烏克蘭和維持、加強對俄羅斯制裁的團結”。
“G7之約”多到出格
有觀察家指出，一年來G7外長間的“約”，多到出格。
2月18日，G7外長借出席德國慕尼黑安全會議之機，舉行了今年第一次外長會議，會後的聯合聲明用約3/4篇幅強烈譴責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戰爭，剩下的篇幅，除在開頭提到土耳其大地震外，僅涉及對朝鮮發射洲際導彈的譴責，和對“共同致力於維護一個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的重申。
4月16日，專門的G7外長會議在日本長野縣輕井澤舉辦，以“促進和平與安全”為題的聯合公報除重複慕尼黑會議公報內容外，最醒目的變化是對中國“指名道姓”，並多次提及台海、南海等敏感話題。
6月21日，G7外長借在英國倫敦舉行的“烏克蘭重建會議”舉行場外會議，此次會議並未發表聯合聲明或公報。但美國國務院曾發表聲明稱，會議主要內容是“G7注意到就中華人民共和國問題密切協調的重要性，並重申G7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團結”。
如果算上2022年11月4日在德國明斯特舉行的G7外長會議，和2022年12月22日G7外長舉行的電話會議，不到12個月的時間裡，G7外長居然“約會”了6次之多——更誇張的是這還不算完：日本正醞釀“最快在11月”於東京再來一次G7外長“約會”。
德國明斯特七國集團外長峰會資料圖。圖/IC photo
何須如此頻繁“約會”？
究竟有什麼話題需要如此頻繁“約會面談”？
表面上看，是俄烏衝突問題：去年底的兩次會議，一次將俄烏衝突問題列為重點；另一次幾乎完全圍繞俄烏衝突和對俄制裁展開。今年迄今的4次會議，除倫敦的一次外，主題詞也同樣是“對烏援助”或“對俄制裁”。
然而，有觀察家認為，今年G7輪值主席國是日本，本年度的G7外長會如此之多，折射出日本岸田文雄內閣急於在國際舞台有所作為和表現的強烈意願。
對此，也有分析家不以為然。他們認為，日本政府在烏克蘭問題上缺乏自主外交特色，總是對美國政策亦步亦趨。
如此次林芳正訪烏，此前應已知悉自己即將卸任，但得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突然訪問基輔後，便匆忙在卸任前“補”一趟。如果說，林芳正這“最後一班出訪飛機”是對布林肯訪烏的“補白”，那麼，以“消化林芳正訪問成果”為由安排的紐約“約會”，又何嘗不是這一“補白”的“補白”？
許多分析家也指出，“約會”中絕大多數，都或直白或含蓄地涉及中國，既包括如中國發展、經濟、高科技進步等戰略性話題，也包括台海、南海等地緣政治範疇的熱點，如此頻繁“約會”有協調西方各主要國家對華戰略的意圖。
儘管表面上看，熱衷於G7外長頻繁“約會”的是今年輪值主席國日本，但實際上，真正需要並希望如此密集“碰頭”的，是日本背後的美國。
“常來之客不殺雞”
然而，如此頻繁“約會”真的管用嗎？
如果說，2月慕尼黑、4月輕井澤兩次“約會”，尚能引起各方關注和密集報道，6月倫敦“約會”已有備受冷落之嫌。
真正期望頻繁“約會”的美國，意在拉G7為維持和擴張美國戰略主導權埋單。但近年來美國“只催配合、不給回報”的作派已讓盟友們食髓知味、叫苦不迭，頻繁“約會”也正是這種“說大話使小錢”作派的一環。
“常來之客不殺雞”，說到底，美國的“利益最大化”未必是所有G7成員國利益的最大化，會開得過多，就不免淪為“打卡點卯”的走過場。
實際上，美國及其“前台代理人”日本之所以如此急切、如此頻繁地張羅“約會”，去協調G7成員國間的立場團結，去強調“G7作用和存在感”，也恰表明他們對G7成員國間的立場團結正缺乏自信，對當今世界“G7作用和存在感”開始提心弔膽。
撰稿/陶短房（專欄作家）
編輯/劉天紅
校對/趙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