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西班牙駐斯德哥爾摩大使阿方索·菲斯科維奇，決定撤銷對西班牙共和國的支持。
並在8月8日決定，他仍然繼續擔任西班牙大使，以捍衛弗朗哥領導的西班牙利益，直到1937年1月底，他不得不將使館大樓交給伊莎貝爾·德·帕倫西亞。
在這幾個月里，菲斯科維奇的政治和外交工作主要集中在向瑞典政府證明西班牙軍事叛亂的合法性，並試圖阻止瑞典和西班牙共和國之間的良好關係。
本論文致力於闡述西班牙大使菲斯科維奇對西班牙軍事叛亂的看法，在西班牙法西斯事業中，他仍保持積極的態度。
佛朗哥代表對瑞典的選舉和政治態勢的觀察
初期，菲斯科維奇似乎取得了成功，因為阿克塞爾·佩爾松·布拉姆斯托普的臨時政府宣布保持中立。
我們毫無疑問的相信菲斯科維奇對弗朗哥政府發出的聲明，因為直到他任期結束時對西班牙法西斯事業仍持積極態度。
沒想到8月底，菲斯科維奇給布爾戈斯國防委員會主席寫了一封信。
菲斯科維奇稱：儘管瑞典政府因國際承諾而持謹慎保留態度，但它仍然對“我們的事業”保持積極態度。
實際上，這種態度表現為“逐漸放棄與馬德里政府的聯繫”，並命令領事奧爾森離開馬德里，這一消息是瑞典外交部秘密告知西班牙外交官的，並拖延批准新任西班牙駐斯德哥爾摩大使，以接替菲斯科維奇。
這一請求是在8月26日發出的電報中提出的。
根據外交部秘書長的說法，這封電報是不會得到回復，如果堅持的話，他們會尋求一種方式，既不涉及原則性討論，也避免讓馬德里政府代表以全權代表的身份獲得認可。
由於在馬德里沒有瑞典代表，馬德里在斯德哥爾摩也沒有必要和適當的代表。
1.對瑞典國內政治的報告不足
15天後，菲斯科維奇就瑞典政府的態度提供了更多建議，為了形成和維持它，許多法律和宗教方面的偏見不得不消失，這些偏見在一開始就延緩了現有觀點的鞏固。
菲斯科維奇說：“我與之密切合作的政府是第一個了解真相的政府，也是第一個就國民主義者在鬥爭中的優勢形成自己觀點的政府。”
西班牙外交官指的是哪些偏見呢？無疑是那些源於反叛派的非合法性、非民主特性，以及他們試圖把自己呈現為一個天主教政權的偏見，這些因素都有助於在瑞典環境中激發強烈的排斥。
而且菲斯科維奇意識到，隨着9月20日選舉後新政府的到來，一切事情將會發生變化。而瑞典新政府在另一份文件中表示，需要“做好鬥爭和說服的準備”。
菲斯科維奇對選舉後態度變化的判斷並沒有錯。新的瑞典社會民主政府已經顯示出“一貫遵循的政策中的虛偽”。
此外政府總理佩爾·阿爾賓·漢松向一位西班牙外交官的信任人士保證：“瑞典不想在任何方面作出承諾，希望遠離西班牙衝突的影響”。
十月份，瑞典政府批准了伊莎貝爾·德·帕倫西亞擔任西班牙駐斯德哥爾摩共和國全權大使的申請。
在相關文件中，菲斯科維奇寫道，這是瑞典社會民主黨政府“政策虛偽性”的又一證據。
同時，菲斯科維奇指出前任政府中誰是支持弗朗哥的立場的責任人：“這一立場的靈感來自君主，堅定的支持來自外交部，其中包括我與之交談的古恩特先生。”
然而這並沒有阻止菲斯科維奇繼續努力阻撓新任西班牙的大使的上任。
他利用與古恩特的友誼，對伊莎貝爾·德·帕倫西亞作為西班牙代表在瑞典的上任提出了質疑，理由是她因進行北美宣傳之行而推遲了到新任地的任職。
菲斯科維奇對古恩特說了這樣一句話：“瑞典政府不希望這位紅色代理人到來，希望她不會來”，但同時瑞典方面並未採取進一步措施，只是向瑞典駐美國使館索取了有關該次旅行的報告。
就在弗朗哥軍隊即將進入馬德里的時候，貝克-弗里斯和丹尼爾松也支持菲斯科維奇努力推遲伊莎貝爾·德·帕倫西亞的到任。
值得一提的是，關於瑞典國王的態度，10月25日，菲斯科維奇夫婦受到宮廷總監的邀請參加一場宴會，古斯塔夫五世也會出席。
根據外交官的敘述，他的妻子坐在國王旁邊，國王對她非常關照，並表示出強烈的同情，邀請她為“我們的西班牙”乾杯。
在餐後長時間的交談中，國王與菲斯科維奇討論了西班牙的局勢，並對他說：“你會理解，我們不能成為首先承認你們的國家，但你會看到伊莎貝爾·德·帕倫西亞不會來的。
令人驚訝的是，有關瑞典在西班牙內戰中的角色的歷史學著作中，這些文件的內容是被忽視的。
菲斯科維奇提供信息雖然有一定程度的誇張，對於外交官來說，強調自己的努力的價值尤為重要，證明他對所代表的事業的支持。
毫無疑問，這些文件將佩爾松-布拉姆斯托普政府、古斯塔夫五世國王、外交部的高級官員以及新的社會民主黨政府置於非常尷尬的境地。
除了儘力阻止或延遲瑞典與西班牙共和國的正常外交關係之外，菲斯科維奇在他所能做的範圍內，繼續為西班牙法西斯的利益在瑞典工作。
2.報告中提到的政治和外交事件
10月初，菲斯科維奇向"西班牙國家政府首腦"發出警告，提醒他瑞典的一些古董商對西班牙古董的興趣。
同時還設法使馬塞利諾·帕斯誇在前往莫斯科擔任外交職務的途中不引起媒體的注意，此外還讓他在瑞典期間受到瑞典警方的監視。
菲斯科維在擔任弗朗哥統治下的西班牙駐瑞典代表期間的許多活動，以及後來的達方特，都集中在與西班牙內戰有關的問題上。
1936年12月，追蹤約瑟·魏斯伯格在斯堪的納維亞地區為西班牙共和國獲取原材料，也包括了一些為西班牙境內的供應，比如向位於阿博加市的一家瑞典公司購買軍用帳篷的建議，該公司的董事哈拉爾德·瓦林與菲斯科維奇聯繫過。
1936年12月中旬，菲斯科維奇首次報告了瑞典年輕人加入國際縱隊的招募情況。
他也向瑞典外交部報告了此事，就像他在九月份曾經報告過為共和國戰爭購買武器的企圖一樣。他提到了工會人士的活動以及瑞典警方按政府要求進行的秘密行動。
這些信息很有趣，反映了菲斯科維奇對瑞典保密事務，尤其是與警務相關的事務的了解。
達方特也了解這些情況，在1937年夏天，他報告了俄羅斯、愛沙尼亞和波羅的海國家的遊客在斯德哥爾摩逗留，實際上是為了加入國際旅營隊，而瑞典警方無法進行干預。
同時還有一些人提出加入西班牙法西斯軍隊的要求，根據1936年10月10日的《通令》的指示，菲斯科維奇只是記錄並傳達了這些要求。
其中包括一些具有軍事知識的人（一個炮兵專家和一名預備役航空軍官，“擅長轟炸，有500小時的飛行經驗”）。
弗朗哥政府對於瑞典的外交變動
1937年1月，菲斯科維奇被迫交出西班牙駐瑞典使館後離開了瑞典。
瑞典當局提供了額外的幫助，將他的家人作為難民接納到瑞典駐馬德里使館，其中一位家人理查多·瓦萊拉·菲斯科維奇，在瑞典政府的資助下被疏散到比利時。
從那時起，原西班牙使館商務附屬官加布里埃爾·達方特接任西班牙法西斯在瑞典的非正式代表。
1.西班牙法西斯主義的政治宣傳
瑞典作為西班牙法西斯主義代表的一個關鍵領域，是對其事業進行信息和宣傳工作。
為此他需要協調一些支持該事業的個人在瑞典的活動，特別是新西班牙陣線在瑞典的代表、新聞和宣傳代表華金·埃賴斯。
埃賴斯曾在斯德哥爾摩大學擔任西班牙語講師，並在此期間在智利駐瑞典使館工作。
但他在車輛的車窗上掛着西班牙雙色旗在斯德哥爾摩市內行駛，這種舉動引起了伊莎貝爾·德·帕倫西亞向瑞典外交部提出明確抗議，她還給國務部寫了一些文件。
埃賴斯是法西斯主義宣傳簡報《瑞典-西班牙新聞公報》的主編。然而埃賴斯的活動有時過於激進，托拉塔伯爵的一份文件將他的活動描述為“有害”，並稱埃賴斯為“危險人物”。
在外交文件中廣泛反映的法西斯事業宣傳者是名叫奧康納的西班牙難民。他在戰爭開始時獲得了瑞典駐馬德里使館的庇護，並在1977年春季被疏散到瑞典。
伊莎貝爾·德·帕倫西亞對奧康納通過葡萄牙與弗朗哥統治的西班牙進行聯繫表示不滿。在這些宣傳工作中，還有一些瑞典人提供支持。
檔案中提到了一些在瑞典有聲望的人士支持西班牙法西斯事業。
其中就有伯爵埃里克·馮·羅森，他在瑞典保守派媒體上發表了有利於法西斯西班牙的文章。以及阿爾維德·維貝里，西班牙駐斯德哥爾摩名譽副領事。
此後，西班牙佛朗哥與作家恩斯特·布雷德伯格合作，在瑞典發表了一本名為《叛逆者弗朗哥與合法政府：紅色和白色文件中的西班牙悲劇》的書。
2.瑞典政府的立場與西班牙的聯繫
1937年8月，達豐特上報了幾天前發生的一件特殊事件，瑞典社會黨向駐斯德哥爾摩的西班牙共和國使館提交了一封抗議信，抗議“工會和無政府主義者的成員被監禁”。
有報紙將其稱為“真正的命運諷刺，反法西斯使館不得不接受瑞典的主要支持者的嚴厲批評”。除了這家報紙之外，瑞典媒體都對此事保持沉默，儘管達豐特努力宣傳這則新聞。
1937年10月底，哥德堡的瑞典援助西班牙委員會決定提議派遣社會民主黨記者和參議員里卡德·林德斯特倫作為觀察員前往阿斯圖里亞斯，評估“佛朗哥叛軍勝利平民所需要的援助”。
此時阿斯圖里亞斯已經落入佛朗哥手中。達豐特決定公開了這個消息，但由於一些原因，這並未成為現實，儘管許多瑞典組織向瑞典政府施壓，要求他們請求派遣觀察員。
1937年11月，達豐特又報道了薩爾瓦多·馬達里亞加訪問瑞典以及由西班牙共和國使館組織的斯德哥爾摩西班牙周活動。
根據達豐特的建議，大部分保守派報紙沒有發表任何報道，而瑞典最大的晨報《今日新聞》報道了這一事件，並在一期刊物中刊登了弗朗哥佔領希洪後的照片。
達豐特表示，這家報紙是“公然歪曲事實”，他們對佛朗哥軍隊的最終勝利深信不疑。
在西班牙內戰期間，西班牙外交官菲斯科維奇在斯德哥爾摩積極致力於為西班牙法西斯辯護，並試圖阻止瑞典與西班牙共和國建立良好關係。
但隨着時間的推移，由選舉產生的社會民主黨政府，瑞典政府的態度發生了變化，希望保持中立並避免與西班牙衝突的影響。
而這些反映了當時瑞典與西班牙之間的外交關係和政治態度的演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