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人民大會堂國宴，宴會廳天花板上藏着50人，他們什麼身份？

1959年，對於新中國來說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年份，因為這一年的10月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的重要日子。為了迎接這一偉大時刻的到來，中國政府決定在剛竣工不久的人民大會堂內，舉行一次盛大的國宴。

為了慶祝新中國成立十周年，全世界8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貴賓紛紛來到了北京，其中還有蘇聯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赫魯曉夫，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委員長、總書記金日成，以及越南勞動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國家主席、總理胡志明。

參加這次國宴的除了這些國家或地區的元首、政要外，還有4000多名來自全國各地的人民代表，加起來足足有5000人。

人民大會堂宴會廳

在這之前，我國從來沒有舉辦過如此盛大的國宴，此次國宴也成為了當時新中國國力的象徵。然而鮮為人知的是，在國宴召開時，宴會廳的天花板上面，其實藏着50個黑衣人。

那麼，這些人是什麼身份？他們藏在天花板是要幹什麼呢？

關於這個故事，還要從一個叫做鄭連福的人講起。

從服務員到“國宴總管”

鄭連福是天津三義莊人，出生於1918年，他父親是北京六國飯店裡的一名服務員，家裡兄弟姐妹好幾個，父親賺的微薄工資很難養活家裡這些人。正所謂窮人的孩子早當家，鄭連福7歲的時候就外出撿煤核，去給人家做小工，勉強養活自己。

舊社會的天津對於年少的鄭連福來說，並不是一個適合討生活的地方，在13歲那一年，他就逃離了天津去了北京。鄭連福的父親見到身上青一塊紫一塊的兒子後，也沒說什麼，請人將他介紹到了“北京球房”（台基廠國際俱樂部）裡面干雜活。

當時“北京球房”里的客人基本上都是洋人，鄭連福每天的工作就是打掃衛生，幫洋人撿球，以及當門廳服務員。

客人來了，鄭連福要按照順序幫着對方脫掉大衣、帽子、手套、圍巾進行妥善保管，客人走時，再按照相反的順序還給客人。

一旦有什麼差錯，那些自譽為紳士的洋人就會收起偽裝出來的慈眉善目的面孔，暴跳如雷地拿起棍子對鄭連福進行抽打，一邊打一邊罵，小費更是一點也沒有了。

次數多了，球房主管就會警告鄭連福，再有差錯就把他趕出去。鄭連福此後更加小心翼翼，在此後三年的球房工作經歷中，一次也沒有犯過錯。

這三年多的經歷，也讓鄭連福練就了一套察言觀色的本事，當他離開“北京球房”經人介紹進入北京飯店工作時，得到了很多客人的讚賞，再加上他聰明好學，接連得到升遷，開始在北京飯店內擔任宴會總管一職。

北京飯店

北京飯店坐落在東長安街與王府井商業街交會處，最早是兩個法國人開的小酒館。1907年被中法實業銀行接手，該銀行接手飯店的同時還帶來了國外高級酒店的規章制度，以及先進的理念，北京飯店因此成為了當時北京城內首屈一指的高級飯店。

也正因此，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那天晚上的國宴，中央人民政府選在了北京酒店，這次國宴的總負責人就是鄭連福，他也因此被稱為“新中國第一位宴會設計師。”

開國第一宴

10月1日的這次國宴無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義，可以稱得上是“開國第一宴”，因此中央政府對之非常重視。

參與這次宴會的貴賓包括中共中央負責人，解放軍高級將領，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社會各界人士，工農兵代表等600多人，可以說來自五湖四海，口味各不相同，為此周總理親自下達指示，本次國宴的菜式“以咸甜適中，南北皆宜的淮揚菜為主”。

周總理

問題是當時北京飯店沒有那麼多能將淮揚菜做好的大師級廚師，為此特別請了當時在北京城負有盛名的淮揚飯莊“玉華台”的朱殿榮、孫久富、王杜昆、楊啟榮等九位淮揚菜大師掌勺。

作為“國宴總管”的鄭連福，主要負責安排國宴上餐桌的擺放問題，服務人員上菜路線等細緻的工作。

要知道，600多人的宴席並不是個“小工程”，而且餐桌的擺放問題有着重要的政治意義。中央領導們所在的主桌，既要凸顯出來，又要和來賓席互相呼應，便於首長們和與會的賓客們進行交談。

轉眼間，10月1日到了。當天下午，600多名社會各界代表及國外來賓在中央政府領導的率領下，浩浩湯湯地抵達了北京飯店。

對於鄭連福而言，這次開國第一宴的經歷他可以說是“刻骨銘心”。尤其是當他和飯店裡的全體員工在宴會廳外看到毛主席、周總理、朱總司令等領導人進入宴會廳，並跟他們打招呼時，他們所有人更是激動的熱淚盈眶。

北京飯店

對於“開國第一宴”，參加宴會的賓客基本上都十分滿意，政府對鄭連福這位“國宴總管”的工作也十分滿意，之後大部分重要國宴都是他負責設計和安排。據說，鄭連福一生中光高級的宴會及國宴就設計和安排了上千次。

然而對鄭連福而言，再這上千次宴會中，最讓他印象深刻的只有兩次，一次就是前文提到的“開國第一宴”，還有一次，就是1959年國慶10周年時，舉行的中國歷史上最盛大也是最隆重的那次國宴。

爭分奪秒

時間進入上世紀五十年代下半葉後，此時的中國相較於1949年剛建國時而言，已經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1956年，我國提前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全國工農業形勢一路向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一路高歌向上，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也因此在全國人民心中有了極高的威信。

作為新中國成立10周年的1959年，自然而然的有了非同一般的意義，1959年的國慶招待會，也比較“非比尋常”。問題是，自新中國成立後，每一次國務院都安排在了北京飯店，規模也通常只有二、三十桌，數百人參與。

1959年的國宴，中央打算邀請數千人參與，這個規模很明顯北京飯店是裝不下的。那麼，把國慶招待會的地址安排在哪兒呢？領導們把目光投到了即將竣工的人民大會堂上。

為了向世界展現中國的全新面貌，中央政府於1958時決定在北京修建一批公共建築為新中國成立十周年獻禮，這也就是著名的“國慶十大工程”，其中就包括著名的人民大會堂。

位於天安門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動工於1958年10月28日，竣工於1959年8月31日。按照設計規劃，宴會廳東西長102米，南北寬76米，佔地面積7000多平米，完全可以舉辦5000人次的宴會或者10000人次的酒會。

人民大會堂

此時距離國慶節只有1個月了，工人們為了讓國宴順利召開，又加班加點地對人民大會堂宴會廳進行了裝修，直到1959年9月24日才正式交付使用。

當領導們知道這一消息後非常高興，當即決定：自1959年起，以後一年一度的國慶招待會，從北京飯店移至人民大會堂宴會廳舉行。

9月28日，鄭連福得到通知：9月30日晚上的國宴還是由他擔任總負責人，此事距離國宴正式召開，只剩下了30多個小時。

對於鄭連福而言，1959年國宴的任務完全可以稱得上是時間緊任務重，本次國宴光來自全國各地的嘉賓就4000多人，除此之外還有來自80多個國家的元首和政要，光桌子就要擺放500桌。

宴會廳

雖然7000多平米的宴會廳500張桌子綽綽有餘，但是這可是國宴，不是普普通通的隨便擺放就能完事的，除了500張桌子外，還要專門設立30人的主賓席。

不但如此，會場里還要安排軍樂隊、管弦樂隊、以及民樂隊進行演奏，與此同時還要設立專門的上菜通道，固定櫃檯，安全走廊等空間，所以500張桌子是遠遠裝不下的。

為了規劃會場空間，鄭連福大半夜地跑到宴會廳光着腳扯着尺子不停的計算怎樣擺桌子，結果不管他怎麼算都裝不下500張桌子。很明顯，客人的數目已經定下來了，是絕對不可能減少的，但是不減少客人數量，又怎能順利完成任務呢？

鄭連福想了整整一個晚上，當第二天天蒙蒙亮時，鄭連福昏昏沉沉的腦海中突然間閃現了一絲曙光：為何非要擺500張桌子呢？

原本差點睡着的鄭連福想到這裡立馬來了精神，設計出了一個方案：主賓席上的30人不動，500張桌子中撤掉30張，然後在300桌客人中每桌增加一人，問題不就解決了嘛！

人民大會堂宴會廳

鄭連福的這份方案很快得到了上級的通過，宴會廳布局這個關鍵問題得到解決後，鄭連福又遇到了新的麻煩：國宴上服務員的安排問題。

服務這5000多名客人需要1200多名服務員，雖然能夠參與國宴的服務員都是受過嚴格訓練的，但是這次國宴畢竟非比尋常，將近7000人待在一個會場裡面，如何保證服務員到時候不會迷路，上錯菜？萬一服務員在上菜時和賓客發生了碰撞怎麼辦？

在國宴這個莊嚴神聖的場合，哪怕是一點點的風險都不能存在。

鄭連福為此專門組織服務員們進行了數次提前演習，結果每次都會出現各種各樣的紕漏，就在此時，鄭連福突然間想到了一個好主意：在大會堂的廚房以及東西兩側的出入口，分別裝上紅黃綠三色指示燈。

黃燈一亮，各崗位服務員做好準備工作，綠燈一亮，服務員按照既定程序走向預定目標，紅燈一亮，服務員立即停止行動。

當時的北京已經有了紅綠燈，因此服務員們對指示燈理解得很快，在之後的演練中也沒有再出現紕漏。

人民大會堂宴會廳

國宴上的黑衣人

1959年9月30日，大部分參加國慶的外賓及海外華僑陸續抵京，上午10點，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在美國參加完聯合國大會後也乘坐飛機抵達了北京。就在鄭連福期待又緊張地等待着晚上的到來時，突然間接到了上級讓他去北京市公安局一趟的命令。

鄭連福抵達北京市公安局後，警察同志說道：“國宴可以換一個地方召開嗎？”

原來，不久前北京市公安局對宴會廳進行了安全評估，發現宴會廳吊頂中使用的木材過多，對防火不利，而且吊頂上面有太多的電線，極易引發火災，到時候只要出現一點紕漏，後果不堪設想。

鄭連福聽到這裡整個人都愣住了，距離宴會召開只剩一個下午了，他上哪裡再找新的場地呢？於是只得硬着頭皮跟警察同志表示對人民大會堂的內部情況自己不了解，請同志們跟負責建設大會堂的同志取得聯繫。

劉仁

公安機關迅速就此事向市委做了彙報，沒過多久，原本在單位食堂吃飯的北京市建築設計院院長沈渤就被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叫到了市委。

劉仁見到沈渤敲門進來後，直接問道：“沈渤，為什麼人民大會堂不安全？”

沈渤下意識地問道：“什麼地方不安全？怎麼不安全？”

當劉仁告訴他公安局的同志認為宴會廳有失火的風險後，沈渤直接講道：“因為時間緊，所以我們在對宴會廳和大禮堂吊頂時，的確採用了木吊頂。但吊頂上的電線我們都穿了鐵管，而且周邊也採取了消防措施。這都是和公安局消防處的同志共同確認過的。”

劉仁聽後直接說道：“可是公安局的同志認為還是不太保險，那些安全措施並不能保證今晚國宴時一定萬無一失。”想了想，劉仁接著說道：“實在不行，我只有請示總理，另行安排會場了。”

沈渤聽後，立馬想起了為這次國宴付出了巨大努力的同志們，當即跟劉仁立下了軍令狀，保證國宴時絕對不會出現任何問題，因為都是經過嚴格實驗的，如果國宴召開時宴會廳出現任何問題，自己願意擔責任。

人民大會堂

沈渤離開市委後直接趕往了人民大會堂，然後看到了等在那裡的鄭連福。原來，鄭連福離開警局後一直在想如果真的要換地方舉行國宴應該怎麼辦，因此一直在大會堂前等主管安全工作的同志回來。

鄭連福看到沈渤後，立馬迎了上來，只見沈渤笑眯眯的似乎半點也不慌張，鄭連福還沒開口，沈渤就知道了他的來意，拍了拍他的肩膀讓他放心，今晚不會出事，安心做好宴會的調度工作。

沈渤進入人民大會堂後，找到了建工局副局長張鴻舜，將事情完整地敘述了一遍。張鴻舜對此十分重視，問他應該怎麼辦？沈渤離開市委後心裡已經知道，宴會廳內的各種設施都是經過檢驗的，安全方面不會存在問題。

人民大會堂宴會廳

唯一需要顧慮的就是電線接頭處，一旦冒出火星勢必引發火災。他覺得可以組織50名有經驗的老工人，請他們每人提一件棉襖，分片部署在宴會廳的頂棚內，只要發現電線之火，立馬給它捂滅，同時趕緊拉閘斷電，如此一來，就算髮生了什麼問題，也能夠可以予以制止。

為了避免引起賓客們的注意，所以請工人朋友們穿一身黑色的衣服。

張鴻舜對他的這個提議讚不絕口，一看錶已經下午兩點半了，距離宴會越來越近了，立馬安排人處理此事。

當晚6點，50名帶着棉襖的工人抵達了宴會廳，知道了情況後連晚飯都沒吃就爬到了頂棚上開始警戒，張鴻舜沈渤坐在宴會廳西北角進行監視。

一切正常的國宴

晚上7點，華燈初上，毛主席等國家領導人及各國貴賓、各界民主人士相繼抵達了宴會廳，雖然沈渤已經安慰了鄭連福今晚無事，但鄭連福心裡還是十分的緊張不安，在領導人們正式入場之前，一名服務人員不小心跌倒了，手裡的瓷器碎了一地，好在客人還沒進場，碎掉的瓷器立即得到了清理。

毛主席和赫魯曉夫、胡志明

鄭連福當時心都快頂到嗓子眼了，身上的襯衣都濕了。

國宴開始後，鄭連福一邊為主賓席上的貴賓進行服務，一邊掌控宴會的進程，控制服務人員上菜的時間。偶爾他還悄悄地抬頭看看屋頂，唯恐出現什麼意外。

然而怕什麼來什麼，意外還是發生了，不過不是來自屋頂。原來，當周總理演講時，後廚突然傳出了一陣巨響，安保人員還以為是炸彈襲擊，急忙跑過去看情況，發現一位廚師操作失誤，做飯時搞出來了焦化氣爆炸，把鍋都給掀飛了。

好在，當時賓客們被周總理的講話所吸引，不停的進行鼓掌，掌聲把爆炸聲給蓋了過去，連鄭連福也是之後才知道此事的。

在這長達三個多小時的國宴里，之後再也沒出過什麼意外。

為了這場讓賓客們看來“一切如常”的國宴，很多人都付出了巨大的心血。這一切都是值得的，在參與國宴的賓客們看來，這一次國宴是非常成功的，紛紛稱讚這次宴會在組織設計安排上都十分驚人，體現了很高的組織藝術。

不過，鄭連福本人並沒有聽到這些評價，已經30多個小時沒合眼的他，在宴會結束後就回家睡著了。

參考資料：《人民大會堂建設紀實》沈勃; 黃華青; 潘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