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木木
編輯|觀星
都鐸王朝政體性質的核心問題是中央集權。以往的都鐸專制說只看到了君主集權,而忽視了君主集權的程度、集權的真正實體和集權方式。
權力的集中從無政府狀態開始,到某個權力實體實施專制統治,表現出集權程度的差異。
並非所有階段和程度的集權都是專制,專制的門檻應該以權力與法律的關係為界,無視和踐踏法律的權力為專制權力。
專制統治如果長期存在就會產生專制制度和專制思想,專制制度和思想又能維護專制統治。判斷都鐸政體是否君主專制的關鍵,就是君主的權力是否能夠踐踏法律實施專制統治。
一、中央集權的真相
首先,國王集權的程度沒有超越法律。在亨利七世時期,英格蘭是羅馬天主教世界的一部分,屬於教皇權力之下的一個教區。
亨利七世原則上不能干涉英格蘭的教會事務,包括教會的區劃、人事和財務等等,更不能超越教皇的權力和上帝的法律。
直到亨利八世在位初期,國王希望與王后離婚,仍然需要教皇的批准。由於教會特權的存在,此時的國王沒有專制權力。
在推行宗教改革脫離羅馬教廷管轄之後,亨利八世宣稱“在英國擁有‘最高的’權力,宗教體系是這個政治體的一個部分,現在被稱為英國教會”。
取締教會特權後,亨利八世的權力從世俗領域擴展到宗教領域,或者說在宗教領域與世俗領域實現了集權。
雖然通過宗教改革的集權,國王的權力增加了,更趨近於專制權力,但是王權仍然沒有逾越上帝的法律和議會的法律。
英國的宗教改革只是擺脫教皇的管轄權,而不是放棄基督教。改革之後,英國君民仍然信仰上帝,遵守上帝的法律。改革者將教皇視為上帝和真正信仰的背叛者。
例如,在1536年的《廢除羅馬主教權力法》中,教皇被定義為自詡和篡奪了羅馬主教的權威,長期混淆和歪曲上帝的聖言和聖約的精神的和真正的含義。
以滿足他的世俗的和身體的慾望,例如浮華,榮耀,貪婪,野心和暴政,他用人世的和政治的手段、傳統和發明將之遮蔽和掩蓋,以促進和鞏固他一個人的統治。
英國所做的正是恢復真正的信仰和上帝的法律。克里斯托弗·聖傑爾曼在《師生對話錄》里闡述了這樣的立法原則。
人間的法律要符合上帝的法律和自然的法律,否則將是不明智的和沒有約束力的,例如若規定除非必要否則不能施捨,這種慣例和法律就是無效的。
這種立法與上帝的法律和自然的法律一致的原則,在都鐸王朝的立法實踐中一直被遵守,與之相違背的法案沒有思想和社會基礎。
上帝的法律和自然的法律規定了比較寬泛的原則,違背與否尚有爭論的空間,不容易確定。議會的法律則是具體的規定,怎樣做合法,什麼行為違法,是清晰可辨的。
如果國王能夠踐踏議會的法律,那麼也可以認定是在進行專制統治。都鐸時期,國王通過議會頒布新法和修改舊法,依據法律進行統治。
這些法律證據多到幾乎塞滿兩本《王國法令集》,標誌着議會的立法活動經歷了一個爆發時期。都鐸王朝的每一位君主在繼位時都宣誓尊重法律,依法治理國家。
例如在瑪麗女王當政時,曾有人上書稱她為征服者,認為她可以像威廉一世那樣擺脫法律的束縛,獨斷專行。
言下之意是她可以廢除宗教改革的法律,恢復天主教信仰。但是,瑪麗女王在上書者面前將這一建言付之一炬。
“她想到了加冕時的宣誓,深知不能違背誓言而按此建議行事,不能冒着喪失王位和使整個國家傾覆的危險去這樣做”。
在16世紀末,理查德·胡克概括並論證了英國君主政體的公理:“法律造就國王,國王授予的任何恩惠如果違反法律則是無效的,除非法律允許,否則國王什麼都不能做。”
“法律造就國王”是對都鐸政體常規運作經驗的總結,也是對都鐸君主集權程度的真實描述。事實上,國王的至尊地位正是在神學理論和法律實踐中造就的。
法律確保了國王的地位,國王沒有理由破壞自己的權力基礎。“國王至尊”是指沒有人的權力超越國王,並非國王高於法律之意。其次,國王不是中央集權的真正實體。
亨利八世所宣稱的“最高的”權力,不是以他個人的名義實現的,而是以整個國家的名義被賦予的。國王個人不足以代表整個國家,也就不能獨自行使主權。
都鐸王朝中央集權的真正實體是國王與議會的聯合,被稱為“議會中的國王”。也有學者將其譯為“國王在議會中”,“王在議會”或“君臨議會”。
雖然譯法不同,但都明確表達了原文中的國王與議會聯合之意。
1533年的《彼得便士金法》對之有清晰地闡述:“國王陛下與他的教俗貴族和平民,代表王國的整體在他的最高的機構議會中,擁有全部的權力和權威,以廢除或修改王國內所有的人定的法律。”
此法令是由托馬斯·克倫威爾起草的,埃爾頓稱此句是對“將絕對的立法權寓於三位一體議會的原理的最直白的表達”。對主權的三位一體原理,亨利八世本人有最深刻的體會。
1542年在“費勒斯案”提交到樞密院後,亨利八世為議員出席議會的特權辯護,“朕在任何場合都不似在議會中那樣高高地屹立於王位。
在議會中,朕是首腦,你們是四肢,我們結合在一起,組成了國家”。三位一體這個術語是現代學者提出的,在都鐸時代尚未出現。
當時的人仍然用議會來指代“議會中的國王”,畢竟主權就是在議會中產生的,這是事實。
例如托馬斯·史密斯爵士明確地提出,“英國最高的絕對的權力在議會之中”,國王、代表教士和上層社會的教俗貴族、代表下層社會的騎士和鄉紳。
“為了公共利益,一同磋商,周密審議每一項提案和法律”。“議會中的國王”集權不等於無條件的國王個人集權,不能被簡單化為君主專制。
即使從國王與議會競爭的角度看,國王的權力擴張也比議會略遜一籌。
1539年的《公告法》授權國王根據樞密院的建議發布公告,並且規定這些公告應該被“服從、遵守和保持,就像它們是議會的立法一樣”。
因為此舉有授權國王越過議會直接頒布法律的嫌疑,引起關於君主專制的爭議,梅特蘭稱之為“王法”和“普通法的不可否認的缺陷”。
該法案確實引發了疑慮,在議會中經歷了長時間的辯論。然而,這項法案的目的是賦予政府公告以法律依據。
在此之前,國王在一直可以通過公告管理一些確定的領域,例如通過公告宣布戰和、聯盟、保衛國家,以及貨幣貶值等。
此時,國王通過公告來推行宗教改革,公布官方聖經、教義和聖禮,以平息由此引發的爭議和混亂,卻遭到了公告在這些事務上的合法性的質疑。
在這種情況下,求助於議會是為了明確法律關係,解決法理上的疑問,進而使司法實踐有據可依。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是法治原則的體現,而非破壞法治。
因此,《公告法》並沒有授予亨利八世在議會之外的立法權,只是確認了國王及其樞密院現代意義上的委託立法權。
結婚、離婚和遺產繼承原屬國王個人的私事,在宗教改革之後被議會全面介入了。
國王婚姻的有效與否需要議會立法來確認,例如亨利八世與凱瑟琳離婚和與安妮·博林結婚,與簡·西摩結婚,以及與安妮·克雷弗思解除婚姻關係等等。
國王的婚姻關係需要議會立法確認,說明國王沒有專制權力,否則連議會本身都不需要存在。議會立法不僅關涉國王婚姻的合法性,還規定了王位繼承順序。
二、集權方式
1534年第一版《王位繼位法》史無前例地規定了精確的王位繼承順序,而不是像慣例那樣籠統地接受當前的國王及其後代。
1536年第二版《王位繼位法》更加明確,將王位指定給簡·西摩所生後代。1543年第三版《王位繼位法》恢復了瑪麗和伊麗莎白的繼承權,次序在愛德華之後。
用議會法律來規定王位繼承次序,意味着王冠不再特殊,只作為國王的私產之一按照法律原則處置。這種變化的政治意義非同尋常,王冠像普通的私產一樣。
其傳承要遵守法律規定,但是其在法律層面上卻只是在例行公事,法律本身沒有改變。這種變化意味着王權向私人領域退卻,將更多公共領域讓給法律。
正如有學者指出的,議會在亨利七世的王位合法性問題上還無足輕重,到1534年至1543年陸續頒布《王位繼位法》時已經在發揮“核心和權威”作用。
議會此時在王位繼承次序上獲得的話語權,在一個半世紀後發展成了真正的決定王位繼承人的權力。
由此可見,國王非但不是集權的唯一實體,而且相對議會權力提升的高度,國王的權力甚至有下降的表現。最後,三位一體的集權方式意味着都鐸王朝是共和政體。
傳統的集權方式有排他性特點,通過壓制、消滅不同的政治勢力和意見,達到集權目的。排他式集權是最容易設想和實踐的集權方法,所以在歷史上最為常見。
君主制的暴君,貴族制的寡頭和民主制的僭主,都是通過這種方式實現集權和專制的。
因為排斥異己導致的對立關係之張力持續存在,排他式集權過程往往十分殘酷,所建立的政權也持續面臨騷動和叛亂的困擾。
中外歷史上的專制政權總是以殘暴恐怖的面貌出現,而且不得不常備鎮壓叛亂的軍事力量,就是其集權方式弊端的體現。
由於以私利為目的,排他式集權其實是私權,或者說是公權私用。黃宗羲所言,“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此之謂也。
與排他式集權不同,三位一體是在三種主要的政治力量中尋求共識。國王代表王室,上院代表貴族,下院代表平民,三者合議的共識代表整個王國。
因為在立法合議時釋放了意見分歧的壓力,所以施政過程的阻力會減小。如果未經議會授權,徵稅則會遭到臣民抵制。
1525年,沃爾西曾試圖不經過議會就向僧俗兩界攤派動產稅,即“友好的捐助”,最高稅率為俗人年收入的1/6、僧侶年收入的1/3。
此舉招致普遍的反對,反對者稱沃爾西及其徵收專員是“英格蘭法律與自由的破壞者”,“如果人們將其財產交給徵收專員,那麼就比法國的稅收還糟糕,英國因此將被束縛並失去自由”。
最終,亨利八世和沃爾西不得不放棄這次捐助。如果徵稅草案提交議會討論,下院便可以正式修改草案,譬如修改徵收數額,轉嫁稅負,添加附帶條款等等。
合議式集權因為能夠兼顧不同意見具有公權性質,是代表整個國家的公共權力。在都鐸時期,公權與私權有別的觀念是常識。
當時幾乎所有的法律都包含“代表王國”“整個王國”“公共的”和“公共利益”等詞句。
因為“議會代表整個王國,議會的同意被視為所有人的同意”,都鐸政體被認為是由議會掌握主權的共和國。
綜上所述,都鐸王朝的中央集權並不只表現在君主集權,不宜用君主專制來概括。都鐸君主的權力從未逾越過法律,包括王國的法律、自然的法律和上帝的法律。
三位一體的議會是中央集權的真正實體,其中蘊含的合議式集權方式是現代政治制度的標誌之一。
《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將“政治”一詞定義為“一群在觀點或利益方面本來很不一致的人們作出集體決策的過程,這些決策一般被認為對這個群體具有約束力,並作為公共政策加以實施。”
這一現代學術定義,也可以被看作是對都鐸王朝政治的概括,印證了都鐸政體具有現代政治屬性的判斷。
都鐸政體合議式集權的現代性包含兩個方面:中央集權和政治合議。都鐸政體專制說只看到了中央集權,而且將之誤解為君主個人集權。
三、政體專制說的由來
儘管英國人一直對專制君主保持警惕,但是稱都鐸王朝為君主專制似乎是較晚的事。
在都鐸時代,不乏有人抱怨亨利八世殘酷無情、喜怒無常,甚至稱之為暴君,但主要是指他的性格和脾氣。
例如,儘管身陷囹圄的沃爾特·雷利爵士有意通過貶低都鐸君主來奉承詹姆斯一世,但也只是指責亨利八世的處事風格。
“很多僕從被迅速提拔,但他卻對提拔的原因深藏不露,當他改變了心意,也沒有人知道做錯了什麼,就好比把饑渴的群蜂引至花叢,待它們採得百花成蜜後,再把它們活活燒死在蜂巢中。”
這隻說明亨利八世其人城府極深、詭計多端,善於利用他人火中取栗,卻不能證明都鐸王朝實行了專制的政體。
有證據顯示,直到17世紀末都鐸君主專制的觀念還沒有出現,或者尚未流行。
1698年出版的《英國常備軍簡史》區分了三種政體:專制君主政體,全部權力由君主一人掌握,只有他一人的利益被關切。貴族政體關注少數人的利益。自由政體關注每個人的利益。
該書將都鐸王朝視為自由政體,而非專制君主政體。最先在學術作品裡系統闡述都鐸專制說的可能是威廉·斯塔布斯。
斯塔布斯是牛津大學教授和牛津主教,也是代表早期憲政史研究水平的牛津學派的奠基者。
斯塔布斯在19世紀70年代陸續出版了三卷本《英國憲政史》,將英國歷史解釋為憲政政治的成長史。
他認為,英國憲政的發展是三種力量持續、微妙和錯綜複雜的相互作用的結果,即民族的性格,外在的歷史和民眾的機構。
英國的憲政從原始日耳曼文明和公共機構中萌發,在諾曼王朝增加了以王權為源泉的新行政系統。
到蘭開斯特王朝進行了憲政實驗,實驗失敗後進入約克王朝和都鐸王朝的專制統治。他的憲政史演變模式是牛津學派的基礎觀點,被稱為斯塔布斯框架。
斯塔布斯的憲政史還以貴族與君主對抗為線索和特點,他似乎有意將憲政理解為貴族與國王之間的力量平衡,卻又過於強調貴族反抗的憲政意義。
以現在的標準看,斯塔布斯的框架受到了民族情感的驅動,其中有太多武斷的定義和結論,論證和邏輯也有失片面和牽強,有些表達甚至前後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