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有一次曾參加魯國的蜡祭活動,儀式結束後,他對身旁的弟子子游滿懷深情地大講了一番“大同社會”與“小康社會”的遠景和道理。後世“太平盛世”的理想即源於此。
太平盛世,是封建社會一代又一代有良知有抱負的政治家及深懷家國天下的讀書人在經邦濟世方面永遠懷有的遠大理想。而據史書記載,所謂的太平盛世,似乎還真的有那麼幾次。
《貞觀政要》卷一載:“官吏多自清謹。制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跡,無敢侵欺細人。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不閉。又頻致豐稔,米斗三四錢,行旅自京師至於嶺表,自山東至於滄海,皆不糧,取給於路。入山東村落,行客經過者,必厚加供待,或發時有贈遺。此皆古昔未有也。”
如此看來,唐太宗的“貞觀之治”,大約就是太平盛世了,然而,據史書記載,隋煬帝時百姓為逃避頻繁苛重的徭役兵役,自殘肢體,在當時被稱之為“福手”“福足”,而在貞觀年間,這種“遺風”竟然還有存在,說明在所謂“貞觀之治”的太平盛世,百姓的負擔依然沉重,生活依然艱苦。再看唐太宗之為人,殺兄滅弟,霸佔弟媳,對其兄其弟的孩子,也是斬盡殺絕。為了穩固自己的統治,也曾廣開言路,但因魏徵批評過於大膽直接,幾次差點殺了他。後來魏徵去世,唐太宗又寫詩哀悼。此後過了若干年,他忽而又想不通了,下令讓人推倒了魏徵的墓碑。對於這樣一個反覆無常的千古明君,對於“貞觀之治”,究竟如何,我向來是心有所疑的。
其它如漢代“文景之治”、唐代“開元盛世”、清代“康乾盛世”,都與“貞觀之治”大同小異而已。
清·昭槤的《嘯亭續錄·千叟宴》中分別記錄了康熙、乾隆時期舉辦千叟宴的盛況:“康熙癸巳, 仁皇帝六旬,開千叟宴於乾清宮,預宴者凡一千九百餘人; 乾隆乙巳, 純皇帝以五十年開千叟宴於乾清宮 ,預宴者凡三千九百餘人,各賜鳩杖。丙辰春,聖壽躋登九旬,適逢內禪禮成,開千叟宴於皇極殿 ,六十以上預宴者凡五千九百餘人,百歲老民至以十數計,皆賜酒聯句。”
康熙、乾隆多次舉辦“千叟宴”,其目的不外乎向世人昭示,在他們的統治之下,天下已然太平矣,即封建史家所謂的“康乾盛世”。
然而,康乾時期,“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貪腐現象普遍存在,在文化教育方面,推行八股文,大興文字獄。康熙後期,國庫嚴重虧空;乾隆時期,還出了個富可敵國的巨貪和珅。這些本身就是對所謂“康乾盛世”的莫大諷刺。
漢文帝、漢景帝時期,由於政策准許,“賣官鬻爵”現象普遍存在,傑出的政治家晁錯被冤殺,隨後爆發了規模空前的“七國之亂”。所謂的“文景之治”,只不過與秦末漢初戰亂頻繁、經濟崩潰、百姓流離失所的社會狀況相較,稍好而已。
至於“開元盛世”,具有初中學歷者大都知道,其後不久便是唐玄宗沉溺酒色,不辨忠奸,李林甫、楊國忠先後專權,禍國殃民,不久便爆發了令唐帝國大傷元氣的安史叛亂。
綜上所述,對於所謂的“太平盛世”,還是魯迅先生看得穿,看得透。他在《墳·燈下漫筆》中如是言道:“復古的,避難的,無智愚賢不肖,似乎都已神往於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了。”
魯迅先生的話,若要說得再明白一些,那就是:在封建皇權治下,所謂的太平盛世,不過就是廣大百姓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