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建交50年，中歐如何再出發？

5月6日，中國與歐盟迎來建交50周年，中歐領導人互致賀電。

這是中歐關係承前啟後的歷史節點，也是這對全面戰略夥伴重新思考雙邊關係發展的重要時刻。

站在國際局勢波譎雲詭、地緣博弈異常激烈的關鍵十字路口，作為世界上兩大文明、兩大力量和兩大市場，中歐關係正呈現何種發展態勢？又面臨怎樣的戰略契機？

韌性從何而來

1975年5月6日，中歐老一輩領導人以非凡的政治勇氣，突破冷戰壁壘，作出中國與歐洲經濟共同體（歐盟前身）建交的決斷，成為“超越陣營”的外交典範。

建交50年來，中歐關係經歷風雲變幻，實現全面發展：不僅互為全面戰略夥伴，還建有以領導人會晤機製為戰略引領的60多個磋商機制；也是彼此重要貿易夥伴，形成強大的經濟共生關係，年貿易額從24億美元增長至7858億美元，增長了300多倍。

“現在的一天就相當於從前的一年。”中國外交部發言人6日稱。

今年2月，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進行的一項全面調查顯示，大多數歐洲民眾將中國視為“必要的合作夥伴”，並對中國的崛起“堅信不疑”。

從破冰起航到篤行致遠，中歐關係歷經半個世紀的風雨洗禮，呈現出怎樣的發展態勢？又在長期互動中沉澱了哪些寶貴經驗？

北京外國語大學區域與全球治理研究院教授崔洪建指出，中歐建交50年來，雙邊關係總體平穩且持續發展。與其他大國關係相比，中歐關係的穩定性與韌性依然突出。究其原因，主要有幾方面因素髮揮作用。

首先，雙方擁有巨大的共同利益。

過去50年，中歐經貿合作成果豐碩：雙方互為第二大貿易夥伴，相互投資規模可觀，均高度重視對方的市場潛力和發展前景。巨大的共同利益成為支撐雙邊關係韌性的物質基礎。

其次，雙方在全球治理、和平發展等重大議題上有很強烈的共識。

儘管雙方對多邊主義的理解存在一定差異，但都堅定高舉多邊主義旗幟，支持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全球治理體系，堅決反對單邊主義和霸權行徑。這些共識為雙方處理政治、外交和安全事務奠定堅實基礎。

最後，雙方相互尊重、求同存異，願通過協商化解分歧。

中歐歷史、文化、制度不同，但始終保持對話溝通渠道暢通，通過談判化解矛盾和分歧的意願從未改變。“求同存異、務實合作”是雙方長期交往的核心準則，在過去50年幫助中歐關係取得長足發展。

方向始終未變

歐洲有諺語道，真朋友永不言棄。但這並不意味着中歐關係的發展是一帆風順的。站上新的歷史節點，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正給中歐關係帶來全新考驗。

“近年來，中歐關係的環境日益複雜，雙邊關係出現新變化，處於一個過渡調整時期。”崔洪建指出。

一方面，世界在變，歐洲對中國的認知以及政策呈現複雜化的特點，處於動態調整之中，尚未完全定型。

自2019年歐盟報告將中國定位為“系統性競爭對手”以來，歐洲內部的爭論一直都在。

另一方面，隨着中歐整體實力對比的變化，經貿領域競爭、地緣政治變化帶來的信任問題，已成為歐洲對華關切的兩大焦點。

“真正的考驗在於，歐洲正處於戰略彷徨期，中歐能否發明出一種新的共存語法：既承認競爭的現實，又保留合作的框架。”有歐洲人士如是稱。

崔洪建認為，面對變局，中歐都需要做出相應的變化和調整，但有兩個大方向始終未變。

從關係定位看，中歐合作面遠大於競爭面、共識遠大於分歧。

因此，用“競合”來定義中歐關係的發展，顯然存在局限性：過於突出競爭，且將競爭與合作機械地分開。這與中方以合作為主的政策預期不符，反而附和了歐方並不科學的“三重定位”。

從長期發展看，中歐合作不是策略性安排，而是基於全球格局與共同利益的全局性、戰略性選擇。

“中歐可在任何領域開展合作，在合作的前提下管控競爭、妥處分歧，儘可能地將競爭因素轉化為合作動力，而不是將遇到的問題固定下來，人為劃定合作領域和合作‘禁區’。”崔洪建說，中歐需重新構建內涵更豐富的互信關係，不局限於政治層面，也包括戰略層面，比如維護全球戰略穩定、堅持多邊框架等，為中歐關係再出發找到起點。

正確戰略選擇

中歐建交50周年來臨前夕，法國、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以及歐盟政要密集訪華，被歐洲輿論形容為“展開對華外交攻勢”。

與這股訪華潮相呼應，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此前釋放積極信號。她公開表示希望再次“培養和深化”與中國的關係，在可能的情況下“可擴大與中國的互利貿易和投資關係”。

6日當天，中歐領導人互致賀電。中國外交部宣布，經雙方商定，中方和歐洲議會決定同步全面取消對相互交往的限制。

據悉，今年中歐之間還有一系列重要議程：歐理會主席和歐委會主席將適時聯袂訪華，舉行新一次中歐領導人會晤；雙方將舉行戰略、經貿、綠色、數字等高層對話；舉辦4場慶祝建交的高規格招待會，以及經貿、文化、青年、體育、學術等領域系列活動。

此外，歐洲議會議長梅措拉辦公室證實，中歐正在就解除相互制裁措施進行磋商，中歐全面投資協定（cai）談判或將再度重啟。

“歐盟和中國正在走近。”《環球時報》援引歐洲媒體觀點稱，這一趨勢不僅體現在歐盟委員會內部，也在多個歐盟國家中顯現。

崔洪建指出，中歐關係發展有着清晰的內在邏輯與高度自主性，不針對第三方。但隨着國際形勢的變化，大國關係難免相互產生影響。自特朗普政府上任以來，美國政策變化的外溢效應逐漸顯現。

一來，美國的單邊主義行徑迫使歐洲重新審視其所處的地區和國際環境，反思其對華政策工具（包括所謂“去風險”“確保經濟安全”等主張）的合理性。

二來，美國的政策調整正在幫助歐洲形成某種對華共識：為減少來自美國的壓力和風險，歐洲在策略上尋求與中國溝通合作；歐洲內部要求更合理地看待和處理對華關係的聲音在增加。

上述兩方面變化，趨勢能否延續，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歐方能否做出正確的戰略選擇。

“這種選擇不是在中美之間選邊，而是狹隘的‘西方中心’觀念和真正適應多極化發展趨勢、建設性開展對華合作之間的選擇。”崔洪建指出，面向下一個50年，這將成為歐洲展現信心、勇氣和能力，與中方攜手應對世界變局的重要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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