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在《史記》中李廣的口碑比戰功赫赫的衛青霍去病要好的多

對於漢武帝時期對匈作戰的名將衛青、霍去病和李廣，史學大家司馬遷在《史記》中有不同的描述。在寫衛青時說道：“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對於霍去病，他寫到：“驃騎將軍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對於李廣他寫到：“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從這短短的記載中，不難看出，司馬遷對李廣以悲劇英雄形象極力推崇，寄寓深切同情，讚揚其品格與才能；對衛青、霍去病則客觀記錄軍功，暗諷其外戚身份與治軍嚴苛，評價較為隱晦。那麼在漢武帝時期，衛青、霍去病的戰功明明要比李廣大的多，可為何太史公在《史記》中暗諷衛、霍而推崇李廣呢？本文就跟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在此之前，先聊聊他們的軍功。

1、衛青

衛青出身低微，原為平陽侯府騎奴。其姐衛子夫受漢武帝寵幸入宮後，衛青得以入朝為職。漢武帝看中其軍事才能，提拔為將領，開啟抗擊匈奴的輝煌生涯。他一生七次率軍深入漠北，官至大司馬大將軍，封長平侯，是漢武帝時期對匈作戰的核心統帥。

前129年的龍城之戰，衛青首次獨立領兵，率萬騎奇襲匈奴聖地龍城，斬敵數百。此役打破漢軍多年被動防禦局面，提振士氣，衛青嶄露頭角。

前127年收復河套，衛青率軍迂迴雲中，突襲匈奴白羊王、樓煩王，奪回河套平原，設朔方郡，解除長安北方威脅。

衛青影視形象

前124年奇襲高闕，衛青率三萬騎夜襲匈奴右賢王駐地，俘敵將領十餘人、部眾萬餘，右賢王僅以身免。此戰後衛青拜大將軍，統領諸將。

前123年漠南大捷，衛青兩次出定襄，殲敵近兩萬，但部將蘇建全軍覆沒。此役提拔霍去病，甥舅並起。

前119年漠北決戰，衛青與霍去病各率五萬騎分擊匈奴。衛青穿越沙漠千餘里，擊潰單于主力，追至趙信城，焚其糧倉。匈奴元氣大傷，漠南無王庭。

前115年前後，衛青兩次出兵，因匈奴遠遁無功而返，此後漢軍戰略轉向守勢。

2、霍去病

霍去病是衛青的外甥，出身寒微卻少年得志。17歲隨衛青出征，18歲獨立領兵，以閃電戰術橫掃匈奴，官至大司馬驃騎將軍，封冠軍侯，24歲英年早逝，一生短暫而璀璨。

前123年，霍去病首次出征便立下大功，被漢武帝封為冠軍侯。前121年霍去病率萬餘精銳騎兵，六日轉戰千餘里，突襲匈奴休屠王部，斬敵八千，俘獲祭天金人，打通河西走廊東段。

同年夏天，霍去病孤軍深入祁連山，採用迂迴包抄戰術，殲敵三萬，降服匈奴渾邪王、休屠王部眾四萬餘人，徹底控制河西走廊，漢朝在此設武威、酒泉等四郡。

霍去病影視形象

前119年的漠北決戰，霍去病與舅舅衛青各率五萬騎兵分擊匈奴。霍去病北進兩千餘里，擊潰左賢王主力，斬敵七萬，追擊至狼居胥山（今蒙古肯特山），舉行“封狼居胥”祭天儀式，兵鋒直抵貝加爾湖畔，匈奴遠遁漠北。

霍去病開創了騎兵集群長途奔襲戰術，行軍速度極快，常以“閃電戰”深入匈奴腹地；善用匈奴降將引導，精準打擊核心部落；不拘泥傳統陣法，強調“因敵制勝”。其征戰徹底扭轉漢匈態勢，河西歸漢切斷了匈奴與西域聯繫，漠北決戰使“匈奴遠遁，而漠南無王庭”。

3、李廣

李廣是西漢名將，隴西成紀人，出身將門世家，善騎射，文帝時從軍，歷經景帝、武帝三朝，以勇猛著稱，匈奴稱其為“飛將軍”，卻終身未能封侯，結局悲壯。他早年曾參與平定七國之亂，因私受梁王將軍印未獲封賞。長期鎮守北部邊郡（隴西、雁門等地），以善治邊防聞名。武帝時多次隨衛青、霍去病出征匈奴，歷任驍騎將軍、前將軍等職，晚年因漠北之戰迷路失期，引刀自刎。

相比於衛青、霍去病，李廣的戰績要遜色的多，前144年，李廣率百餘騎遭遇匈奴數千騎兵，佯裝誘敵，射殺匈奴白馬將，驚退敵軍。前129年，李廣率萬騎出擊匈奴，遭十倍兵力圍攻，重傷被俘後奪馬逃歸，雖全軍覆沒仍被贊勇武。

李廣影視形象

前128年在任右北平太守期間屢次擊退匈奴，曾一箭射穿巨石，匈奴數年不敢進犯。前123年隨衛青出征，因迷路未能參戰，功績不顯。前119年的漠北決戰，李廣任前將軍隨衛青出征，青臨時調其改道東路，途中迷路錯失戰機，戰後追責自盡。

李廣以個人勇武著稱，善用騎兵突襲，尤精騎射，常身先士卒；治軍簡易，不設繁雜軍規，與士卒同甘共苦，深得軍心。但缺乏戰略謀劃，多次因冒進、迷路導致戰敗。

從上述內容可以看出，李廣的戰功明顯要比衛青、霍去病小的多，可是司馬遷卻在《史記》中對他推崇有加，這是為何呢？大概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個人傾向與文化價值觀，司馬遷本身推崇“士為知己者死”的豪俠精神，而李廣雖身經百戰、體士卒卻終身未封侯，最終悲憤自刎，這種英雄失路的悲劇性與其因李陵案遭宮刑的個人際遇產生強烈共鳴。李廣的形象寄託了司馬遷對理想人格（勇武、重義、愛兵）的讚頌，以及對命運不公的控訴。

衛青、霍去病雖是戰功卓著的名將，但其崛起依賴衛子夫（漢武帝皇后）的外戚身份。司馬遷深受儒家“君子不器”“修身立命”思想影響，對依靠裙帶關係上位者暗含鄙夷。這種態度在《佞幸列傳》《外戚世家》中亦有體現，暗諷衛霍“以和柔自媚於上”，隱指其功摻雜皇權恩寵。

司馬遷

二、歷史敘事的深層隱衷，司馬遷因替李陵（李廣之孫）投降匈奴辯護而受宮刑，對李陵家族（尤其是李廣）的悲劇命運懷有深切同情，書寫《李將軍列傳》時隱伏“李氏三代不遇”的哀嘆。而對衛霍的批評，或暗含對漢武帝偏袒外戚、羅織李陵冤案的不平。

衛青、霍去病是漢武帝擴張政策的執行者，其連年征伐雖建功立業，卻也導致“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司馬遷雖未明言批評戰爭，但通過淡化衛霍的戰術智慧（如衛青的迂迴戰術、霍去病的後勤管理幾乎不寫），隱晦表達對窮兵黷武政策的不滿。

由此看來司馬遷的書寫絕非簡單的“褒李貶衛霍”，而是通過人物命運反映對歷史規律的思考。李廣的悲劇象徵著個人在時代洪流中的無力，衛霍的功業則折射出集權政治對戰爭機器的依賴。二者對照，暗含司馬遷對戰爭代價、皇權專制與外戚政治的深刻反思，亦為後世留下關於歷史正義與人性複雜的永恆追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