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靜遠｜只有開明的現代教育，才能拯救這些愚昧的靈魂

作者｜石靜遠（Jing Tsu）

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博士，耶魯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學系教授，教學方向主要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和華語語系文學；研究興趣涵蓋離散與華語語系研究、區域研究、比較文學和中國科技史。

1859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王照降生在一個武將之家。他家的顯赫地位是一刀一槍搏來的。王照的祖父是一員猛將，弓馬嫻熟，曾在19世紀40年代的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英勇殺敵。王照祖父在戰場上的勇猛被傳為佳話，他對軍中將士的袍澤之情更是贏得交口稱讚。對麾下士兵，他訓練時嚴厲至極，但在戰鬥中和他們如兄弟般並肩殺敵。一次戰鬥中，英軍的一顆子彈打穿了王照祖父的頭盔，他渾身浴血，當場陣亡。他手下的士兵不肯自已逃命，企圖從敵人那裡搶回他的屍身，結果無一倖存。敵人為了泄憤，將王照祖父的屍體卸下四肢，砍成碎塊。王照的祖父因忠勇報國被賜予清朝大臣的最高謚號，他的家族也被賜予富貴榮華。

王照幼時父親便自盡身亡，他由叔叔撫養長大。他發奮讀書，沒有上戰場建立功勛，而是在朝堂上嶄露頭角。王照步步高升，成為負責宮廷典禮儀式的禮部主事，這是個穩當的職位。王照的祖父喜歡寫字吟詩，雖遠不比杜甫和李白這兩位中國最偉大的詩人，但他生前讓孫子牢牢記住了學問的重要性。王照自然而然地繼承了祖父的詩書家風。他作了許多詩來抒發胸中塊壘，也許有的詩句平淡無奇，卻字字發自肺腑。王照流亡日本期間與當地的文人學子交往唱和，寫了246首詩訴說自己的經歷。他自認為是個憂鬱的愛國詩人：

傷心禹域舊山河，

獵獵寒鳳海岸過。

行李兩肩夭壓重，

萬山影里一頭陀。

1900年春，王照在崎嫗的鄉間跋涉，腳上磨出了庖，衣衫汗塵斑駁。促使他咬牙前行的不是詩歌的慰藉，而是士兵的自律。這位“孤僧“完全不似文弱書生。自年輕時起，王照就出了名地體魄健壯，哪怕是數九寒天，他也只穿着短褲短褂在室外練武。朋友和鄰居記得他的孔武有力，更記得他的公平正直。他們常常講到王照遇到一位以賣字為生的落魄年輕人的故事。凜冽的寒風中，王照看到那個可憐的小夥子蜷在街角破桌邊，桌上擺着筆墨，以極低的價錢賣字鬻文。王照請那個年輕人吃了一頓熱飯，聽說他想讀書參加科考後，又慷慨地贈給他一大筆錢，讓他把書念完。眾口相傳，那個感激涕零的年輕人多年後發達了，對王照報了恩。

王照回家途中的經歷與當年在朝堂上天差地別。他在土路村道上遇到的老百姓都貧窮困苦、大字不識。男人的識字率不到30%，女人的識字率更是僅有2%。王照看到了愚昧的後果，也認識到農民要改善生活，就必須學會識字。他憐憫那些農民，卻又不禁嫌棄他們粗魯野蠻、不明事理。從他的旅行日記中看得出他對他們的不屑：王照聽到百姓把糧食歉收歸罪於德國人在殖民地青島修建的現代鐵路，因此他對那些迷信的村夫野叟嗤之以鼻。

王照在小酒館裡冷眼旁觀，看着村裡的先生把酒碗重重地頓在桌子上，不問自答地預言未來。他們說，今年冬天的嚴寒凍死了幾百號人只是開頭，更大的災難還在後面。在他們雲山霧罩的忽悠下，村裡的愚夫愚婦都相信戊戌變法成功了，發生了革命，康有為現在坐了龍椅。在這些地方，消息來得很慢，經常誤漏百出。每當王照對村民這種無稽之談聽得不耐煩時，就打斷與他們的談話，假裝突然入定，敲打木魚，應和着木魚聲誦經。王照對窮苦大眾的關心與他作為儒生的觀點並不矛盾：只有開明的現代教育才能拯救中國這些愚昧的靈魂。此事雖非關存亡，卻是實際問題，可以有具體的解決辦法，而這個辦法，就掌握在他手中。

王照對識字救中國念茲在茲。流亡期間，他完成了他心目中的救國之法：一本題為“官話合聲字母”的薄薄小書。這就是他一直揣在懷中的那本線裝小冊子。他想用它來幫助中國廣大的窮苦農民站起來，建起一座溝通和理解的橋樑，甚至延伸到他們痛恨的外國人那裡。王照立志實現中國語言和中華民族的雙雙振興。他想利用漢語來達到現代的一個目標：統一。他寫下漢字的62個基本組成部分來代表發音，創造了一套注音系統來顯示一個整字的讀音。

中文識字通常靠看不靠聽，高度依賴視覺和觸覺感知。小孩子記住漢字形狀和筆畫的唯一辦法是一筆一畫、不厭其煩地反覆抄寫。這個學習過程需要好多年，甚至會用去大半生的時間。學習漢字所需的耐心將書寫發展成為一種靜思的藝術形式，書法家因此而備受尊敬。王照和少數其他語言改革者一樣，具有前瞻眼光，對加速學習漢字的過程採取務實態度。為改善漢字的表音能力，他們創立了一套單獨的系統，由漢字中比較簡單、能夠表音的不同部分組成。王照談這個問題的口吻非常民主，令人驚訝：

吾中華之文字乃天地之首創……揭宇宙之精髓奧秘，遠勝他國語文。然世界各國之文字雖則淺陋，皆本國人人通曉，因其文言一致……故能政教畫一，氣類相通……而吾國則通曉文義之人百中無一。有文人一格，佔畢十年或數十年，問其所學何事，曰學文章耳……望而不前者十之八九。稍習即輟者又十之八九。文人與眾人如兩世界。舉凡必不可少之知識，無由傳習，故而不諳政治、地理、治者與治於人者之關係，或華衰而世界興，抑或反之。

王照希望通過大大減少花在學習複雜文字上面的時間和精力，來解決一個自16世紀多明我會和耶穌會傳教士進入中國以來一直阻礙着東西方互相理解的難題。那時，傳教士使用拉丁字母為漢字注音，以便記憶。他們為了與當地的中國人交流，只能用西方字母記錄下在街上聽到的奇怪發音。傳教士制訂的羅馬化注音表質量參差不齊，既不系統，也不標準，而且只適用千他們所在的地區。中國各地的不同方言多達數百種，在北京衚衕里記下的發音拿到廣東的港口根本不管用，正如把巴黎人說話的聲音記下來，拿到馬德里沒有人懂。

王照還在東京時，面向一群中國留學生推出了他的《官話合聲字母》第一版。去日本訪問並看過此書的中國官員欣賞書中的創意，但這樣的官員屈指可數，無法為此書提供多少支持。王照等人看到日本在台灣島的＂蠻荒之地”開展的＂識字實驗”比較成功，增強了信心，相信官話字母能更勝一籌。王照返回中國時，滿懷希望和忐忑。他立志為人民創造一種新的交流方法，究竟能否壯志得酬？他懷中揣得嚴嚴實實的宣紙上寫的是以一種統一語言為基礎的一整套注音系統。若得到廣泛採用，此法可提高識字率，減少中文的書寫時間，使學說漢語更加容易。

中國的語言向來多種多樣，因為中國領土廣袤、人口眾多。公元1世紀，一位名叫許慎的學者最早對地區方言做了研究。他不畏辛勞，調查了人們日常口語的不同形式。這位早期詞典編纂者費時20多年，根據他與從帝國四面八方來到京城的兵士和官員的談話列出了大約9000個字條——而他的調查離完整還差得遠。19世紀下半葉，中國官員知道歐洲各國成功地用本國語替代了拉丁語，於是對漢語的口語和文言之間的巨大差別愈加擔憂。字母語言被贊為現代社會的火車和汽車，而漢語文字卻被比作遠遠落後的老牛破車。漢語的低效觸目驚心。北方人與南方人無法交流。被派往鄉村地區的京官把赴任的經歷比作去往異域。官員們為履行放賑或清點人口等職責，使用朝堂上的語言彼此溝通。這種官員用的語言後來被稱為官話。

官話不是普通百姓的語言。許多老百姓只會簡單的算術，不能讀也不會寫，只能在賣東西的單子或契約上按手印。王照這樣的人認為，多數國民不會讀書寫字是阻擋中國進步的巨大障礙。語言障礙超過所有其他問題，可謂中國的落後給日常生活造成的最亟須解決、最顯而易見的後果。

在王照看來，辦法很簡單：首先要幫助人們認識並嚴格按照發音用符號記下自己所說的話，然後幫他們跨越方言、地域，可能還有國家的界限彼此溝通。理想情況下，一套書寫系統就能達到目的。王照相信，他的官話字母一定會成為適用於全中國的現代漢語標準。問題是中國是否願意接受他的系統。

時值5月末，王照已經跋涉了近兩個月，滿身骯髒、疲憊不堪。外國列強以鎮壓義和團運動為借口步步緊逼，馬上就要佔領王照的故鄉天津。王照本來要直奔天津，不過他先向南繞道上海去看望一位老朋友，即浸禮會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他可躋身當時在中國最有影響力的西方人之列。這位虔誠的基督徒對中國感情深厚，1884年曾發表一份報告，建議在中國每個省會都建立高等教育機構。李提摩太致力於解決中國社會和政治問題，是少數幾個深刻了解中國語言問題的外國人之一。他同情戊戌變法，敦請朝廷採納字母書寫系統，不要感情用事，死抱着繁複累贅的漢字系統不放。在外國人備受懷疑的那個時代，李提摩太作為清王朝信任的朋友，成為宣揚西方進步觀點的有影響力的人物。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後，他為變法領袖康有為和梁啟超的逃脫助了一臂之力。

王照去找他無疑是想向他請教。他拜訪李提摩太時，已經和康梁二人鬧翻。變法運動之初，他們似乎站在同一戰線上。變法者都同意，統一語言文字是中國存亡之關鍵。康有為曾設想把世界上所有語言都收集到一個圓形大廳中，由學者和語言學家開展研究，如同研究博物館陳列的古老珍稀物種一樣。梁啟超力倡在王照之前已經提出的提議，鼓吹必須在中國來一場語言革命。

王照逃去日本6個月後，與康梁的同盟關係破裂。王照在接受一家日本報紙採訪時和盤托出，揭露了康有為對朝廷密謀的歪曲謊報。他指控康梁二人偷了他的私人信件，說他們不是睿智的領袖，而是“害人庸醫＂。他毫不諱言自己對他們＂恨不得徒手殺之＂。王照能敏銳地分辨漢字字音，圓滑含蓄卻非他的長項。

李提摩太供職於“在華傳播基督教和通用知識會社”，該會社是首個將西方書籍引進中國的機構。王照在李提摩太的辦公室里等待時，一定覺得與逃亡之前相比恍如隔世。變法運動從開始到失敗，李提摩太始終參與其中。王照還在禮部做小官時，就聽從了李提摩太關於建立學部的勸告，將其作為第一步，向著在中國建立現代教育體系來教授現代化漢語這一目的進發。李提摩太曾提出一套基本上套用西式字母的字母系統，但王照希望找到更容易為國人所接受的中國自己的注音系統。先徵求可靠盟友的意見無疑是審慎之舉。

李提摩太同意見他，王照被引入裡面的房間。王照沒有自報姓名，而是問李提摩太認不認得他。險遭殺頭、仍被通緝的他衣衫檻樓、滿面風霜，一定看起來比他41歲的年紀蒼老得多，就連王照的家人見到他都可能覜面不識。王照此來有明確的目的。他可以用五六種不同的方法來解釋自己去了哪裡、想幹什麼。可是，他首先需要亮明自己的身份，同時又必須嚴格保密。他不發一言，伸出一隻手，手掌朝上，用另一隻手的手指在手掌上寫下了兩個漢字，先是“王”，然後是＂照＇。這是中國文人用文字彼此溝通、互致敬意的方式。他雖然未發一言，表達的意思卻很清楚：王照回來了。

戊戌變法運動遭到粉碎，康有為也被打倒，但變法精神不死。無論能否得到李提摩太的幫助，王照都要重拾變法者的事業，實現他心之所系的官話革命。王照和李提摩太見面後，去拜訪了勞乃宣這位19世紀晚期中國文字與教育改革運動的突出人物。王照想看一看原來的變法主張哪些能夠保留下來，考慮自己如何東山再起。他仍在推敲琢磨他的官話字母，需要聽取勞乃宣這種領袖人物的意見。另外，他還需要找個地方整頓休息。

終於到達天津後，王照找到了遠親嚴修。身為大儒的嚴修官拜學部左侍郎，在城東有一處安靜的宅子。王照在嚴府住了一年有餘。那無疑是“百日維新”以來他過得最太平的一段日子。他在嚴府庭院中散步，在花園假山旁閑坐，心裡琢磨着如今朝廷中比較得勢的大臣中哪些人能夠幫忙。1901年10月，他終於冒險回到了他3年前逃離的北京。映入他眼帘的北京城面目全非、瘡瘓處處。前一年6月，王照在山東農村遇到的義和團開進了京城。慈禧太后一改以前對義和團的鎮壓，把他們仇恨的怒火引向住在京城中的外國人。義和團成員手持長矛大刀，燒毀了教堂和火車站，還搶掠了天安門東邊的外國人居住區。

混亂和破壞持續了55天。意大利、美國、法國、奧匈帝國、日本、德國、英國和俄國以此為借口組成八國聯軍長驅直入北京，燒殺擄掠。暴力肆虐失控，朝廷卻無力平定，於是在世界以及本國民眾眼中喪失了僅存的一點信譽。中國被迫同意向八國賠款4.5億兩白銀。北京被划出8個外國佔領區，也就是使館界，界內所有中國居民都被驅離。使館界面積大為擴展，形成了外國在中國的特區。這對中國而言是奇恥大辱。

當王照踏入京城時，肯定因它昔日輝煌、如今蒙塵而痛心。他從東門入城，帝國中心盡收眼底。因為皇宮離得不遠，所以城門附近到處可見出入朝廷的王公大臣。街上熱鬧繁忙，小販、閑人、人力車、外國人和外交官熙熙攘攘。每個人都在帝國中心的心臟地帶忙忙碌碌，想一展抱負。王照也不例外。

王照是來見李鴻章的。李鴻章是朝廷重臣、封疆大吏，任直隸總督長達25年。彼時他執掌大權，見證了中國與西方列強最激烈的衝突和數十起動亂。幾乎每一項重大不平等條約的談判都有他的參與，包括結束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的1860年《北京條約》、1876年和英國人簽署的《煙台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的1895年《馬關條約》，以及不久前與派聯軍佔領北京的八國簽署的1901年《辛丑條約》。在這些條約的談判過程中，李鴻章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平衡，既要安撫外國侵略者，也想抵抗壓迫中國的西方。如果說李提摩太是傳遞西方學識的渠道，李鴻章就是中國外交技巧活生生的體現。主照若能得到李鴻章的幫助，在朝中就有了一位重要盟友。

可是王照有所不知，李鴻章的身體每況愈下。不到一個月，這位中國末代王朝最偉大的名臣就會駕鶴西歸。王照前來拜謁時，李鴻章派了自己最親密的心腹在裝潰華貴的客堂里接待他。王照有些失望。他覺得鼎鼎大名的李中堂應該親自接見自己，自己那些話不想告訴一個親隨。二人落座上茶後，一開口就話不投機。王照後來回憶說，那位親隨問道：“大人遠渡重洋回歸故里，必胸懷救國宏略。務請不吝賜教，鄙人必轉呈中堂大人。”

王照對以為靠一招就能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想法嗤之以鼻，但還是談了自己的意見：

吾國之大弊在四萬萬民眾不解知識……吾國二十萬功名加身之學子，其效用竟不及日本五千萬受普通教育之百姓，空談＂宏略”有何用？官府須首重小民之初等教育……亟須創造一種文宇，可令操不同方言之人互相溝通，俾使言文一致。

親隨聽後頗為不快。他語帶譏刺，對王照是否言無不盡表示懷疑：“此話似非大人口吻。大人定然胸有宏略，惟不屑告與卑職所知矣。”王照衝口而出：真蠢材也！他強忍着一拳砸在鑲嵌螺鈿的桌子上的衝動，拂袖而去。可能他的官話字母註定要無聞於世了。李鴻章本來是他最後的機會。王照垂頭喪氣地返回天津，躲在嚴府繼續鑽研。

王照人回了國，卻並未感到結束流亡生涯的釋然。他無法靜下心來享受嚴府的寧謐。看着水墨畫卷上崇山峻岭、雲霧繚繞中形單影隻的人物，他本應想起中國的文人雅士自古以來喜歡避世隱居，為求心境平和不惜掛冠致仕。可是，王照不甘於安靜無聊的生活。他後來抱怨說：“煩悶中即一醉而不得也。”

嚴家居於祖宅已300餘年，傳承11代。宅子旁是鄰居的南瓜園，王照從所居客室的花格窗看出去剛好看到那個瓜園。除了有時和嚴修聊天以外，沒有人來打擾王照。他通常把時間花在夜以繼日反覆修改他的新字母上面。

嚴修和王照一樣熱心教育改革。不久後，嚴修在自家後院開辦了中國第一所現代小學來實驗自己的教育理念，他成為女子教育的開創者。這所小學成了直隸省新式學校的模範。嚴修看起來比王照溫和許多，既不咄咄逼人，也不疾言厲色。他在京城翰林院供職近十年。戊戌變法失敗後，他也沮喪失望。但和王照不同的是，他只是退回天津，以一介文人之身繼續尋求改革。那些年間，嚴修實施了一系列提議，逐漸改變了中國的教育制度。王照到來時，嚴修也在為關於中國前途的問題彈精竭慮。他們二人肯定經常長談，嚴修常來看望王照，家中婢女被嚴令不得對外人提及這位秘密客人。

潛心研究官話字母的王照始終堅守1898年他和皇上的共同信念：中國虛弱乃因語言誤人。國人識字率低，各地方言不同。此種情況致使治理不力，與列強談判落於下風，跟不上外部世界。中國能否增強國力、重振大國聲威，全看能否實行簡便的口語和文字。

有些人同意王照對問題的分析，但提出了不同的辦法。廈門的基督徒盧憩章研究出了第一套由中國人為一種中國方言制定的拼音系統。他出版的《一目了然初階》包含55個音標，代表廈門人講的那種南方方言。有些音標採用羅馬字母來表現漢語的發音規則。為研究發展這套音標，盧憩章幾乎破產。他的兒女後來埋怨父親把家中生計都浪費在了語言學實驗上面。

盧憩章之後有蔡錫勇，此人是中國駐美國外交使團的一名隨員。他根據美國人凌士札(David Philip Lindsley)發明的一種如同速記的快速書寫法，發明了用於中國一大方言閩南語的拼音方案，並撰寫了《傳音快字》。速記法是伊薩克·皮特曼(Isaac Pitman)1837年為英語發明的，這種書寫系統使用專門的簡化符號來實時記錄談話的音素、單詞和短語。

許多人後來認為，對漢語真正的創新者是沈學。據見證者說，這位才華橫溢的上海醫科學生髮明的精思巧妙的方案原稿是用英文寫的，但保留下來的只有發表在一家中文刊物上的方案序言。沈學投入了全部精力宣傳他的《盛世元音》，在當地一家茶館免費宣傳講解。他28歲即英年早逝，死時一貧如洗。

王照在一個重要方面與眾不同。他認為應該給予民眾識字的力量，讓不同方言的使用者能夠彼此溝通。但歸根結底，王照想為全體中國人確立一種標準語言－北京官話。他意識到語言統一至關重要，是提議將北京官話作為國家標準語言的第一人。北京官話後來成為今天中國人講的現代漢語（或稱普通話）的基礎。在王照看來，要想提高識字率，必須同時實現語言的統一。若能用同一套語音系統把中國數百種方言統一起來，就如同拆掉了中國自己的巴別塔。然而，王照着手處理這個問題之前，先要面對中國用了好幾個世紀的發音系統，那是被統稱為反切注音法的一種按音識字的方法。

直到王照的時代，中國任何正經讀書的學子都必須掌握用以學習漢字讀音的反切注音法。此法初次出現於公元3世紀，一直用到20世紀早期。每個漢字都是單音節發音，所有音節都由兩部分組成：一個“聲母”（音節開頭的輔音）和一個“韻母”（音節發音的剩餘部分）。初學者需要藉助作為發音字典的韻書。韻書中列出的每個字都通過把另外兩個比較常用、常見的字切開後並在一起來“標出發音”。將一個字的“聲母”加到另一個字的“韻母”上，就顯示出了所列字的發音。例如，要查明“東”（東）字的發音，先在韻書中找到“東”，你會看到書中說此字的發音是“德”的聲母({d}ek)和“紅”（紅）的韻母(h{ong}）的結合。

這個辦法使用兩個已知字的部分發音來拼出第三個不認識的字的發音，就像(5-3)X(1+1)=4。如果你只是想要答案的話，這個算出4的辦法未免太複雜了。

古老的反切注音系統解決了許多難題。例如，7世紀晚期大乘佛教經文傳入中國時，這個注音系統解決了梵文發音的翻譯間題。可是現在它本身卻成了問題。學會這套注音系統需要好幾年的死記硬背，而且它現已不再準確，因為人們的語言習慣隨着時間的流逝發生了變化。例如，現代漢語中“德”字的發音不再是“dek"，而是“de"。不同方言的發音也相差很大。

漢語拼寫系統嚴重過時。同時，在對外國人敵意濃厚的大環境中，西方字母又被投以懷疑的目光。必須找到一條中間道路。王照等人認識到，需要一套對漢語來說能起到字母的作用，卻又不簡單照搬羅馬字母的系統。王照客居嚴修府上的那幾個月里，任務異常艱巨。他的努力開啟了此後長達一個世紀的求索，要為一種標準漢語找到完美的音標，使漢語最終成為一個實用、好用的工具，以重振它往昔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