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我受陶峙岳之命護送蘇聯援助物資，前後300多車均安全送達

1949年9月25日，國民黨新疆警備總司令陶峙岳將軍領銜通電和平起義，我當時任新疆警備總部所轄的整編七十八師二二七旅六八〇團中校副團長，部隊駐紮在綏來縣(現瑪納斯縣)的瑪納斯河東岸。西岸是三區民族軍的部隊。

9月下旬的一天，我突然接到陶峙岳將軍急電，令我立即到迪化晉見，我不知何事，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急忙找車赴迪。

當時車輛稀少，尤其是綏來當時是所謂的“前線”，除運軍糧外，很少有車輛往返於迪綏之間，因而耽擱了好幾天，大至到10月3日，我才到迪化。

我找到總部三處祝源開處長(原二二七旅參謀長)，他告訴我陶峙岳將軍已於9月底赴酒泉晉見彭德懷司令員和王震司令員了。

於是，我隨同他到軍校九分校校園晉見了陶晉初參謀長。陶參謀長處事果斷、為人坦率、深謀遠慮，一向為部下所敬重。我和他單獨見面後，他先問了我一些部隊情況及家庭簡歷後，便開門見山地就新疆局勢向我徵詢意見，並特別交待說這是陶峙岳將軍托問的。

當時，我雖不明白他的真正用意，但仍直率地說出了我的觀點和心裡話。

我認為新疆國民黨部隊腹背受“敵”，已是瓮中之鱉，且少糧缺餉士氣低落。為了確保百姓和國民黨官兵及家屬的生命財產安全，走和平起義道路是完全正確的……

經過3天兩次長談，陶晉初參謀長在摸清了我的思想底細消除顧慮後方對我直言說:“陶總這次召你前來，是要你接受秘密保護蘇聯支援解放軍進疆軍用物資的任務。”

對這一任務，我當時是有所顧慮的。

在醞釀和進行和平解放新疆的過程中，新疆內部各種反對起義的勢力加緊勾結，想作困獸之鬥。

以整編七十八師師長葉成和整編騎兵第一師師長馬呈祥為首的主戰派，聽命於主子，先是想將部隊拉到新疆、甘肅交界的星星峽一線設防，阻擋解放軍入疆。

此計未成，便取道南疆往國外出走。當時雖已通電起義，但仍有部分人企圖負隅頑抗，所以不可掉以輕心。

儘管當時瑪納斯河已半公開開放(8月間，新疆省曾派陳方伯等政府人員來綏來瑪納斯河岸和三區軍方代表談判過)而河東岸的國民黨軍隊布防嚴密。

整編二二七旅旅部及其所屬六七九團擔任正面河防警戒，關卡並以重兵扼守西大橋;我所屬的六八〇團駐守東關、玉聖宮一帶;騎兵團駐包家店、塔西河一線;七十八師師部及師直屬部隊控制了景化縣沿公路兩側，同時，綏來縣又駐有兩個軍統特務組織，嚴密監視着蔣軍官兵和三區民族軍的一舉一動。

軍統特務處長魏崇伯，平時就常跟蹤監視我。4、5月間，他就曾向葉成報告我有“異黨分子”嫌疑。葉成來綏來視察河防時還把我痛罵了一頓並限制我進城活動。

因此，能不能瞞住這些人的耳目，使這批物資順利通過，我當時並無把握。

在經過片刻的沉默之後，陶參謀長看出了我的心事，說:“萬一被他們發現，你可以說奉陶總司令之命辦的。另外，我還要電告你們的旅長朱鳴剛。”

接着，他又說:“選派你擔任這個任務，是經過我們反覆考慮的。你在這個師時間長、人緣好、關係多、魄力大，比較合適，希望你大膽負責。”

參謀長的鼓勵和信任，使我很激動。同時我也意識到，完成這一秘密任務，是關係到人民解放軍入疆後得以迅速挺進南疆的物資保證，也是我對人民解放事業效力的機會。

於是，我向陶晉初參謀長表示:“決不辜負總司令、參謀長的信任，堅決完成這次秘密護送任務!”

回到綏來，我當即秘密着手為蘇方押運人員準備伙食、修整道路、籌集柴草以及過河護衛等等。

由於一些同學、同事及摯友們的支持，事情進行較順利。

第一次蘇方來車時，領隊見我穿着整齊的國民黨軍裝，佩帶左輪手槍，感到十分驚奇，竟懷疑我是假冒的。

通過翻譯再三解釋，並告訴他們接送任務是秘密進行的，方解除懷疑。

有一次，軍統二處方面要檢查車，我接到電話後，立即騎馬趕到哨點做工作。後又給朱鳴剛旅長打電話，然後放下耳機，大聲對哨兵說:“朱旅長說，這是秘密任務，放行!”

哨兵見我聲色俱厲，又是有名的“二虎”(我的外號)不敢惹我，只好放行。

還有一次，六七九團防地大疙瘩路的橋斷了，改走便道，土路不平行車極為困難。我向該團接洽派人修路被拒絕後，就請求旅長朱鳴剛親自出面下命令，該團才派士兵修好路。

取暖柴草也是朱旅長派參謀長師景岳去辦理的，他們為完成這一任務出了不少力。

這批軍用物資，對人民解放軍進疆部隊十分重要。雖然當時新疆已宣告起義，但仍有少數頑固派蠢蠢欲動。

倘若截奪這批物資，就會大大充實頑固派的力量，所以不得不秘密進行。

第一批物資經我親自押送至景化，其後陸續來車，均由蘇方自行送往目的地，運送物資前後達300多車，均安全至景化後到達烏魯木齊。

文/高人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