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度使制度怎麼看都不明智，為啥唐朝還要設立節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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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橘子

編輯|橘子

《——【·前言·】——》

唐朝面臨邊疆頻繁動亂，政府兵力薄弱。

節度使作為軍事邊防機關出現，最初是臨時職務，卻因應戰、鎮壓與治理需求，被賦予兵權、財權與政權。它的設立雖是權宜之計，卻為日後藩鎮割據種下隱患。

邊疆火線上的應急官

唐朝剛建立那會兒，皇帝們想得很美：設府兵制，按戶籍輪換服役，邊疆有事就從中調兵。

這樣既能保證國防，又不用養太多常備軍，省錢還高效。但現實很快打了皇帝的臉。

唐太宗貞觀年間，打高昌、打突厥、打西域，每一仗都要調幾十個州的兵，組織極為複雜。

到了唐玄宗時期，邊疆壓力更大，吐蕃、突厥、契丹、奚人接連鬧事，尤其是西北戰線，幾乎年年打仗。府兵調來調去，反應遲緩，邊軍流動性大，一仗未打，兵已疲憊，打得更是沒精打采。

唐玄宗心一橫，乾脆設“節度使”這個職務，派得力大臣去邊區常駐，直接調兵、布陣、屯糧、安民，一站式打包。

最早設立的幾個節度使，如安西節度使、河西節度使、北庭節度使、朔方節度使，都是為了邊疆安全服務的。

這些節度使起初只是軍事長官，任務明確：打仗、守關、不讓敵人越界。可人一旦坐鎮地方，有了軍權，就不再只是打仗這麼簡單了。

節度使要解決兵員來源，於是開始自行募兵；要穩定補給，於是參與糧食、稅收和貿易；要維持統治，就必須干涉地方事務，甚至兼管民政。

他們的權力已經遠超傳統刺史。在地方上，這些節度使成了真正的“一把手”，有兵、有糧、有地、有權，堪稱“土皇帝”。朝廷則為了效率、邊防穩定，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默認這些節度使擁有行政權、財政權。

從中央角度來看，節度使制度的初衷無可厚非，是對傳統府兵制崩潰的應急替代方案。但這個制度一旦運行，所衍生出的結構性問題就不可逆了。邊疆變穩定了，地方卻逐漸失控了。

節度使不再只是代行皇命的將軍，而是軍政一體的地方大員，他們的任期也從“差遣性質”演變為“長期駐任”。甚至形成一種“誰鎮守、誰說了算”的局面。

久而久之，節度使職務也開始形成世襲或推薦親信接班的“地方格局”。

唐玄宗時期，天下設有48個節度使轄區，其中不少如河東、范陽、平盧等地，已經是“自給自足、自守自衛、自籌自任”的模式。節度使變成了地方之主，中央變成了“名義上的上級”。

此時的唐朝，已埋下了權力失控的種子，只等一場風暴來點火。

從武將到諸侯的變身

安史之亂徹底撕開了唐朝節度使制度的遮羞布。

安祿山、史思明，都是由節度使起家的人物，他們掌握的部隊、資源早已足以對抗朝廷。

當安祿山以節度使身份造反時，中央根本沒法控制局面。戰火燒了八年，唐朝雖然保住了王朝，但節度使制度再也收不回來了。

為了平亂，唐肅宗不得不“就地合法”許多節度使的地位，只要不叛變，封你更大的官、更多的權。

河北三鎮就這樣被默許為半獨立政權，他們的節度使不由朝廷任命，而是由本地軍人推舉。朝廷只是走個過場，發個詔書裝裝樣子。

從那以後，節度使制度走上了不可逆轉的分裂化軌道。他們的權力涵蓋三大方面：

第一，軍權在握。 節度使有自己的軍隊，而且是募兵制，兵源由他們自己招募、訓練、供養。這些士兵只聽命節度使，甚至連家屬都受其管轄。中央派去的官員在他們面前毫無權威，節度使就是兵權的源頭。

第二，財權自控。 他們掌握地方賦稅，有的節度使自設賦役制度，不上繳中央財政。例如魏博節度使田承嗣，每年以“軍餉不足”為由，拒絕向中央上交稅款，自己卻大興府邸、揮金如土。朝廷根本不敢多說一句，怕逼急了引發兵變。

第三，行政獨斷。 除了軍事，節度使往往兼任觀察使、採訪使等職位，統管一州或多州政務。地方刺史、縣令全由他們提拔任命，奏章直接上達節度使，再由後者轉呈朝廷，形式上還裝作“層層上報”，實則早已架空制度。

這三項權力集中在一人手中，等於把整個地方的國權都轉移到了節度使頭上。地方政務完全依賴節度使，皇帝發文沒用，不如他們一個口頭命令。久而久之，節度使不再是皇權延伸，而是皇權對抗。

唐朝中後期幾位皇帝想收權，但都失敗了。唐德宗想削藩，結果導致涇原兵變，被迫逃出長安；唐憲宗在裴度、宦官仇士良等人支持下，打敗了幾位節度使，但沒能徹底收回節度使制度，治標不治本。

而這時候的節度使，已經進化成“小諸侯”：他們有家族傳承，有世襲傾向，有獨立財政，有封閉軍事結構，還有一定程度的外交自主性。

唐朝政府，成了一個依賴節度使維持統治、卻又無法管控的虛弱中央。

節度使制度徹底改變了唐朝的權力結構，從“皇權一統”走向“軍閥林立”。

表面上，唐朝依然在，皇帝依然有名號；實則，帝國疆域像玻璃一樣脆弱，各地節度使各懷鬼胎，不再認同一個統一國家。

正是這樣的演變，讓後來的五代十國成為可能，也讓“節度使”這三個字，從邊疆英勇的守將，變成了亡國前夜的鐵血掘墓人。

削藩失敗的真實圖景

安史之亂結束後，朝廷重回長安，表面風平浪靜，實則節度使的野心已難收束。

到了唐德宗時期，地方權力達到頂峰，節度使不再是臨時任務型官員，而是守成的地方王者。更嚴重的是，他們開始世襲，傳給兒子、弟子，成了地頭蛇。

唐德宗為了重建權威，試圖“削藩”。781年，他拒絕成德節度使李寶臣的兒子繼位，並將其他幾個河北諸鎮定為“節制使”，安排京官駐守。

這一招適得其反。河北節度使聯合起來，甚至利用邊緣力量發動“涇原兵變”，把皇帝嚇得逃出長安。這場政治衝突，揭示了兩個現實——第一，節度使團體能夠以武力改變皇帝意願；第二，朝廷根本沒有足夠力量回收地方軍權。

同一時期，唐德宗又派宰相劉晏賦予刺史更大權力，希望通過地方行政來對抗節度使。

但結果是刺史成了節度使麾下第二梯隊，無論軍、政、財，他們也只是節度使的代理人。改革失敗是必然的。

唐憲宗為止損，啟用裴度、仇士良等人實施“中興之策”，重整中央機構，將宦官、文官與節度使之間建立拉鋸平衡關係，並削權審查淺例。

憲宗一度平定吳元濟、李師道、郭子儀身後的世襲勢力，讓中央稍稍收緊對河北的控制。可這種控制也是有限的：“圍魏救趙”模式雖奏效，卻伴隨着對宦官、文武大臣的縱容，甚至中央財政吃緊，都靠節度使“轉運支援”，反掌之間增強依賴。

事實上，無論多少次試探、多少次衝突，皇帝都沒能力完全拆除節度使制度。因為誰掌兵權，誰就有發號施令的底氣。

士兵效忠的是指揮官，而非天子。節度使能動宕兵糧、裁定賞罰，讓士卒認同本地軍閥的面子。和皇帝說話？那只是象徵儀式。誰敢說，否則北伐、復仇、血洗長安那才是真的。

更糟糕的結果是，節度使們彼此聯姻結盟，形成“河北集團”“山東集團”“西北集團”，中央再想打散他們，都得算日子、拿銀子、冒風險。

這不是分段整頓，而是讓帝國基於制度走向分裂，各自打仗、拉丁籌、拼經濟、息兵養士。朝廷最終成為無力干涉的“金匱石室”。

節度使制度毀掉的帝國桎梏

黃巢起義，是唐末最直接的爆發點，也暴露出節度使結構的全面失衡。878年，黃巢大軍逼迫長安遷移到成都，這一次，節度使們堪稱番外收穫者——他們各自守着地盤，不出兵救駕，也不互相支援。

帝國的“腹心”成為了自治王國，朝廷每出詔，一致反映就是“我們不接，不幹，管不了。”

頓時，誰有錢誰就定州，誰有糧誰就是將軍。節度使們囤糧賣糧、抵抗黃巢，有些還趁亂擴權，修城、設稅、自主對外。

原本以安史之亂為起點的制度分化，到黃巢之亂，徹底完成了地方割據的政治形態。

唐僖宗繼位後，暴政與災荒並存，政府財政乾涸，不堪重負。節度使接管運輸線，掌控鹽鐵、渡河收費、勞動徵調。

他們對朝廷養成了依賴，也強化了對中央的憎惡。焦土政策無法施行，因為節度使們有刀有盾，根本不給你機會。

最後的倒計時開始在朱溫身上落實。他原是黃巢舊部，投靠朝廷，最終被朝廷封為宣武節度使，以保障黃巢舊軍不再再舉義旗。

誰知，這種依賴節度使的邏輯，成了送死契。朱溫控制軍權四十萬，掌握財政、軍事、地方監察。他憑藉節度使的權位綁架朝廷，替帝王掃清異己，又逐步控制宦官、禁軍，將皇帝逼進宮內。

禮節衰敗、政令混亂，廣場上人呼“朱門即皇朝”，士兵呼“朱公為帝後代”。終於，907年，唐哀帝不得不禪讓，朱溫建立後梁。

唐朝帝統崩潰，並非戰場擊潰，而是節度使制度讓帝國分崩離析。帝國變體，政權變車，皇帝變擺設，最後倉皇交權。

節度使制度，初衷是為邊防加固，但最後卻成了帝國終結的絞索。制度在運作時又被制度架空，節度使成了地方王，朝廷成了借兵維穩的借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