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毛,這照片上的人真是你?”1954年深秋的阜新發電廠辦公室里,周會計舉着泛黃的相片瞪大了眼睛。正在整理辦公桌的毛澤青手指微頓,目光掃過那張與毛主席並肩而立的合影,壓低聲音道:“年輕時在延安的舊照,煩請替我保密。”
這個埋藏了二十年的秘密,隨着轉業文件的下達,在撫順市政公司的檔案櫃里繼續沉默。照片中的年輕人身姿挺拔,誰能想到這位化名“毛萬才”的財務科長,竟是毛主席最小的堂弟?
1916年誕生的韶山沖,青石板路上還留着毛家老宅的炊煙。當三哥潤之在長沙師範揮斥方遒時,排行第十的澤青剛學會扶着土牆走路。1937年深冬的離別帶着刺骨寒意,21歲的毛澤青把半塊紅薯塞進龐淑宜掌心:“去北方闖蕩幾年就回。”這個“幾年”最終成了12載春秋。他走後第三年,日軍的炮彈削平了村口祠堂,龐淑宜背着公婆躲進後山竹林時,懷裡還揣着丈夫離家時穿破的布鞋。
延安窯洞的燈火常讓毛澤青想起韶山的油燈。抗大課堂上,他握着三哥贈送的鋼筆,在筆記本上歪歪扭扭記下“為人民服務”五個字。西安城裡的綢緞莊掛着“萬記商行”的匾額,掌柜“毛萬才”撥着算盤珠,每月十五準時往延安運送的棉衣里,總夾着幾本邊區急需的《資本論》。1945年盛夏,當日本投降的消息傳到佳木斯軍需處,毛澤青把最後一筆軍糧賬目核對完畢,忽然對着南方淚流滿面——這是離家八年來,他第一次允許自己想念韶山的竹林。
1949年的重逢頗具戲劇性。龐淑宜擠在長沙火車站的人群里,望着穿軍裝的高大身影不敢相認。倒是毛澤青先紅了眼眶:“淑宜,現在全中國都是咱們的家了。”龐淑宜摸着丈夫軍裝上的補丁,忽然想起三年前餓死在逃荒路上的小女兒,顫抖着從包袱里取出那雙珍藏的布鞋:“你走時留下的。”
轉業到地方後的日子並不輕鬆。在撫順市政公司的檔案里,“毛萬才”的履歷清白簡單:軍需股長、財務科長、黨委書記。1956年深冬的暴雪夜,毛澤青裹着舊軍大衣清點倉庫物資,凍僵的手指幾乎握不住鋼筆。新來的辦事員嘀咕:“您這級別早該配專車了。”他笑着搖頭:“我哥說過,當幹部要像秤砣,沉到底才能稱准斤兩。”
龐淑宜的改變更令人動容。曾經連自己名字都寫不全的童養媳,如今能在職工夜校教婦女識字。有次街道幹部來家訪,見她正給三個孩子講《矛盾論》,驚得茶碗差點摔碎。她卻淡然:“他三哥的書,我們毛家人總要讀通的。”這話傳到毛澤青耳朵里,這位從不邀功的漢子破天荒買了半斤糖果:“淑宜,你這思想覺悟夠當婦女主任了。”
中南海的會面成為全家最珍貴的記憶。毛主席夾起臘肉放進龐淑宜碗里:“湖南的辣子,比東北酸菜夠味吧?”龐淑宜緊張得筷子直抖,倒是小女兒抱着玩具汽車喊“謝謝三伯”,引得滿堂歡笑。那張珍貴的合影被毛澤青鎖進樟木箱,鑰匙常年掛在貼身衣袋裡——直到1993年李敏姐妹在韶山見到龐淑宜,老人才從箱底取出泛黃的照片:“三哥送的車,孩子們玩壞了七八輛,就這張相片沒捨得丟。”
在撫順的筒子樓里,龐淑宜總愛擦拭丈夫用過的算盤。珠子碰撞的脆響中,恍惚能聽見1958年那個暴雨傾盆的清晨——衛生所走廊的時鐘指向九點,高燒的女兒蜷縮在長椅上,毛澤青攥着市委的緊急通知,最終把紙條揉成團扔進雨幕:“孩子看病要緊。”後來得知錯過與毛主席的最後相見,這個從不叫苦的漢子蹲在煤爐邊,把臉埋進生滿凍瘡的手掌。
2005年清明,龐淑宜的遺物中發現了用油紙包裹的筆記本。褪色的藍墨水記錄著:“1942年西安,盈利357塊大洋購葯;1953年撫順,拒收工程隊年禮兩次;1976年9月,代三哥交最後一筆黨費…”最後的空白頁粘着半塊風乾的紅薯皮,旁邊鉛筆字依稀可辨:淑宜,等革命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