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漢學家｜丹麥前駐上海總領事：五十年“中國緣” 讓我深刻理解“和而不同”

　　中新社深圳6月7日電 題：五十年“中國緣”讓我深刻理解“和而不同”

　　——專訪丹麥前駐上海總領事曹伯義

　　作者 裴心語 崔白露 李國慶

　　自20世紀70年代首次到訪中國起，丹麥漢學家曹伯義(carsten boyer thøgersen)與中國的緣分已持續了近半個世紀。作為一名資深漢學家兼外交官，曹伯義從事與中國相關工作近50年，曾先後擔任丹麥駐廣州、上海總領事，足跡遍及中國各地，親眼見證了中國發展變遷。今年正值中國與丹麥建交75周年，這位“中國通”依然往返于丹麥與中國之間，為兩國友好往來和各領域合作交流助力。

　　由教育部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和中國人民大學共同主辦的第九屆世界漢學大會5日至7日在深圳舉辦，來自50餘個國家和地區的近200位漢學家匯聚一堂，多維度展開探討。出席會議期間，曹伯義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分享了他的觀察和思考。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是在什麼契機下對中國產生了興趣？對中國有何初印象？半個世紀後，您對中國的哪些發展變化印象深刻？

　　曹伯義：20世紀70年代初，我還是個大學生，主修政治學，對國際政治和世界事務非常感興趣。1972年，我開始學習漢語和中國文化，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當年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成為西方與中國關係的一個轉折點，作為一名年輕的學生，我對中國產生了興趣。二是我所在的大學成立了東亞學院，讓我可以在中文系學習。

　　學習中文一年後，中國派來了一位中文教師，他也是當時中國最早派往海外的教師之一。我們會一起討論丹麥與中國的關係，以及政治、文化和文學等話題。此後，我一直從事與中國相關的工作，關注中國的發展。

　　1976年11月，我第一次來到中國。當時中國還相對貧困，人民生活水平較低。但我也從歷史書和統計數據中得知，1949年後中國經濟、社會、教育發展迅速，生活水平比之前要高得多。我看到人們都在努力工作，非常友好，這是我對中國的第一印象。

　　近50年來，中國經濟和人民生活水平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讓我印象深刻。1975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是法國的一半，如今卻是法國的數倍。50年前，中歐之間的貿易額為每年約20億美元，如今中歐日均貿易額就已超過20億美元，商業關係和貿易活動有了大幅增長。

　　當然，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也帶來了社會、教育、科技等方面的進步。但有一點沒有改變，那就是中國人民還有着相同的文化習慣和友好態度。

　　中新社記者：作為一名深諳中華文化的漢學家，您認為中國文化中的哪些理念或智慧值得研究與分享？

　　曹伯義：中國有着如此悠久的歷史，像有一個非常大的工具箱，裡面有很多經驗。作為一個歐洲人，我認為中國“和而不同”的理念很有用。和諧的前提是多樣性，有不同的個體、想法和態度，才能創造多樣和諧的環境。

　　今天我們談論氣候變化，其實孔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用“和而不同”表達了人與自然要和諧相處，因為保護自然就是尊重生物多樣性。

　　歐洲文明中也有許多智慧，我們非常歡迎中國人研究歐洲的文化和傳統。這也符合孔子的思想，即交流經驗，相互學習，接受多樣性，並從其他文化中學習。

　　如今，中國被一些西方媒體指責試圖輸出其治理模式或經驗。但中國的治理模式或經驗是什麼？那就是每個國家都根據自身意願和文化傳統實現發展，而不受外部干預。

　　我認為，所有國家都應該研究其他國家的成果，如果有好的經驗，可以借鑒、研究並根據自身實際情況加以調整。這對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都適用。

　　中新社記者：您一直關注中丹關係發展，並親身參與了兩國間的友好往來實踐。從歷史到現實，丹麥與中國在哪些領域的合作具有示範意義？

　　曹伯義：丹麥很早就與中國有貿易往來。清代，丹麥通過廣州的通商口岸與中國開展貿易活動，派遣丹麥商船交易貨物。19世紀70年代，丹麥公司建立起第一條從歐洲到上海的電報線路，並發明了一套用電報傳輸漢字的方法，這一系統運行得非常好，深受中國商人的歡迎。

　　1950年，丹麥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丹麥也成為最早同新中國建交的西方國家之一。如今，多數丹麥大型企業都在中國設有辦事處，開展大規模的業務往來，與中國合作順利。我們非常希望這種合作能繼續下去。

　　今年是丹麥與中國建交75周年。5月，丹麥外交大臣拉斯穆森訪問中國，並與中國外交部長王毅進行了會談。今天，兩國在很多領域一直保持着良好合作，特別是在環境、科技和教育方面。當然，兩國在一些議題上也有不同意見，但秉持務實態度，雙方依然將合作作為丹中關係的主線。

　　中新社記者：2025年也是中歐建交50周年。50年來，雙方在互動中深化合作，但也面臨一些外部環境和相互認知上的挑戰。您曾提出西方應加深對中國的了解，今天中歐雙方應如何進一步增進相互理解？

　　曹伯義：當前，人類生活在一個動蕩的世界。特別是近年來，受大國博弈、全球新冠疫情、地區衝突等因素影響，國際關係不穩定性加劇。

　　在這種情況下，對話、溝通和人文交流變得非常重要。我從事丹中關係相關工作的多年經驗也證明了這一點。我親眼見過丹麥各界人士初次訪問中國時驚訝地說：“哦！中國是這樣的，和我以前想的不一樣。”來到中國後，他們對中國有了非常好的印象。我也見過中國人到丹麥後說：“哦！丹麥是這樣的，多麼美好的國家。”

　　因此，大多數時候，人文交流是非常積極的。我希望更多丹麥人來中國，也希望更多中國人去歐洲。現在中國對丹麥實施免簽政策，很多其他國家的公民來中國也不需要簽證，這是一件好事。

　　中新社記者：您從事漢學研究多年，當前人工智能飛速發展，對漢學會產生哪些影響？漢學家應如何應對這種變化？

　　曹伯義：人工智能是一個非常寬泛的範疇，它是一項非常強大和重要的技術，就像手機和互聯網一樣。作為一種工具，人工智能可以幫助人們更快完成許多流程，收集各種信息。

　　我認為，人的因素將始終高於人工智能，因為人類的智慧處於更高層次，有能力做出整體、宏觀的判斷，而人工智能永遠無法達到這個水平。

　　但我們需要了解人工智能的可能性和局限性。我們應研究人工智能的使用方法，了解並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就像騎自行車，只有先學會，自行車才是一個好的工具，如果不會又如何使用？騎上自行車就會讓人有摔倒受傷的風險。

　　中新社記者：本屆世界漢學大會上啟動了“新漢學計劃”博士後項目，旨在培養承上啟下的漢學家、聯通中外的翻譯家、中華文明的傳播者和闡述者。您對下一代漢學家和致力於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年輕人，有什麼期望或建議？

　　曹伯義：我希望下一代的交流能更加普遍和深入。不過，每個時代都有各自的挑戰。當互聯網發展起來時，一些人非常樂觀地說：“現在我們可以更好地與來自不同文化的人交流，成為好朋友。”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確實有助於實現良好的溝通，但它們也有糟糕的一面，有時並沒有促進相互理解。因此，即使技術發展，我們也應繼續保持理性溝通，推動良性的文化交流。(完)

　　受訪者簡介：

　　曹伯義(carsten boyer thøgersen)，丹麥前駐廣州、上海總領事，曾在丹麥外交部、歐盟委員會、私營企業和丹麥大學任職，曾任丹麥哥本哈根商務孔子學院院長。

　　研究領域為丹中貿易與投資、中國企業對外投資。著有《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china in the 1980s)、《從堅實的過去到充滿活力的現在：1846年至2006年間大上海地區的丹麥人和丹麥公司》(from a strong past to a dynamic present: danes and danish companies in the greater shanghai region, 1846 to 200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