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厚嫁有多瘋狂？馬桶用純銀打造，嫁女風光一時，全家破產三代

乾隆五十年（1785 年），蘇州富商之女沈雲娘的婚禮轟動全城。送嫁隊伍綿延三里，光是金銀器皿就裝了二十八抬，連馬桶都用純銀打造，上刻 “早生貴子” 吉祥紋。然而這場風光無限的婚禮背後，是沈家為籌備嫁妝變賣三處商鋪的代價。更令人心驚的是，據《蘇州府志》記載，同年蘇州府竟有七戶人家因無力承擔女兒嫁妝，將女嬰溺斃於水盆中。

這種極端現象並非個案。清代 “厚嫁” 之風從江南蔓延至全國，形成 “良田千畝，十里紅妝” 的奢靡景象，卻也催生了 “生女不舉” 的人間慘劇。當富家女帶着巨額嫁妝風光出嫁時，貧家女卻因 “無奩難嫁” 淪為童養媳甚至被遺棄。嫁妝，這個本應承載父母關愛的禮物，在清代卻成為懸在女性頭上的雙刃劍。

嫁妝：女性的 “私財” 與 “枷鎖”

經濟保障：從 “私財” 到 “家庭穩定劑”

清代法律規定，嫁妝屬於女性 “私財”，夫家不得擅自處置。這一制度為女性提供了一定的經濟保障。湖南《龍山縣誌》記載，當地議婚時 “多訪其女有私財者”，嫁妝豐厚的女子即使容貌平庸也能嫁得如意郎君。湘軍將領駱秉章早年窮困潦倒，正是憑藉妻子金氏的豐厚嫁妝得以專心科舉，最終成為封疆大吏。

嫁妝的作用不僅限於婚姻締結。晚清才子吳汝綸的母親出嫁時 “裝資甚盛”，婚後多次典當嫁妝資助夫家，甚至 “典衣之券盈篋”，憑藉這份付出贏得了夫家的尊重。這種 “私財” 的靈活性，使女性在家庭危機中成為經濟支柱。

階層博弈：從 “身份象徵” 到 “婚姻籌碼”

嫁妝的豐厚程度直接反映娘家的社會地位。浙江《定海縣誌》記載，富裕之家嫁女 “動輒數千金”，中產之家則 “以千金為律”，甚至不惜 “割產舉債”。這種攀比之風在皇室婚姻中尤為明顯：光緒帝大婚時，皇后的嫁妝包括黃金 200 兩、白銀 2 萬兩、綢緞千匹，其奢靡程度遠超普通百姓。

對於寒門女性來說，嫁妝更是改變命運的關鍵。徐珂《清稗類鈔》記載，小吏之女徐氏因私定終身名聲受損，卻因 “奩資豐厚” 仍被另一小吏求娶。在婚姻市場上，嫁妝有時比品德和容貌更具競爭力。

厚嫁陰影：從 “破娘家” 到 “傾家蕩產”

經濟重負：從 “量力從厚” 到 “賣田嫁女”

清代嫁妝的普遍性與奢靡性形成尖銳矛盾。《北平風俗類征》稱 “凡聘姑娘的主兒，不論貧富，都得賠送點兒嫁妝”，但實際籌備中，許多家庭因 “厚嫁” 破產。直隸《成安縣誌》記載，當地 “往往有因嫁一女竟至敗產傾家”，山西《洪洞縣誌》更痛斥 “近俗竟有假妝奩為餌”，用假冒偽劣物品充數，導致婚後糾紛不斷。

中產之家的困境尤為突出。清代名士汪士鐸因有五女待嫁，“家雖日裕” 卻 “有病不敢醫”，生怕動用女兒的嫁妝錢。這種壓力甚至導致 “晚婚” 現象，《揚州府風俗考》記載，當地 “人家多以貧乏男女衍期，甚者鬻產貸金”。

家庭矛盾：從 “妯娌攀比” 到 “翁姑苛責”

嫁妝的多寡直接影響女性在夫家的地位。《眉山縣誌》警告：“妝贈不豐，往往為婿家所厭薄，先後奚落，婦姑勃溪”。公婆對兒媳的態度、丈夫的感情，甚至妯娌間的關係，都與嫁妝掛鈎。浙江《烏青鎮志》記載，當地嫁妝從 “一二百金” 飆升至 “千金不等”，妯娌間的攀比引發諸多矛盾。

更惡劣的是，一些家庭為撐場面 “借奩”，抬送時奢華無比，婚後卻因無法償還引發訴訟。平步青《霞外隨筆》記載，江浙一帶盛行 “借奩” 風俗，甚至出現 “全借無真” 的極端案例。

社會撕裂：從 “生女皆喜” 到 “溺女成風”

性別災難：從 “掌上明珠” 到 “賠錢貨”

厚嫁之風直接導致 “生女不舉” 的惡俗。《長泰縣誌》記載，普通百姓因 “中人家行嫁，無明珠翠羽之屬，卒以為恥”，不得不溺殺女嬰。劉繹《存吾春齋詩鈔箋注》中，一位母親親手溺殺女嬰的場景令人毛骨悚然：“目睹呱呱赤子手搦足縮，狼藉血肉，頃刻之間宛轉吞聲，絕氣於盆水之內”。

儘管嘉慶帝多次下詔嚴禁溺女，並設立育嬰堂，但《龍南縣誌》仍哀嘆：“嫁女中妝奩，鼓吹迎送，炫耀俗目，貧者固難取辦，富者亦難為繼，故溺女之風，始作俑者流害不淺”。

制度困境：從 “法律空白” 到 “道德綁架”

清代法律對嫁妝並無明確規範，僅《欽定大清會典事例》提及 “婚期前一日，女氏以奩具往陳婿家”，缺乏對嫁妝規模的限制。士大夫雖呼籲 “嫁娶不計聘奩”，但如龔煒拒絕 “奩資數千金” 的商人之女、汪魏美要求妻子 “荊釵布裙” 等個案，無法扭轉社會風氣。

在這種背景下，女性成為制度性壓迫的犧牲品。她們既依賴嫁妝獲得經濟保障，又因嫁妝成為家庭的經濟負擔；既通過嫁妝提升地位，又因嫁妝淪為家族博弈的籌碼。

對比與反思：厚嫁背後的時代密碼

與唐代的對比：從 “自由戀愛” 到 “經濟捆綁”

唐代女性可通過 “和離” 主動離婚，嫁妝在法律上明確為個人財產。而清代女性雖擁有嫁妝支配權，卻被厚嫁之風束縛。太平公主再嫁時皇帝親自主持婚禮的開放，與清代 “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的保守形成鮮明對比。

與現代的對話：從 “彩禮” 到 “嫁妝” 的延續

清代厚嫁與當代彩禮現象存在相似邏輯：兩者都承載着家庭對子女的經濟支持，也都可能異化為階層競爭的工具。不同的是，現代女性擁有財產繼承權，法律更注重男女平等，而清代女性的嫁妝是她們唯一的經濟保障。

結語：繁華背後的女性悲歌

清代厚嫁之風，表面是對女性的 “保護”，實則是父權制度下的精緻枷鎖。它讓富家女在夫家獲得話語權，卻也讓貧家女淪為犧牲品；它為女性提供經濟保障，卻也將她們禁錮在家庭牢籠中。那些閃耀的金銀器皿、華麗的綢緞被褥，既是女性的 “護身符”，也是套在她們脖子上的 “金鎖鏈”。

當我們凝視清代 “十里紅妝” 的繁華時，不應忘記那些因嫁妝被溺斃的女嬰、因籌備嫁妝破產的家庭，以及那些在夫家因嫁妝微薄而受盡凌辱的女性。厚嫁之風的興衰，折射出中國傳統社會女性地位的複雜圖景，也為我們理解性別與權力的關係提供了一面歷史的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