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周學會荷蘭語，只為一場講座：奧本海默的天才，點燃了人類歷史

他不是科學怪人，但他的確改變了人類的命運。

奧本海默，一個會寫詩的物理學家，一個用六周學會荷蘭語只為一場講座的天才。他是紐約上西區的富家子弟，出身優渥，成長環境中充滿梵高的畫和柏拉圖的對話。他本想做化學家，卻在哈佛三年速成物理學士之後，被熱力學那門課帶進了理論物理的世界。

他19歲進哈佛，22歲去了劍橋卡文迪許實驗室。但他手笨，不適合實驗，和導師關係緊張，甚至一度在精神崩潰邊緣，企圖投毒報復。那是著名的布萊克特——後來諾貝爾獎得主，差點被他送進地獄。

於是他轉去了哥廷根，和玻恩、泡利、狄拉克、海森堡這些量子力學奠基人一起成長。23歲拿到博士學位，回國任教哈佛、加州理工、伯克利。他是美國物理學界的中心人物，但對現實世界漠然。

直到法西斯興起，他意識到科學與政治無法分割。

他擔心德國人先造出核彈。於是，1942年，曼哈頓計劃啟動，他被挑中為領導。他要指揮3000人，預算從6000美元飆升到20億，核爆實驗場選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他小時候在那片高原養病，喜歡那裡的荒涼——後來這塊地成了毀滅文明的發源地。

他熟知鈾235的裂變過程，理解鏈式反應機制：一個中子打中U235，裂變成氪和鋇，再釋放三個中子，持續爆炸。更重要的是，科學家還掌握了人工製造鈈239的方法，它比U235更適合大規模製造核彈。反應堆在華盛頓州建立，目標明確：造出能用的毀滅性武器。

1945年7月16日，三位一體實驗成功。他站在核爆光芒下，引用《薄伽梵歌》：“我成為死亡，世界的毀滅者。”但這是詩人的話，不是物理學家的悔悟。他知道，這顆炸彈必將使用。

不到一個月，美國扔下兩顆炸彈，廣島、長崎，二十多萬人在烈火中消失，或者在輻射中痛苦死去。戰爭終結，但科學家的負罪開始。

奧本海默最初承認罪惡，但不久後又反口：“這是政府的問題，不是科學家的問題。”他在道德和現實之間搖擺。

戰後，他進入原子能委員會，成為美國核政策的顧問，辦公桌設在白宮對面。他反對氫彈，不是因為技術，而是因為他認為沒必要。氫彈比原子彈強幾千倍，製造它是另一場軍備競賽的開始。他想推動核裁軍，主張國際控制核武器，這與軍方和某些政治家的方向南轅北轍。

他在國會羞辱了當時的原子能委員會主席斯特勞斯，埋下禍根。冷戰到來，蘇聯在1949年提前完成核試驗。華盛頓急了，需要替罪羊。斯特勞斯反擊，利用FBI文件，加上一封沒有證據的“懷疑信”，將奧本海默打成“可能是蘇聯間諜”。

1954年，奧本海默遭到“清算”。他的安全許可被吊銷，聽證會持續四周，是閉門秘密審判，三人委員會2:1裁定他不再可信。那一票的關鍵是斯特勞斯。奧本海默從此被踢出核心決策圈。

諷刺的是，他的朋友愛因斯坦當時公開諷刺AEC是“原子滅絕委員會”。另一邊，馮·布勞恩（納粹火箭總設計師，後帶領美國登月）說：“在英國，奧本海默會被封為爵士。”這是科學界對政權手段的集體抗議。

但有人拍手稱快。愛德華·特勒——“氫彈之父”——在聽證會上落井下石，說他“不放心讓奧本海默決定國家大事”。為此，他被科學界封殺多年，但也因此成了華盛頓寵兒。H彈還是被製造出來了。1952年，馬紹爾群島試爆，美國擁有更強核武。

奧本海默不願為此背書。他反對氫彈，也反對核戰爭的不可控升級。他認為“製造這種武器是一種人類災難”，但沒人再聽他。

失勢後的他在普林斯頓安靜生活，繼續主持高等研究院。他沒拿過諾貝爾獎，卻三次被提名。他也不在意這些。他抽煙成癮，瘦得像煙霧。1965年查出喉癌，兩年後在家中去世，享年62歲。

他妻子將他的骨灰撒在美屬維爾京群島聖約翰島外的海里，那個地方如今叫“奧本海默海灘”。

他一生都處在矛盾中。是創造者，也是破壞者；是清醒者，也是政治犧牲品。

他始終拒絕政府提供的“翻案機會”，哪怕是肯尼迪邀請他回歸主流，哪怕是約翰遜親自授予他“費米獎”並附帶五萬美元稅後獎金。他只是淡淡地說：“總統先生，您今天做出這個決定，需要一些勇氣。”

那年是1963年。

五年後，馬丁·路德·金遇刺，美國社會失控。核武陰影沒有散去，冷戰反而更加冷。奧本海默死了，但他留下的技術和問題卻越來越“活”。

奧本海默清楚，他釋放的東西不是勝利，而是人類從未擁有過的破壞力。他曾說：“我並不承擔個人責任，但我知道，我們改變了人類生活的基本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