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銀本位的建立到白銀時代的終結——中國近代貨幣體系的建立

人類社會早期往往會使用實物充當貨幣，如貝殼等。隨着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重金屬也漸漸被賦予了貨幣職能，而白銀可謂貨幣化重金屬的佼佼者。1492年新航路開闢之後，隨着對美洲的殖民擴張和開發，白銀被大量開採。這不僅對歐洲，對明清以來的中國社會經濟也造成了深遠影響。隨着白銀的大量湧入，中國原本稀缺的白銀走上了貨幣化的道路，該變化的餘波一直到1935年的“法幣改革”才漸漸退去。由於白銀的貨幣化，白銀在中國經濟史上一直發揮着舉足輕重的作用。鑒於此國內近代史研究對白銀的研究成果十分豐富，但大多只是着眼於國內白銀的作用以及世界銀價對中國的影響。而相對的，世界範圍內大多數國家起先使用金銀複本位制，隨後由於銀價的下跌，各國紛紛選擇拋棄銀本位，轉而採用金本位或金匯兌本位制。也就是說，當中國還在依賴白銀的時候，各國卻拋棄了白銀。中國在這種全球背景下應該如何推進幣值改革，將過去鬆散的貨幣體系轉變為現代貨幣體系？世界各國又會如何看待和影響中國的貨幣改革？這兩個問題也正是奧斯丁·迪恩在《中國與白銀時代的終結1873-1937》一書中所要回答的。

本書運用了全球史的視角來考察中國近代的貨幣改革與世界銀價和列強幹預之間的互動，“將中國重新寫入了全球歷史”，用經濟學的視角來看待中國近代史上發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從中外經濟史的角度，迪恩試圖重新關注起被西方世界所忽視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白銀研究。同時該書還重點考量了近代中國政治史、外交史和經濟史相互交織下中國對國家建構的嘗試。

晚清以來混亂的金融貨幣體系與幣制改革的早期嘗試

晚清以來貨幣體系十分混亂，不只是因為銅與銀共同在市場上流通，記賬單位的混亂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環。在內部與外部矛盾的壓力下，清政府開始進行了最早期的幣制改革。迪恩詳細闡釋了清朝貨幣體系的混亂，並對中國當時存在的金融行業機構進行了介紹，以此闡明中國進行貨幣體制改革的急迫性。也為研究洋務運動提供了一個新的經濟學的視角。

中國從秦朝開始便有了鑄造銅錢的習慣，即使16-17世紀白銀大量湧入中國，這一習慣亦未被廢除，一直延續到清朝。故清末基本上可以看作以銅和銀為本位的貨幣體系。而在雙金屬本位制中，兩種金屬之間的關係與比例則是十分重要的內容。在一般情況下，銅和銀的比例被認為是1000：1，即1000枚銅幣可以兌換1兩白銀。但在實際操作中，兩者之間的比例隨時可能發生變化，有時低於這一比例，有時又高於這一比例。除此之外，中國也並沒有構建起一個統一的白銀標準，“兩”這一單位在全中國有多種多樣的標準，導致了記賬單位與交換媒介的割裂。民間錢莊的繁榮也正是因為記賬單位的混亂，給了錢莊的老闆們有利可圖。隨着道光年間銀價的上升，銅銀比對政治、經濟、社會的影響愈發明顯。在這一時期，王鎏便提出了發行紙幣，將白銀趕出流通領域，從而消除銀銅比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儘管該提案在當時未被採納，但隨着太平天國運動的發生，清政府為了應對危機，在政治上，開始將權力下放到地方；在經濟上，清政府採納王鎏的意見，嘗試進行幣值改革。由於權力的分散，這一次貨幣改革草草地失敗了。但這是清政府也就是中國對幣制改革的第一次嘗試。

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後，朝野的有識之士決定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發起了“洋務運動”。鑄造銀幣正是洋務運動的一個重要方面。因為此時大量外國銀元的湧入使清朝官員感受到了危機。但由於太平天國運動後，中央對地方掌控能力的下降，中央僅能要求地方將鑄完的錢幣轉運進京，並沒有實際把握住銀幣的鑄幣權。於是1887年，時任兩廣總督的張之洞開始試圖在廣州進口機器，並開始鑄造銀元。在取得成效後，調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又開始在湖北鑄造錢幣。隨後各省紛紛開始從外國引入機器，並鑄造本省的銀幣。不過因為各省條件的不同，有些省份取得了成功，有些則失敗了。隨着百日維新的開始，中央試圖將鑄幣權收歸中央，集中體現在1899年6月，軍機處試圖關停除廣東和湖南之外的鑄幣廠。但在部分地方的強烈抵抗下，這一舉措也因清政府的妥協而宣告失敗。因此，當時省級的鑄幣廠主宰了貨幣體制的改革。

隨後的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以及隨後簽訂的《辛丑條約》則又引發了一場新的爭論——《辛丑條約》中賠款的數額究竟是以黃金計價還是以白銀計價。這就涉及世界貨幣體制的變遷以及中外在貨幣領域的互動，我們將在下個部分進行論述。

1873-1910年國際貨幣體系的變遷與中國貨幣體系變遷

在1870-1880年這十年間，國際貨幣體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美國白銀產能的增加以及德、法、美紛紛放棄金銀複本位制，轉而使用金本位，從而導致對白銀需求的下降。為此美國試圖通過影響中國貨幣體系的方式來輸出多餘的白銀的產能。《辛丑條約》簽訂後，由於世界範圍內金本位制度的全面確立，中國以及外國的經濟學家就中國能夠建立金匯兌本位制又展開了爭論。迪恩在《中國與白銀時代的終結1873-1937》中並沒有孤立地介紹中國貨幣體制的改革，而是採用了全球史的視角，將中國放入到了世界歷史當中。對全球的經濟環境以及銀價和金價的起伏，特別是對美國國內的反應都有詳細的介紹，揭示了中國與世界經濟體系的相互影響和作用。

19世紀早期，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採用了以銀和金為基礎的雙金屬貨幣體系，美國也是其中之一。但隨着1870年普法戰爭之後，德、法紛紛拋棄金銀複本位制，再加上先前就已經使用金本位的英國和西班牙。世界上主要國家都採用了金本位制。同時隨着美國發現大量白銀而導致的銀價下跌，美國也最終於1879年廢除了金銀複本位制，全面投入了金本位制的懷抱。但是，隨着各國對白銀需求的下降，美國的白銀又能找到什麼樣的用途呢？美國的一部分人就將視線轉移到了中國這一全球最大的白銀貿易市場。美國試圖通過鑄造貿易銀元的方式來取代中國境內流通的墨西哥銀元，並主導日後中國的貨幣改革。在美國人看來這是一項對兩國都有利可圖的事業，但事實證明，美國方面的預期顯得過於樂觀。貿易銀元進入中國後，雖然在中國南方地區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北方地區，貿易銀元受到排斥。且不管是在南方還是北方、內陸還是沿海的商業港口中，貿易銀元的前景都十分的黯淡。且就算是在中國南方地區，貿易銀元在流通過程中也因中國獨特的習慣——打上“印記”而變得“殘缺”。隨着銀價的暴跌，美國國會不得不於1887年通過了贖回貿易銀元的法案。這也就使得美國試圖通過貿易銀元影響中國貨幣體系的努力失敗了。

進入20世紀初期，墨西哥和中國成為了世界經濟中最重要的兩個尚未採用某種形式金本位制的國家。美、英紛紛在其殖民地實行了金匯兌本位制，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時《辛丑條約》簽訂後，關於賠款的數額究竟是以黃金計價還是以白銀計價引發了新的爭論。隨着庚子賠款的進行，世界銀價持續下跌。許多觀察家都認為正是因為庚子賠款，才使得銀價下跌如此之快。清政府的財政收入以白銀計價，但債務卻以黃金計價——這就使得清政府不得不大量拋售白銀以換取黃金，從而導致銀價的下跌。同時，銀價的下跌阻礙了中國國內商業貿易的發展。因此，國際匯兌委員會應運而生，旨在協助中墨兩國建立金匯兌本位制。但在具體實踐過程中，不管是國際匯兌委員會還是1904訪華的精琪都沒有收穫實際性的成果。來自中國的批評之聲無非兩條，1、建立金匯兌本位制會讓渡太多主權，這是在中國主權意識覺醒後無法接受的。2、對中國能夠建立金匯兌本位制的能力產生懷疑——建立這一制度需要大量的儲備基金，而清王朝可能無力承擔這一經濟責任。儘管他們都認為中國應該進行幣制改革，然而，隨着國際銀價回升，中國的貨幣改革又轉向了銀本位制方向。但建立金匯兌本位制的聲音卻沒有消失，依然在後續的幣制改革討論中保有其影響力。

從銀本位的建立到白銀時代的終結

清朝末年的以貸款進行幣制改革的方案由於辛亥革命而被迫中止。這一方式在隨後由於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而隨之作廢。1914年的《國幣條例》促進了貨幣體系的發展。但對幣制的改革遠沒有結束。隨着上海造幣廠的投產以及1933年廢“兩”的影響，中國正式確立了單一的銀本位制，同時也改變了過去記賬單位與交換媒介割裂的局面。隨着日本侵略的加劇，國民政府在美國的支持下拋棄了銀本位制，發行了法幣，從而導致了世界範圍內“白銀時代”的結束。迪恩描寫了這一時期美、英、日對中國貨幣體制改革所展開的競爭——最主要是對華貸款。迪恩的《中國與白銀時代的終結1873-1937》結合當時國內國外的多重大事件，展現了中國貨幣體制改革所面臨的一系列重大挑戰，並解釋了中國為何要從銀本位制繼續過渡到法幣以及中國為何最終拋棄了英國，選擇在美國的支持下進行幣制改革。

清政府試圖通過向國際銀行團貸款的方式進行幣制的改革，同時通過發展東北與引入美國的方式來制衡俄國與日本在東北地區的利益。雖然對有關主權的貨幣顧問依舊是充滿爭議，但最終貸款的合同還是於1911年4月15日簽訂了。但隨後武昌起義爆發，清政府土崩瓦解。隨後，圍繞新政府應採用何種貨幣制度的討論再次爆發。由於袁世凱加強政治統治的需要以及美國對外政策的轉變，這筆貸款最終都未能給予中國，銀行團轉而與袁世凱簽訂了著名的“善後大借款”。1914年，國會在被袁世凱解散前通過了《國幣條例》。規定中國採用銀本位制，其鑄造出來的錢幣後來也被稱為“袁大頭”。雖然“袁大頭”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國的貨幣體系，成為當時較為流通的貨幣。但實際上，幣制改革的核心問題仍未得到解決，關於使用白銀還是金本位制度的爭論一直在繼續。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影響了整個世界的格局，也包括中國正在進行中的貨幣改革。本來由於《國幣條例》，中國與銀行團的關係十分緊張。隨着一戰的發生，美國與日本在戰後崛起，美、日、英試圖爭奪為中國提供的貸款的競爭愈發激烈。但由於中國國內的亂局以及中國民眾民族情緒的高漲，這些貸款計劃均未能實現。一戰也導致了全球銀價的上升和中國民族企業的抬頭。於是建造“上海造幣廠”的觀點也隨即被提出，該廠旨在統一交易媒介與記賬單位。但在上海造幣廠建造的過程中，外國之間試圖影響中國幣制改革的衝突愈發明顯。首先在採購設備層面，英美就產生了激烈的衝突。這不僅反映了英美兩國在爭奪對華利益上的對立，也揭示了它們在戰後更廣泛金融競爭中的衝突。然而，這場衝突很快就被平息了，由於資金的不足和國內混亂的局勢，造幣廠陷入了停滯。

1928年，中外局勢又發生了變化。在國內，南京國民政府形式上統一了全國。為了鞏固統治，南京國民政府急需在經濟上也做出相應的調整。在國際上，歐洲國家減少對白銀的需求以及印度實行金塊本位後大量拋售白銀，導致了白銀價格的下跌。在這種背景下，甘末爾來到中國，並再一次樂觀地提出金匯兌本位制。但反對的聲音依舊如潮水般湧來。然而，隨着大蕭條的衝擊，有部分中國人也開始認同金本位制的可行性。隨着時間的推進，大蕭條所帶來的銀價下跌被觀察家認為是有利於中國經濟的發展。再加上日本進攻上海而導致的上海貨幣體系的大幅波動，使得金本位制再一次被拋棄。針對廢“兩”的爭論成為銀本位制確立前最後激烈討論的話題。財政部1933年4月6日正式廢除“兩”這一單位，改用“元”為統一單位，並由重要金融機構如錢莊予以落實。銀兩正式退出日常使用的舞台，銀本位制首次在中國正式建立。

但建立起來的銀本位制在1935年便立刻被廢除，這正是當時複雜國際關係的產物。首先，美國國內“白銀集團”推動通過的《倫敦白銀協定》和《白銀收購法案》都導致了銀價的高漲，進而使中國國內的局面走向了“大蕭條”時期的反面——由於白銀出口有利可圖，大量白銀的流出導致了中國國內的通貨緊縮，迫使南京國民政府進行幣制的改革。其次，日本加緊對中國的侵略，導致地區勢力平衡的徹底破裂。英國財政部認為：就算要在中國實行幣制改革，那也得對日本進行讓步。由於民族矛盾，日、英的提案紛紛為中方所否決。於是在美國的支持下，南京國民政府於1935年11月廢除銀本位制，轉而發行了一種新幣——法幣。但法幣發布後依舊面臨著諸多問題：是否有對美元、英鎊或日元直接掛鈎；民眾是否認同法幣以及來自日本擾亂經濟的威脅。面對第一個問題，國民政府首先在法幣發布時，便試圖避免在語言上直接聲明“掛鈎”，在實踐中又試圖同時維持對美元和英鎊的匯率。但這仍不足以保證法幣的穩定，隨着中國代表團一步步打消美國的疑慮，與美國達成了合作，法幣逐漸站穩了腳跟。第一和第三個問題也漸漸得到了解決。面對第二個問題，雖然部分國民政府控制較為薄弱的地區出現過對法幣的抵制和拒絕上交白銀的現象，但實際上法幣的表現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期——甚至在國民政府控制薄弱地區亦然。這也讓部分觀察家認為超出了他們的能力和水平。總之，在解決完上述問題後，法幣在中國國內蓬勃發展。而銀本位制則被中國政府徹底地拋棄，隨着中國停止了銀本位制，世界歷史中的“白銀時代”也隨之終結。

全書的兩個問題也隨之得到解決，中國貨幣體系的重構經歷了長期的嘗試。其中1914年的《國幣條例》、上海造幣廠的建立、1933年的廢“兩”和1935年頒布的法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一系列事件的影響下，中國最終擺脫了過去鬆散的貨幣體系，建立了一個統一的、簡便的貨幣體系。而在這一過程中，外國勢力與世界局勢的影響也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世界銀價的漲跌、國際金本位制的確立與廢棄，無不影響着中國貨幣體制改革的方向。一戰後，美、英、日三國激烈爭鋒，最終由於民族矛盾激化，國民政府最終在美國的幫助下建立了完善的貨幣體系。現代貨幣體系的建立絕非易事，特別是在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下，外國侵略者能夠干涉中國的內政外交；中外之間的矛盾甚至戰爭也使得貨幣改革一度陷入停滯；中國國內中央與地方的分裂更是給建立統一的貨幣體系覆上了一層陰霾。在這一歷史過程中，本書亦提出了中國近代主權意識的逐步覺醒以及貨幣制度改革中所保有的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