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華｜無可救藥的世俗之人：伯林牛津往事

以賽亞·伯林

牛津是個與眾不同的地方，古城古巷散發著悠悠古意，亦因牛津大學這個智識之所閃耀着精神的光芒。很多人因與牛津結緣，人生開出一個全新境界。以賽亞·伯林是其中之一。與其他絕大多數學問精深的學者興趣及影響力只限於專業領域不同，思想家、學問家之外，伯林另有一番天地。某種程度上，他改變了牛津哲學，影響了牛津文科，也切實地重塑了牛津大學固化的、飽受詬病的教育體制。

在牛津發現不一樣的伯林

在牛津訪學客居的日子裡，遇上好天氣，常喜歡到處走走。

學院與書店是我日常流連之所。在一年多的時間裡，我幾乎逛遍了牛津大學近四十家學院和學堂，其中有三家印象深刻：它們都在人跡罕至之處，常規遊客鮮有到訪者，但卻鶴立雞群，別具特色。第一家是身處牛津東南一隅的基督聖體學院。它被夾在赫赫有名的基督學院和默頓學院之間，從空間上講是牛津最小的學院，看上去微不足道，但有五百餘年歷史。其強勢學科是古典（文）學，二十世紀眾多英國文化名家均出自於此（如英國評論家、作家西里爾·康諾利，小說家、《故園風雨後》的作者伊夫林·沃）。第二家是位於高街上的全靈學院。它與大學教堂和拉德克利夫圖書館為鄰，是鬧市中的隱者，常常大門緊閉。特別是，身為牛津大學諸學院一員，它從不招收學生，成員都是各學術領域聲望不淺的學者。第三家是設址於牛津東北部、遠離小城中心的沃爾夫森學院。這是一家只有幾十年歷史的全新學院，位置偏僻，罕有訪客，風格也與牛津其他古意盎然的學院迥然有別。

訪過這三家學院後得知，它們都曾與以賽亞·伯林有着極為密切的關係：聖體學院是伯林完成本科教育的地方，而另兩家學院則是伯林安身立命之所。聖體學院的小、全靈學院的封閉、沃爾夫森學院的邊緣與開放，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伯林的性格，也成就了他的不凡人生。

聖體學院的袖珍方庭。中間石柱上是該學院的標誌——鵜鶘。（本文照片皆由作者所攝）

在聖吉爾斯街的二手書店oxfam買到過兩本書，也都和伯林有關。其中一種是耶路撒冷希伯萊大學的兩位哲學教授艾德納·烏爾曼-瑪格利特（edna ullmann-margalit）與阿維夏伊·瑪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編輯出版的《以賽亞·伯林：誌慶文集》（isaiah berlin: a celebration），出版於1991年。該書的起源，本是兩位以色列哲學家為慶祝伯林八十華誕而召集的學術會議，後會議因故未能舉辦，於是就演變成論文集，時間上也一再延後，直至伯林八十二歲時，方得出版。值得一提的是，編者特意將該書的出版方選擇英國霍加斯出版社（the hogarth press），算是深知伯林其人的致敬之舉了（霍加斯出版社是英國作家伍爾夫夫婦自創的小型出版機構，1946年後成為查托與文德斯圖書公司[chatto & windus ltd]的聯營出版機構，弗吉尼亞·伍爾夫是伯林傾慕的作家）。其實，在此之前的1976年，牛津哲學家艾倫·瑞恩（alan ryan）就已編輯過一冊文集《自由的觀念：致敬伯林》（the idea of freedom: essays in honour of isaiah berlin），慶祝伯林七十華誕，歐美學界的彼得·蓋伊、查爾斯·泰勒、傑拉德·柯亨、羅伯特·沃克勒等十五位不同領域的學者，分別撰文，從各自領域、不同視角，討論伯林了學術思想。有生之年，兩次出版紀念文集，不能說舉世無雙，卻也不多見，由此足以看出伯林在學術界的影響力。

位於聖吉爾斯街上的二手書店oxfam

1991年版《以賽亞·伯林：誌慶文集》

另一種是英國哲學家、傳媒人布萊恩·麥基（bryan magee）所編的《思想家：當代哲學的創造者們》（men of ideas: some creators of contemporary philosophy），這部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風靡英國知識界的書籍，是從麥基一檔在英語世界產生極大影響的電視訪談欄目演化而來。訪談的第一個對象就是伯林。麥基曾說，在英語世界，伯林是出了名的話題人物，也是諸多精彩故事的源頭。因此，在着手訪談之前，麥基曾就訪談的設計、受訪者的人選等，和伯林做過深入的探討。麥基推崇伯林，除了“話題人物”和“故事源頭”之外，恐怕也和他與伯林對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的看法頗為契合有密切關係。說起來，麥基也出身牛津，學的是哲學——接受了正宗的牛津分析哲學的學術訓練，還一度在牛津貝利奧學院兼任哲學教師。但是終其一生，他最為詬病甚至可以說相當不滿的哲學流派也是牛津分析哲學。在他看來，牛津分析哲學家大多是脫離現實的蹈空者，玩弄語言文字遊戲——不僅無趣，而且無用，他們唯一熱衷的是自身在學術界的名望。通觀伯林一生，他雖然早早在學界博得大名，卻對牛津的學院體制和教育方式一直心存不滿，總想着有朝一日能夠一改陳陳相因的舊貌，為牛津的教育革新與學術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學人、思想家，固然是伯林的主要身份，但通過牛津幾家曾經留下伯林深深印記的學院和後世有關伯林的研究資料，特別是麥基的伯林印象，我們能看到學問家之外的伯林：不僅廁身學院之中埋頭研究，更是時時環顧周遭，常思牛津高等教育，特別是哲學等文科教育何去何從；除充分享受個人生活之外，也頻頻對身邊友朋處境的改善殫精竭慮。在他看來，像他這般身處社會有利位置者，不為社會做出更多一些的貢獻，是無論如何都說不過去的。或許，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遲暮之年的他，面對諸多好友的極力勸阻，最終毅然決然“出山”，籌建全新的沃爾夫森學院，為牛津教育開闢出一片新天地。

思想：在酵母與麵包之間

中年以後的伯林，面對社會各界讚譽、享有盛名的同時，常在不經意間顯示出其謙遜的一面。與其他卓越的人物相比時，伯林認為社會對他的讚譽實在是過了頭，並常說自己“是個無可救藥的世俗之人”。

世俗之人看重的始終是現實之事，在整齊劃一與多元現實之間，伯林青睞的是後者。對於任何唯一性、排他性、拒斥現實龐雜性的規整觀念，伯林都唯恐避之不及。在與波蘭諾夫斯卡-塞古爾斯卡（beata polanowska-sygulska）的對談中，伯林說：“我不願意這宇宙太整潔”，“在整體上，我不願意事物過於緊湊。我願意事物鬆弛，能夠發生變化。天才的突發應該是沒有預兆的。天才不是體系的一部分。”（[英]以賽亞·伯林、[波蘭]貝阿塔·波蘭諾夫斯卡-塞古爾斯卡：《未完的對話》，楊德友譯，譯林出版社，2014年，132頁）其實，在他的視野中，“宇宙”本來就不是整齊劃一“整潔”存在的，而是處於諸物雜處、泰然自在的狀態；天才及其思想本是偶然出現的，並非唯一的體系有目的造就的。在對待科學的態度上，他也是一面肯定科學在現代社會的價值，一面又堅決抵制將科學作為唯一框定現代社會諸面向的武斷。在看待人類社會的歷史演變時，伯林亦持此態度。在“一”的抽象的規定性、刻板性與強制性和“多”的現實的鮮活、生動、豐富與自由之間，伯林毫不猶豫地支持後者。這種觀念，在他1957年就任牛津大學社會學與政治學齊契利講席教授的就職演講中得到極為精細的論證。

在向來訪者談及自己的治學方式時，伯林說：“我總是從接受邀請做演講或寫文章開始研究的。”“我寫的每一篇東西，都是約稿。我像一輛出租車一樣。如果沒有人僱用，我就停着不動。”（《未完的對話》，113-114頁）就連他一生中唯一的專著《卡爾·馬克思》，也是受牛津大學新學院院長費希爾（herbert fisher）邀請才撰寫的。不消說，這樣的寫作，其緣起均系現實問題引發，伯林充滿洞見的寫作，都是在這些現實問題的激發之下成文的。他尤其擅長於現實感之中顯現自己的獨特思考，為鮮活的、複雜因素交織的現實，提供深切的見解。

或許是這種執着於現實的寫作，又或許是漫長一生中，乏於系統性著述，伯林雖在知識界聲名遠播，社會知名度亦高，卻也長期遭到學術同行的詬病。原創思想匱乏，是伯林飽受質疑的主要原因。若從思想原創性的角度來看，思想家可有“酵母型思想家”與“麵包型思想者”之分。所謂“酵母型思想家”，當然是指思想者發明、創造出具有高度原創性的思想，此類思想因具有極強的原創性和再闡釋的空間，常常成為激發他人思想、促成新研究的“酵母劑”。恰如維特根斯坦所言：“我覺得我的原創性（如果這個詞用得正確）是一種土壤的而非種子的原創性。（或許我自己根本沒有自己的種子。）在我的土壤中播下一粒種子，它會長得與其他土壤中的不一樣。”（[英]維特根斯坦：《論文化與價值》，樓巍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61頁）“酵母型思想家”的思想類似於維特根斯坦所說的孕育新觀念、新知識的土壤，不同的思想土壤會培育出與之相匹配的知識之花。“麵包型思想者”也能提供高質量的思想文本，但這類思想文本是建基於“酵母型思想家”的思想之上的，是對“酵母型思想家”的再闡釋。

對於公眾而言，“麵包”雖不能提供持久的思想養分，卻也可以解一時之飢，成為通向“酵母”的中介。大部分的“酵母型思想家”常常致力於建構自己的思想體系，少數的“酵母型思想家”雖不執着於“體系”，但往往也青睞於創設相對獨立的、具有自身鮮明特色的標誌性學術概念叢，伯林顯然與此迥然有別，他平生最警惕、最厭惡的就是“體系”。然而，他也並非“麵包型思想者”，他對現實問題的剖析，不能說完全不為既有思想所激發，但他往往能於日常現實之中闡發別開生面之思想意涵，恣意汪洋的文字之下，是穿透現實與歷史的眼光，凝聚而成的思想實非“麵包型思想者”那種對既有思想的簡單詮釋。這樣的運思方式與思想特質，使伯林成為一種介於“酵母型思想家”與“麵包型思想者”之間的獨特思想家：既不沉醉於對唯一有效、抽象宏大體系的追求，也不迷失於光怪陸離的瑣碎靡細事務的泥潭，而是在現實感中找尋一條洞悉社會表象和歷史現象的內在思想。

與之相應，他對傑出人物擁有發現永恆真理、永久價值的“魔眼”這一觀點，持有強烈的懷疑態度。在他看來，拋卻實實在在、複雜多變的現實而依靠“魔眼”發現的放之四海而皆準、以形形色色的面目出現的所謂“真理”，雖誘人，卻是靠不住的。正是這種與社會現實脈動共舞的深邃之思，再加上靈動、鮮活的言說和文風，使他在有生之年便享譽學界內外。甚至可以說，只要十七世紀以降，特別是二十世紀的歷史還留存在人類的記憶里，伯林及其論著就必將會一次又一次地被人們研讀。

建業：世俗之人的暮年追求

牛津東部有一條查韋爾河，自東北向東南，蜿蜒流過牛津城，沿途穿越沃爾夫森學院、聖凱瑟琳學院、曼德琳學院等牛津多所學院，之後南行，繞過基督教堂學院，匯入泰姆河。與初創於1546年的基督教堂學院相比，處在查韋爾河牛津段最北端的沃爾夫森學院創設於1965年，算是牛津大學少數的幾個年輕學院之一。學院避開牛津主城，在東北角一片僻靜之地開闢出自己的一方園地。學院中有一小湖，實則被用作小船塢，與查韋爾河相連，湖中賽艇可輕便地駛入河中。天氣晴朗的日子，常見沃爾夫森學院的學生解纜放舟，在湖光樓影里，輕輕滑動船槳，盪入查韋爾河，悠悠然滑向遠方。與學院隔河相望的是牛津的自然保護區，草木繁盛，鶯歌燕舞，有窄窄小徑若隱若現於雜草叢中，伸向人跡罕至的柳林深處。那遮天蔽日的柳林像極了托爾金《指環王》的場景，不知當年托爾金落筆之時，是否也曾駐足此地。這所學院是伯林一生之中，除學術工作之外，最為用心、傾注心血最多的所在。

沃爾夫森學院東面的查韋爾河，林木葳蕤，水波蕩漾。

與英雄人物一樣，世俗之人也渴望建功立業，在自己的領域創造非凡成就。但與前者排除萬難甚至不擇手段，往往表現出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無畏氣概與堅韌意志不同，世俗之人在致力於自己渴望的事業之時，常常表現出謹小慎微、瞻前顧後的情態，甚至會打退堂鼓。在被校方提名為沃爾夫森學院院長之前，伯林曾有一次擔任牛津大學學院院長的契機，但他權衡再三還是放棄了。伯林的舉棋不定、躊躇再三無疑體現出他世俗之人的本色。

沃爾夫森學院一角。湖水繞過圍堤通往查韋爾河。

伯林被牛津同仁或校方看重，除了他中年之後的社會聲望外，或許還在於他非常深厚的牛津淵源：本科受教育於基督聖體學院，畢業後即有幸進入古老的新學院擔任講師，旋即入選全靈學院研究員。除了短暫擔任外交官外，其一生均在牛津度過。第一次拋出橄欖枝的是納菲爾德學院，時間是1953年。納菲爾德學院的研究員佩勒姆（margery perham）致信伯林，邀請他擔任該學院院長一職。相較於牛津大學的其他學院，納菲爾德學院處於明顯劣勢：雖然算不上遠離牛津主城甚至距離主城區還較近，但學院面積不大，甚至有些逼仄，建築物沒什麼特色，不像牛津其他學院各有各的風采；要命的還在於，學術成就出色的研究者匱乏，學生也死氣沉沉沒什麼生氣。佩勒姆代表的院方看重伯林在學術界的活躍和在英國社會的人脈，寄望於他擔任院長，一改納菲爾德萎靡不振的士氣。彼時，伯林擺脫了處境並不愉快的新學院，回到了使他成名的全靈學院，日子過得愜意，猶豫再三，婉拒了這個爛攤子。

1953年11月，在致全靈學院同事約翰·斯帕洛（john sparrow）的一封長信中，伯林坦白了他的內心所想。他首先表達了對納菲爾德學院狀況的憂慮：

無趣的學院，靠近車站，歸屬當地政府，行政管理的瑣事，一所自認為是學術貧民窟的學院，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與謝菲爾德大學的混合體，一個男性研究員寧願選擇去別的學院也不會去那裡，一所糾纏着商人、銀行家、赫伯特·莫里森們、公務員，來自英聯邦自治領地與商學院的陰鬱的研究生、熏橡木、鄧普祿橡膠墊，被牛津的其他學院看輕，……這一切都背離了我對我曾親切稱為“老學院”所懷有的真實感情——我為什麼要考慮此事？（[英]以賽亞·伯林：《伯林書信集·卷二 啟蒙歲月：1946-1960》，陳小慰、葉長纓、張慧仁、余梅嫻譯，譯林出版社，2019年，703頁）

與此同時，在信中，伯林也表達出願意貢獻自己心力但又對納菲爾德可能無力改變的無奈：

我希望促進學術。如果我可以改革納菲爾德，扔掉朽木，提升水平，拓展“社會研究”的內涵，把歷史、各種各樣的歷史——科學、藝術、俄羅斯等——都吸納進來……我想試試。

我想如果沒有時間給我寫書……如果納菲爾德及其院長的權力與經濟力量無法實行最低限度願望的變革，那我就不去了。……如果這些威脅可以克服，那麼我也許會接受的，儘管那裡沉悶，有熏橡木，是個荒唐的地方。（《伯林書信集·卷二 啟蒙歲月》，704-705頁）

對著書立說的渴望與擔任院長所需投入的社交活動之間的衝突，以及對納菲爾德學院變革的執着與面對其“強大傳統勢力”時的不自信，一再衝擊着伯林的內心。在經歷長久的掙扎之後，他放棄了這次機會。

伯林與沃爾夫森學院能夠相互成就，其間也充滿了偶然。若非對全靈學院痛徹心扉的失望，他大概不太會接受籌建沃爾夫森學院的邀請。1951年，伯林自新學院轉入全靈學院，六年後擔任齊契利講席教授，同時擔任該學院研究員。從1952年起，他的好友約翰·斯帕洛開始擔任全靈學院院長一職。伯林與斯帕洛是多年老友，在後者擔任院長起初，二人相處還算融洽。隨着斯帕洛開啟長達十餘年的院長任期，他保守的性格、對全靈學院陋習陳規視而不見的做派，以及對同事毫無耐心且居高臨下的倨傲態度，徹底惹怒了伯林。當時，在牛津大學的諸多學院中，全靈學院是資金最為雄厚的三四個學院之一，不招收學生，也拒絕女性學者申請研究員職位，學院研究員可以沉浸於自己的研究領域，學術之外的事物少之又少。這種特質使它成為英國甚至是整個歐洲學術人嚮往的聖地。學院研究員的聘任，由現任研究員投票決定。以斯帕洛為首的老派“穴居人”（以學院為“府邸”，與世事隔絕）對候選人的遴選持保守態度，恨不得將任何人，特別是才華卓著者拒之門外；而伯林顯然站在呼籲改革、希望引入新生力量的“年輕野獸派”一方。1960年，在學院的一次糾紛中，斯帕洛當眾嘲弄了學院研究員邁克爾·達米特（michael dummett），引發伯林抗議，他致信斯帕洛說：“我希望……全靈學院能夠成為一個偉大光榮、廣受尊敬的地方：如果你不能使自己受到眾人的愛戴和崇敬（而不僅僅是崇拜、畏懼或被某幾個人喜歡），這將無從談起。”（[英]以賽亞·伯林：《伯林書信集·卷三 建業年代：1960-1975》，陳小慰、葉長纓、張慧仁譯，譯林出版社，2020年，146頁）

更激烈的衝突發生在1962年。這一年的2月，學院拒絕牛津校方在全靈學院授予理查德·卓別林名譽博士學位。伯林以為，卓別林雖時有浮誇之語，但其表演之天才，完全受得起在全靈接受名譽學位的榮耀。這次事件，已引發伯林對全靈學院的不滿。更嚴重的是，這一年5月，學術成就極為出色的數理邏輯學家格奧爾格·克賴澤爾（georg kreisel）競選全靈學院研究員，竟然被老邁的“穴居人”們拒之門外，他被迫遠走他鄉，到大洋彼岸的美國斯坦福大學任教授。這位出身於奧地利的學者，曾在劍橋師從維特根斯坦，雖然為人處世不太討人喜歡，但學術能力非凡。就性格而言，伯林並不喜歡他。但伯林認為，傑出學者因性格不討喜而被全靈學院排斥，是不能接受的。為此，他致信斯帕洛，指出“這是一個俱樂部，至少是一流的俱樂部，還是一流的研究機構，而不是下三濫的什麼地方”，“過分強調‘俱樂部’，與學院的學科發展背道而馳，這一危險已日益嚴重，大大損害了學術尊嚴”（《伯林書信集·卷三》，187-188頁）。同一時期，就學院是否應該接受女性研究員，伯林也與“穴居人”產生分歧，伯林等人期望學院不拘一格接受女性研究員的倡議遭到否決。從此，他與斯帕洛漸行漸遠，全靈學院在他心目中也變得黯淡無光。

全靈學院古樸典雅，既是有識之士青睞之所，也是觀念保守的大本營。

1965年11月19日，人在美國普林斯頓的伯林接到時任牛津大學校長肯尼斯·惠爾（kenneth wheare）的越洋電話，邀請他擔任擬籌建的伊夫雷學院（沃爾夫森學院前身）院長。這是一個全新的學院，一切都要從頭開始，相比於此前暮氣沉沉的納菲爾德學院，這所新學院的籌建者將面臨更為艱巨的任務。對新院長而言，除了校方提供的少量啟動資金外，其餘籌建經費需要院長去“化緣”。伯林的複信，雖然沒有拒絕校長的邀請，還表示說“我可以跪下來懇求沃爾夫森基金會”，但他顯然仍在猶豫不決中。他諮詢了幾位朋友。他在牛津友誼最為深厚的莫里斯·鮑拉（maurice bowra，曾任牛津大學副校長）對伯林擔任院長表示“非常嚴重的擔憂”，認為後者一旦就任，“會十分凄慘”。其他幾位朋友，也從英國發電報給伯林，認為他任院長是“瘋狂”之舉。

全靈學院的方庭與雙塔

再三權衡之下，伯林還是接受了任命。從他與友人往還的信件看，有三個方面的理由使他決心去冒險：一是他覺得自己受惠於牛津甚多，到了回報學校的時候了。二是他認為，對於牛津而言，“靜止不動是死亡，而運動，即使朝着在一個不確定的方向，也是更好的選擇”，而他安身立命的全靈學院選擇的卻是“靜止”，他“一點兒也不期待回到灑滿鮮血的可憐的老全靈學院的戰場上”了（《伯林書信集·卷三》，459頁）。三是他認為自己的觀念史、思想史研究在牛津煢煢孑立，既然學術上鮮有共鳴，還不如投身於公共性的學術基礎設施建設中去，這樣可以更好地回報牛津。

全靈學院小巷深處的一塊銘牌，記載了伯林在全靈學院的歲月。

五十七歲的伯林由此迎來了晚年的建業時期。他利用自己在英國猶太社區的影響力，說服同為猶太人的沃爾夫森家族貢獻了一百五十萬英鎊的捐款，而後，又充分調動自己在美國的人脈，從福特基金會爭取到一筆四百五十萬美元的捐款。此後九年時間，這位一生之中從未擔任過任何管理職務的學人，全身心投入到新學院的籌建中，直至該院於1974年竣工。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沃爾夫森學院一改牛津大學其他古老學院的陳舊風氣，接納了在其他學院長期處於邊緣地位的自然科學領域的學者，以及長期服務於牛津大學卻沒有研究員職位、被人輕視的學者，使他們在沃爾夫森有了歸屬之感。此外，伯林還倡議，在沃爾夫森不設“高桌”，師生員工充分平等。“高桌”是牛津“老學院”飯廳的傳統設置，通常位於大廳正前方，高出一般的餐桌，只有學院的研究員和教授才有資格使用。位置即使空着，也不允許其他身份人員和學生使用。

伯林主持下的沃爾夫森打破了諸如此類的條條框框，使沃爾夫森成為牛津大學一個獨特的存在。這座遠離喧囂的新晉學院，由此成為牛津最為新銳的學院之一，某種程度上它也成了伯林的紀念碑。

交遊：世俗之心彰顯本性

晚年的伯林變得面目清矍，給人嚴峻之感。這種莊嚴的智者形象，使人忘記了他世俗之人的一面。有人說，伯林是二十世紀頭腦最清楚的思想者，這或許是從他對政治、歷史的深刻洞察角度講的。事實上，伯林的頭腦清楚，也表現在他始終以世俗中人的普通情感和常人之心看人生、看世事、看世界。

在二十世紀的學人中，伯林算得上是少數交遊廣泛者。肯尼迪夫婦、丘吉爾、赫魯曉夫、英美兩國的大使及內閣成員、以色列建國領袖，肖斯塔科維奇、斯特拉文斯基、納博科夫、弗洛伊德、愛因斯坦等音樂、文學、科學領域的傑出人物，他都曾接觸或有交往。這使他迥異於學院派皓首窮經的知識人，也因此常常為學界同仁非議。1962年10月，在致其夫人艾琳的信中，他感嘆道：“無奈，無奈啊！當我真的在儘力將這些應酬減少到最低限度。你來時最好用人類學觀念全副武裝起來，牢記人生路漫漫，萬物必消逝，一切都將如過眼雲煙。” （《伯林書信集·卷三》，246頁）

話雖如此，伯林自青年時代就對名人有着天然的憧憬，並有強烈的與之交往的衝動。1933年11月，新學院院長費希爾邀請其表妹弗吉尼亞·伍爾夫造訪該學院，伯林是院方參與會見者之一。那次會見，雖然與伍爾夫交談的時間並不長，卻給伯林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在伯林看來，伍爾夫美麗、高雅，智識超人，寫作才華一流，有些傲慢，有些冷漠，有點弱不禁風，在公開場合還有點羞怯。她談吐不凡，常有詼諧之語，有時有些毒舌，但刻薄之語從她口中說出，並不讓人感到討厭。伯林記憶中的伍爾夫像極了林黛玉——只是，不知道他是否讀過《紅樓夢》。會面結束後，他就連夜給不同的友人寫長信，興奮地敘說會面的情況。在信中，他一再稱讚伍爾夫“是我見過的最美麗的女性”，“驚嘆而又心滿意足地欣賞着她超凡脫俗的美麗”，“真是一位最美麗的女神般的人物，很遺憾人們只能在小圈子裡認識她。我希望能夠再見到她”（[英]以賽亞·伯林：《伯林書信集·卷一 飛揚年華：1928-1946》，陳小慰、葉長纓譯，譯林出版社，2012年，80、81、83頁）。近三十年後的1962年，伯林在致友人的信中，再次提到伍爾夫，說“她的世界五彩繽紛，從未有人能夠像她那樣將事物刻畫得入木三分，哪怕是在她狀態最差時”（《伯林書信集·卷二》，173頁）。

傾慕名人的伯林，不僅僅為的是一睹名人的風采，他更期望的是能獲得名人對自己才華的承認、肯定甚至是青睞。對於謀求獲得社會承認的追求，在他大學畢業後競選全靈學院研究員之時就開始了。獲得社會承認或許是人之常情，但這對伯林而言，還有別樣的意義。他是東歐猶太移民，是外來者，對社會認可的渴望深藏於他內心，並且逐漸演變為一種強烈的情感。也正因如此，當他獲選為全靈學院研究員時，激動萬分，甚至因興奮而失眠多日。伯林與伍爾夫的會面以及日後的交往中，也寄託着他對她認可的期盼。只是，孤傲甚至有些刻薄的伍爾夫，似乎並未完全滿足伯林的願望。1933年12月3日，在致外甥昆汀·貝爾的信中，伍爾夫輕描淡寫地提到了伯林，一方面說他是“了不起的以賽亞·伯林，牛津思想界的頭面人物”，同時，又說他“看起來像個葡萄牙裔猶太人，一個共產主義者，有點滑稽”（the letters of virginia woolf, volume v: 1932-1935，the hogarth press, 1980，p.255）。看到這樣描述，伯林想必會相當失望。

究其一生，像普羅大眾一樣，伯林時時為尋求承認與認同而費心。1932年，初入學界的他接受新學院院長費希爾之約，撰寫《卡爾·馬克思》。其實，費希爾此前屬意的人選是拉斯基這樣的學界名宿而非伯林這位學術新秀。顯然，這不是個容易活，在英國的環境中，可能還費力不討好，在伯林之前，拉斯基就“明智”地婉拒了約請。當時，在牛津，對於馬克思及其思想，關注者寥寥。在此情況下，伯林決然接受邀請，花了五年時間，閱讀了大量德文、俄文文獻，完成的專著於1938年正式出版。撿起不被學術界看好且並非自己心儀的寫作項目，或許看起來有些費解，伯林此舉，實則是為了擺脫他在人們心目中“滔滔不絕大話王”的形象，為自己正名。

晚年的伯林，在各種榮譽紛至沓來的同時，一次又一次面對同行的疑難。沒有代表性著作、學術研究缺乏系統性、原創性匱乏等各式各樣的聲音縈繞在他的耳際。雖然，他常常大度地向來訪者表示，社會給予自己的太多了，實在當不起如此盛譽，但在內心深處，他依然渴望社會的認同與學界的承認。這從他對亨利·哈代（henry hardy）倡議編輯自己未刊文稿的態度中可見一斑。起初，已有不少人提議將伯林的存稿、演講稿等未刊稿整理出版，但伯林一直想着先寫出一兩種代表作，然後再整理這些散落的文章。可現實是，“代表作”遲遲未能面世，質疑聲始終不絕。正是在此情況之下，時年六十三歲的他改變了往昔對舊文不管不問的態度，向社會證明自己的想法再次佔了上風。在哈代整理這些未刊文稿時，伯林對於待刊布的文稿的取捨，也總是小心謹慎，再三甄別，對於那些可能被看低的文稿，情願淹沒消失也不願意讓它們面世。

作為世俗之人，在伯林的詞典里，“承認”固然重要，但“生存”才是第一位的。當帶有些許超越意味的精神世界追求與實實在在經驗世界的現世生活發生衝突的時候，伯林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1945年，英國駐蘇聯大使館亟需一名精通俄語的外交人員，伯林有機會駐留蘇聯。其間，因在列寧格勒一家舊書店偶然遇到一位蘇聯評論家和文學史家，兩人談起蘇聯當時的知名詩人。後者竟然知曉伯林早已敬仰的阿赫瑪托娃的住處，並引介他拜訪了詩人。伯林與阿赫瑪托娃做了長談，精神孤獨的詩人向來訪者傾吐了自己的不幸遭遇，而來訪者也傾聽詩人朗誦自己的作品並講述正在創作中的詩作。四十多年後，伯林在受訪中回憶道：“她是一位偉大的詩人，即使只作為一個人，她也是充滿創造力的。認識她是我一種特殊的榮幸，也是我一生中最動人的經歷。”（[伊朗]拉明·賈漢貝格魯：《伯林談話錄》，楊禎欽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15頁）天才的詩人和動人的經歷，給伯林留下了終生難忘的美好回憶，但事後，他懊悔於自己的唐突造訪，深恐這會對詩人的生活帶來不可預料的麻煩、壓力和困擾，之後再也不曾去訪問她。

伯林世俗之人的一面，還體現在他對待帕斯捷爾納克《日瓦戈醫生》的出版上。1945年赴駐蘇使館工作之前，受帕斯捷爾納克定居在牛津的姐姐所託，伯林帶了一雙靴子給帕斯捷爾納克，就此與作家建立了聯繫。帕斯捷爾納克在伯林那裡了解到他曾經熟悉的親朋舊友近況，以及西方世界文學藝術界現狀，伯林口中那些生動的描述，大大緩解了作家對西方文藝界動向的急切渴望，而作家跳躍式的談話風格，極富想象力、既洒脫又感人的用語，也深深吸引了伯林。在伯林的眼中，天才的帕斯捷爾納克，講話方式像極了伍爾夫。每周一訪的頻密交往，也使他與作家建立了持久的友誼。1956年，精神苦悶中的帕斯基爾納克正在為《日瓦戈醫生》不能出版而苦惱時，伯林再訪蘇聯。當時，帕斯捷爾納克正打算將小說轉交一位意大利出版商出版，他認為這是他的名山事業，即使遭遇不測，也甘願一試。但是，伯林認為，沒有必要棄生存之憂於不顧，甚至冒生命風險，強行將小說在國外出版。為此，他不惜冒犯帕斯捷爾納克，兩度嘗試勸說對方，甚至不顧賓主不歡而散的局面。結果，自然招致了作家的不悅，甚至憤怒。

1957年，《日瓦戈醫生》意大利文版出版了。1958年，小說英文版、德文版、法文版、西班牙文版、葡萄牙文版，也都陸續出版。帕斯基爾納克在西方世界獲得空前的聲望，在蘇聯國內也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作為故交和出於對天才人物的崇敬之情，伯林盡自己最大努力，消除西方世界，特別是政治領域對小說的歪曲利用，以圖降低小說的影響，儘可能減輕小說出版給作家帶來的生存壓力。這一年的10月27日，在致戴維·阿斯特的信中，伯林寫道：“過去和現在我不公開談論他的唯一理由是，我怕那樣對他不利……我並不[認為]我們因此有權利把殉道者的王冠強按在他頭上。……任何一點小事都可能毀滅他。”（《柏林書信集·卷二》，1121頁）在此期間，他還以私人名義寫信給美國《時代周刊》的所有人亨利·盧斯（henry luce），請求對方不要將帕斯捷爾納克作為該周刊的封面人物，減少西方世界對《日瓦戈醫生》的關注和炒作。與此同時，他還與指令在bbc俄語廣播中連播《日瓦戈醫生》片段的老朋友喬治·卡特科夫（george katkov）絕了交。

在伯林看來，在險境之中自保，謀求改善生存處境，實在是人之常情，也是人之為人最為可貴、最為真實的情感顯露。對此，他沒有陳義甚高的說辭，沒有虛與委蛇冷漠待之，他秉持的是人之為人的底線。在他看來，處於安全情境之中的人，應該設身處地地為置身險境的人着想，前者對後者的任何超出生存之上的要求，都是道德綁架，至於利用後者而達到自身目的的行徑，更是卑鄙可恥。

人生：幸運之神與學者責任

作為二十世紀最傑出的思想家之一，以賽亞·伯林的形象難以用語言勾勒清晰。相比於學術同行，他的人生經歷過於豐富，他身上的光環又太過耀眼，一時之間很難看清其真實面目。他以東歐移民的身份，遊走學界內外，不僅成為學界名宿，也成為社會名流；又以全無經驗的學者身份，從無到有創辦一個全新的學院，將牛津的邊緣人聚攏到一個欣欣向榮的學術共同體中。尤為關鍵的是，不像很多傑出人物的非凡成就是以擠壓甚至犧牲個人生活為代價，伯林還擁有世俗之人的幸福一生。或許，葉禮庭的話可以大致概括伯林：從任何方面講，“他的運氣都讓人羨慕得發瘋。就好運是改變人的生活的一個真正範疇而言，伯林可說是世界上最幸運的人之一”。

幸運之外，是學者之為責任、回報社會的情愫。一般而言，學富五車的學者常有，但在學術盛年願意貢獻心力於教育公共事務者實在不多。伯林是這少有者之一。學問之外，他以願助人、能做事、有擔當的品格一定程度上成就了牛津的新教育改革，盡到了學者的社會責任。或許，這就是伯林一直為牛津人津津樂道的原因所在。如今，在牛津的學院里，再也聽不到從他口中噴涌而出、含混不清又深具思想魅力的話語，他已遠去；然而，在牛津的學院里，又常常會感覺他的存在，讓人覺得，他並未遠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