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王”湯恩伯的崛起之路

湯恩伯是怎樣起家的

湯恩伯系浙江省武義縣嶺下村人，出身大地主家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約54歲。他在未投靠蔣介石之前，曾在北洋軍閥孫傳芳部浙軍第一師（陳儀任師長）任過上尉參謀，後來由陳儀送往日本士官學校習炮科。畢業歸國後，歷任該師少校、中校參謀及團副等職，後又升任上校參謀處長。

1926年大革命時期，北洋軍閥孫傳芳倒了台，陳儀投奔國民黨，湯恩伯亦隨之而來。在蔣介石統治時期，湯初任中央軍校第六期大隊長及軍官教育連連副，後升陸海空軍總部少將高級參謀。1929年冬，改任教導第二師第一旅少將旅長，後升為副師長兼旅長。1931年冬升任第二師師長，

其間因作戰不力被撤職，不久又調充八十九師師長。1933年冬又遷調第四師師長兼第十縱隊指揮官（指揮八十九師及第四師兩師）。1935年冬升任十三軍軍長。這之後歷充軍團長、三十一集團軍總司令、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豫魯蘇皖邊區總司令兼四省邊區黨政分會主任委員等要職。1945年後又調充第三方面軍總司令、南京衛戍總司令、第一綏靖區司令官、衢州綏靖公署主任。到內地解放前夕，又調充京滬杭警備總司令。上海解放前逃往台灣。1959年病死於日本。

湯恩伯與蔣介石都是在日本士官學校學炮科的，有先後同學關係，而且又是浙江同鄉，湯和蔣介石接近的機會較多，深得蔣之寵信，並且繼陳誠、胡宗南之後，成為蔣介石的三塊紅牌之一，其主要關鍵，在於他一貫頑固地充當蔣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打手。1929年冬，蔣介石為了進行軍閥混戰和鎮壓人民而擴充軍隊，成立了三個教導師，拔升湯恩伯為第二師的少將旅長。蔣介石戰勝閻、馮之後，調徐庭瑤接任該師師長並改為第四師，湯恩伯被提升為副師長兼第十旅旅長。

自1930年冬季起，湯恩伯即奉命單獨率領第十旅參加了江西的“清剿”，與贛東北蘇區領導者方誌敏、邵式平將軍為敵。經過一年共分三個階段的“清剿”活動，特別是1931年春對上饒縣及臨江湖地區的“清剿”，殘酷地破壞了蘇區，恢復了反動的黑暗統治。此後湯率所部又對附近的霞坊、葛源蘇區實行所謂“搜剿”，無數勞動人民慘遭殺害。最後，湯即分兵置於鉛山屬之間江鎮和上饒縣，實行所謂“防剿” “清鄉善後”等反動措施。湯恩伯忠實地執行蔣介石的反動政策，使這一地區的革命事業受到了極大的損失，竟以“剿匪有功”擢升為第二師師長。

1932年春，湯率第二師在河南潢川一帶與紅軍作戰失利，雖被撤職，但賦閑不到幾個月，即於當年秋又被調充為八十九師師長，於湖北黃陂一帶進行“清剿”的罪惡活動。這一時期湯對豫鄂皖蘇區危害最大，他曾對當時充其團長的陳大慶常常談及在那一帶用機槍掃射青年群眾及共產黨員達兩三千人之事，認為得意之作。於是湯又以“剿匪有功”，於1933年冬改調為第四師師長之後，又奉命升為第十縱隊指揮官（指揮第四師及第八十九師兩個師），參加了1934年春及以後的所謂“五次圍剿”，在福建泰寧、建寧區域內構築封鎖線（即木碉堡群）。

同年他又在江西廣昌以南的騷前、白水等地區以及石城的洛寨山地，與紅軍主力一、三、五軍團經過九次激烈的陣地戰。由於紅軍北上抗日而轉移了陣地，湯即迅速地進佔瑞金，修建了“犁庭”公園，無恥地誇大戰功。1935年春夏之交，湯率部由江西進入湖北通城縣白沙橋地區，與紅軍徐彥剛部主力遭遇，激戰半天，雙方傷亡很大，彼此各自於當夜及次晨轉移了方向。這之後即率部在湖北大冶、陽新和湖南嶽陽等處整訓補充，竟以屠殺人民“有功”一躍而被擢升為十三軍軍長。

就湯恩伯的個性、特點、作風來說，約可作如下的概括。

充滿了封建色彩的英雄思想和日本武士道的作風

湯恩伯每與其朋輩如胡宗南、戴笠之流，好縱談我國古代英雄人物，他所列舉的離不了“五霸七雄”，特別崇拜秦始皇、漢武帝、成吉思汗等人。他對日本武士道精神也特別崇拜。照他的說法，日本武士道精神是由我國“荊軻刺秦王” “田橫五百義士”等固有精神傳到日本去的，由於我國國勢積弱而失傳，日本則更加發揚起來。因而他認為日本軍國主義即系由此產生，日本獸兵之能征善戰、兇狠殘酷，也是由此而來。他對於近代的歷史人物，特別推崇清代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三人。他甚至認為曾、左之未能取清廷而代之，是一件值得惋惜的事。

由湯恩伯的這樣一些論調，即可測知其為人：在羽毛未豐之前，依附於人以待時機，一旦羽毛豐滿，則取而代之。這是歷史上無數封建人物稱王稱霸的規律。湯之陰謀之所以未能得逞，只是由於中原對日作戰之一敗塗地，以及受到陳誠當權派的陷害而使其小集團瓦解，特別是全國解放之速，根本粉碎了他那充當梟雄的迷夢。

目空一切，飛揚跋扈

湯恩伯在未被擢升為十三軍軍長以前，既不敢濫發議論，也不敢擅權獨斷，但在擔任軍長之後，一帆風順，接着當上了軍團長、三十一集團軍總司令、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他認為時來運轉，他大幹特乾的時機到了。正在這時，蔣介石為了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命令湯恩伯在中原擴充實力，將矛頭對準東南地區的新四軍。

湯恩伯自1938年夏季在台兒庄與日軍交戰後，即撤退到大別山北麓及平漢鐵路線以西地區集結整補，他以河南葉縣作巢穴，以安徽臨泉、界首及鄭州等戰略要地為其前進基地。在蔣介石委其為“豫魯蘇皖邊區總司令”兼“黨政分會”主任委員之後，湯恩伯“中原王”的陣勢就擺出來了。他在如此時來運轉的情況下，目空一切，稱王稱霸的嘴臉開始顯露出來。當時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及民政廳廳長方策等，成為替他專辦兵差的頭子，稍不如意，即遭訓斥。即連蔣介石向以親信視之的蔣鼎文，當時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應該是湯恩伯的上司，而湯咄咄逼人，使蔣鼎文幾乎無權過問，令不出戶。這之後，湯恩伯之囂張跋扈，生殺予奪，擁有“湯屠夫”之稱，這些情況下面還要記述。

自命不凡，徒貽笑柄

湯恩伯在日本士官學校學炮兵之時，在一次準備野外演習的室內作業中，竟將炮兵擺在一座高山上，而且又無掩護部隊。日本教官問湯怎樣將重炮運上山去，他瞠目不能回答。日本教官又問炮兵沒有有力的掩護部隊，一旦為敵人接近將何以處置，湯又不能答。這雖然是他早年在日本學習時的笑話，但他在蔣軍實際作戰中亦復如此粗心大意，顧頭不顧尾。

湯恩伯從充任海陸空軍總司令部少將高級參謀時起，即經常向蔣介石呈遞“手本”，獻策取媚。由於在蔣、馮、閻混戰中，他的幾次手本受到採納，提高了他寫手本的興趣，初則只寫軍事方面，以後則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以及有關黨政設施等無所不寫。

只要他每逢睡不了覺的時候，十有八九就在寫條陳手本了。特務頭子戴笠曾經嫉妒而又稱讚地說： “老頭子（指蔣介石）面前以湯恩伯的手本最吃香。他一揮而就，鋼筆草字，寫了即交，我寫的就非墨筆工楷不可。”由此看來，湯恩伯之青雲直上，與其寫手本有關。其實，湯的手本每每是閉門造車，常常笑話百出，蔣介石身邊的陳布雷一見湯的手本就頭痛。這是由於蔣介石照例將湯的手本批給陳佈雷，要他根據湯的手本擬出辦法，弄得陳布雷神經更加衰弱而睡不得覺。後來陳布雷只好要唐縱轉請戴笠，設法使湯恩伯少寫一些手本，好讓他多活幾年。戴笠倒也不負人所託，向湯代達過這番請求，因此湯也曾停過一些時候沒有寫手本。

但是問題已不在湯恩伯而是在蔣介石，如果有些時候不見有湯的手本來，就要查問。恰在這時(1944年前後)，以蔣介石署名的《中國之命運》（這本書是陶希聖為蔣代筆而寫的），即將付印出版，樣本書傳到湯恩伯的手裡，又引起他寫手本的興緻。他在手本里批評這書“眉目不清，文字冗長，不適於青年們的口味”。這書是蔣介石親自刪改過的，自鳴得意，但是湯恩伯除了批評之外，在手本里沒有寫上半句追捧的話，因而引起蔣介石勃然大怒，將那手本撕得粉碎，怒氣衝天地命令湯恩伯立即飛渝聽訓。這時適值日軍正擬進兵中原，前線吃緊，經林蔚、俞飛鵬等從中轉圜勸說，蔣介石才准湯恩伯免于飛渝聽訓，而改為“嚴令申斥”了事。後來據蔣介石侍從室的人員傳說，在湯恩伯所上的條陳手本中，這是僅有的一次碰壁。

結黨營私，賄通權貴

湯恩伯以十三軍為基幹而發展到三十一集團軍，結黨營私，形成了以他為首的“中原王”集團。這一小集團中，又分為江西派與實力派。江西派以張雪中、陳大慶、萬建藩、胡靜如為骨幹；實力派以湯的乾兒子石覺為骨幹；另一實力派又以王仲廉、馬勵武為骨幹。湯恩伯則高高在上，緊緊地控制着。他常說： “好馬好狗要多養幾匹，使其互相牽制，才能殺其驕氣。”他又說： “謀國者（指蔣介石）如此，我不能不如此。”

湯恩伯賄通權貴的事實，也是公開的秘密。蔣介石身邊的權貴，大大小小几乎都受過湯恩伯不同程度的重賄。湯對林蔚、俞飛鵬、錢大鈞等人，每逢過年過節或婚喪壽誕必送重禮。他對俞飛鵬更是尊崇為恩師前輩，除贈重禮之外，而且利用各種機會拍馬諂媚。

1943年三十一集團軍成立的一個周年紀念，湯恩伯借題大肆鋪張，舉行慶祝典禮和盛大的閱兵式。在典禮儀式上他特別邀請俞飛鵬（俞當時任軍委會後勤部部長）講話，緊接着他自己肉麻地向官兵們說： “俞部長是三十一集團軍的‘保姆’。三十一集團軍如果沒有俞部長這個‘保姆’，我們就會受到饑寒之苦，更談不到壯大和發展了。我們有了俞部長，就能夠‘效忠黨國’，就能夠完滿地完成委員長（指蔣介石）所賦予我們的任務。”

湯恩伯對於與他地位相當的人如錢卓倫（當時軍委會的銓敘廳長）、劉詠堯等人，則是公開送錢送禮，而美其名曰“外官內救” （在抗日戰爭期間，蔣統治區經濟崩潰，大小官員如無額外收入，只靠薪給是難以養活一家五口的）。湯恩伯還經常要他的軍需處處長鬍靜如和洛陽辦事處處長韋魯齋，將由日佔區搞來的貴重物資滿車滿載地押運到重慶去送禮。當時水陸交通統一檢查權都掌握在特務頭子戴笠之手，湯與戴有勾結，所以凡遇貼有三十一集團軍封條的裝箱物資，一律通行無阻。

在湯恩伯看來，自古掌握大權的英雄豪傑，必須殘殺立威。他在寫字檯的玻璃板下親筆寫出清代大漢奸胡林翼的兩句話： “要有菩薩心腸，要有屠夫手段。”他即以此作為他的座右銘，但是他所實行的只是後面的那一句話。他在“剿共”中以機槍殺害革命青年和群眾兩三千人一事，他常常津津樂道，如數家珍。鮑剛是他的副手，後來不如他意，他便殺之而後稱心。他指使陳大慶設宴招待鮑剛，直到把鮑灌醉，然後於送其還家途中預伏機槍手將其殺死。

1944年春，他自葉縣去洛陽途經臨汝縣，該縣縣長左宗廉將臨汝鎮居民閻老五一案報請批示，他不加考慮，即批上“就地槍決”四字。當時同行的還有李宗仁、于學忠，對湯的處治大有驚異之狀，他感到有些說不過去，於是從左縣長手裡搶過原批呈文，慌慌忙忙地又在“就地槍決”四字之上加上“奉諭”二字。究竟他是奉何人的諭呢？顯然，這只是他藉以掩蓋而已。閻老五竟因此而被置之死地，閻老五的家也因此而被搶劫一空。

湯恩伯平日嗜殺成性。事例不勝枚舉。他不僅視人民生命如草芥，對其部下亦憑其喜怒而隨意處死。鮑剛之死，即其一例。因此三十一集團軍官兵人人自危，綜場起了一個諢名————湯屠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