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不重視政治工作，縱然他不相信，但他身邊真沒一個廉潔的人

其實，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的品性差距很大，可以說，一定程度上，涇渭分明。

國民黨人由於佔據絕大部分城市，加上外國援助，經濟比較充裕，官員非常注重享受，生活驕奢；而共產黨人處在農村偏遠地區，經濟條件不足，提倡艱苦奮鬥，自力更生。

我黨王牌特工，國民黨國防部作戰廳廳長郭汝瑰，雖然身處國民黨最核心的權力機構，但他仍舊像個共產黨人，生活儉樸，就連家裡的沙發都打補丁。

國民黨人當中已經算比較清廉的杜聿明，在郭汝瑰家裡，看到打沙發的補丁，大為震驚。他覺得郭汝瑰雖然身在國民黨，但和國民黨人的品性格格不入，懷疑他是共產黨人，國軍的機密多次被泄露，也應該和郭汝瑰有關。

於是，杜聿明向老蔣投訴：“郭汝瑰有嫌疑，我已經算清廉了，他比我還廉潔，他生活那麼儉樸，又不近女色，家裡的沙發還打着補丁，這樣的作風顯然是一個共產黨員！”

氣得老蔣怒道：“難道我身邊就不能有一個清廉的人了嗎？”

其實，一定要回答老蔣這個反問句的話，那就只能回答：“是的，你身邊沒有一個清廉的人。”整個國民黨都很難有一個清廉的人，即使是在戰亂時期，國民黨軍官也是吃香喝辣，大口喝酒，大塊吃肉，而士兵吃都吃不飽。

原鞍山市公安局局長李維民在東北解放戰爭成功策反了一個瀋陽國民黨軍“軍運指揮所”的譯電員。

這個譯電員為何會選擇投向人民軍隊陣營呢？他對李維民作了如下表白：

“從前，我還認不清國民黨，現在……他們的所作所為，簡直使人再也不能容忍了！”

“遠的不說，單說我那個軍運指揮所里，一個主任叫韓慕洲，一個副主任叫宋國春，兩個壞蛋，一個肥的像豬，一個瘦的像猴，他們從到東北後，就不斷地從鞍山用鐵甲車大量地往天津搗運鋼管、鋼板，大發光復財。黃金摟多了，就花天酒地地過最糜爛的生活。韓慕洲已經有了兩個老婆，還嫌不夠，除了在妓院舞場亂搞女人之外，又看上了所里的一個年輕打字員，威逼利誘地娶為三姨太太。在所里，會拍馬的爬上去，不會溜須的踢下來，最卑鄙的人最得勢，最正直的人最受欺，……您看，這是什麼世界？”

仔細觀察，我們發現，國民黨的世界很難有一個清廉的人，主要與老蔣自“4.12反革命政變”後不重視政治工作有關。反觀我黨這邊，一直非常重視政治工作，設立總政治部（現稱政治工作部），做好廣大士兵的政治思想教育，樹立理想信念。

政治工作做得好不好，黨員的模範帶頭作用是其中一條重要的標準，尤其是黨的高層領導人。在紅軍時期，毛澤東、朱德等紅軍領導人就一直與官兵同甘苦、共患難，從軍長到伙夫，除糧食外，一律吃5分錢的伙食，起到了非常好的示範作用。

到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和蔣介石本人還是不懂得軍隊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更不明白自1946年夏天起，在兵力大大強於人民解放軍的情況下，卻在自己發動的全國規模內戰中，短短3個月就走向節節敗退，其原因就在於政治工作做得不好，軍隊缺乏理想信念，當時的國民革命軍，早已經不是北伐時期的國民革命軍了。

正如毛主席在建國後所說的一段話：“革命單搞軍事不行。單有軍隊，單會打仗是不行的。只有會做政治工作的人才會打仗，不懂政治的人就不會打仗。”

不重視政治工作的老蔣，身邊的人都早已變質，都只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沒有理想信念的敷衍度日。

1946年美國著名女記者斯特朗訪問延安的一段話，說明了國民黨和共產黨這兩個世界的差別所在：

中共的領袖和南京的官員那是顯然不同的，就以一件小小的事情來比擬吧，南京的官員們實際毫無事做，卻像煞有介事的擺出忙勁頭；但中共的領袖，和藹可親，能和你娓娓的長談，為了弄清一個問題，我們能長談一個下午，雖然這樣也許會影響到他們晚間的睡眠，因為他們得把白天耽誤的工作到晚上來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