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院之爭：段祺瑞吊打黎元洪和國會，制勝法寶為何是“督軍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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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6月17日，當龍濟光在廣州宣布取消獨立時，恰值護國軍第二路李烈鈞部奉命北伐，開赴江西前線，按協議假道廣東，途經韶關，在韶關城下，龍濟光依仗着北洋系和段祺瑞的後盾，撕毀協議，下令炮擊北伐滇軍。李烈鈞下令還擊，並經激戰，攻取廣東重鎮韶關。為策應李烈鈞，桂軍陸榮廷部也趁機入粵，龍濟光只好敗退廣州。

滇軍的自衛反擊狠狠地教訓了氣焰囂張的龍濟光。龍遂緊急向段告援，乞段派江西北軍直系李純部入援廣東。

1、徐樹錚的擅權

由於已經進入廣東的滇、桂軍客觀上已經形成了反客為主的形勢，並不利於北軍南下援粵。更為關鍵的一點是，剛剛入主中央，立足未穩的段祺瑞並不想僅因廣東一隅即開罪於當時勢力較強的國民黨和西南護國力量。於是在 7 月 6 日的任命令中，段宣布以龍濟光任兩廣礦務督辦，仍署理廣東督軍，同時調李烈鈞入京“聽候任用”，並授李烈鈞“勛二位，陸軍中將，並加上將銜”。

身為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的段祺瑞不願廣東就此淪為南軍的勢力範圍，而李烈鈞當然也不會落入段祺瑞明升暗降、調虎離山的圈套。

因此，北洋政府 7 月 6 日的這個任命沒有把李烈鈞調出廣東，而段祺瑞在處理廣東事件上所表現出來的明顯袒護龍濟光的傾向卻加強了龍濟光進一步與滇桂軍決裂的信心。此後，隨着段祺瑞武力圍剿李烈鈞的目標逐漸明確，北洋系在華北各省的軍政長官們仰承段的意旨，紛紛發表通電，指斥李烈鈞“違令橫行”，為段祺瑞鳴鼓助威。

國務院內部的國民黨籍閣員對段祺瑞的武力討李進行了堅決的反對。在 7 月 29 日的國務院會議上，由於國民黨籍閣員的一致反對，段祺瑞剿李主張遭到否決，而代之以發表通電，進行調解。

但此次會後，徐樹錚卻公然推翻國務院會議決議；私自擬定了催促粵、閩、湘、贛四省軍隊，從速會剿駐粵滇軍李烈鈞部的命令，該命令在遭總統黎元洪拒絕蓋印後，徐竟將命令徑自發出。

依照法律，國務院秘書長的職權僅是列席國務會議，將國務院會議的議決事項報總統府審閱。但徐樹錚竟公然違背國務會議決議，擅自發布國務院電令，部署各省軍事，顯然已構成了嚴重的擅權行為。

因此，徐樹錚命令一下，立即在國務院的國民黨籍閣員中引起了軒然大波。由進步黨轉向國民黨籍的閣員、內務總長孫洪伊當面斥責徐違法越權，與徐發生尖銳對抗，“雙方言詞激烈，聲達戶外”。以孫、徐交鋒為內容的新一輪府院之爭再度爆發。

2、段祺瑞與國會鬥爭的白熱化

8 月下旬，關於對福建省省長鬍瑞霖的查辦案使這場府院政爭進一步升級。

胡因新加盟皖系，被段祺瑞由湖南省財政廳廳長擢升為福建省長。但胡瑞霖剛被提升，就遭到了國會的參劾，國會同時揭露其在湖南財政廳任內的種種循私貪賄劣跡。

由於胡瑞霖的省長任命案關係著皖系在福建勢力擴張的問題。因此，段祺瑞便決定對胡進行庇護。在其示意下，徐樹錚未經國務會議討論，便以國務院的名義咨復國會，對胡的種種劣跡進行掩飾和庇護。

按法律程序規定，各省民政長官的處分應屬內務部職權範圍。

徐樹錚以國務院秘書長身份咨文國會，直接處理地方行政官員，顯然又是一次嚴重的擅權行為，並給國民黨人留下了攻擊的口實。

果然，徐樹錚向國會咨文一下，孫洪伊便直接向段祺瑞提出質問：

“凡與各省民政長官有關問題，內務總長是否有權過問？院秘書長是否應擅自處理？…”

此後，孫洪伊即以此為由，正式向國會提出咨文，並以辭職對段祺瑞進行要挾。

徐樹錚肆無忌憚的違法行為，在國會及內閣的國民黨籍閣員中引起了強烈的抗議，並使段祺瑞處於十分狼狽的地位。追於各方的壓力，段祺瑞不得不於 8 月下旬親自出面，作慰留孫洪伊的表示，並再一次對徐樹錚的擅權行為進行了文字上的“約束”。

但事實上，隨着西南軍院解散後各地革命黨人和反袁勢力的解體，皖系在北洋政府和中央的秩序已逐步趨於穩定，這時期的段祺瑞已漸漸地失去了與國民黨人及黎元洪虛與應付的耐心，他正在尋找着向其政治對手發難的新機會。

9 月上旬，內務部總長孫洪伊憑藉著直系首領馮國璋作後台，着手整頓部務，裁汰了一些內務部官員，團結內部，一致對外。這引起了相當一些人的不滿，徐樹錚見此良機，遂鼓動這些人上訴平政院，控告孫洪伊排斥異黨，隨意裁員。平政院遂受理此案，議決撤銷內務部原命令，仍准被裁撤人員返原部供職。徐樹錚在段祺瑞的指使下，遂將平政院的這個裁決令擬定，並呈報大總統蓋印。

平政院的這個裁決遭到了孫洪伊的堅決反對，孫嚴正指出：

平政院編製令與行政訴訟法，系根據袁氏之“新約法”和總統制而定，非由正當之法定機關產生，該院是否依法設立，尚屬疑問，更無受理訴訟之餘地。於是堅決拒絕副署平政院的裁決令，並將此案移交給國民黨人占絕對優勢的國會進行審議裁定。

希望憑藉國會來銷挫徐樹錚的囂張氣焰。

在這一輪的政治較量中，黎元洪公開地站在孫洪伊的背後，暗中與馮國璋聯手，並逐漸地走上了與段祺瑞公開較量的前台。

當徐樹錚將擬定的平政院議決案送交總統府時，黎元洪不但堅決拒絕蓋印，並親自核准了孫洪伊“准咨國會解決”的呈文。由於當時的國會中已經形成的強大的反段勢力，黎元洪的這個裁決對於段祺瑞顯然是十分不利的。

果然，孫洪伊的“平政院干涉內務部撤員案”一提出，國會中支持孫、黎的力量立即群情激憤，對段、徐皖系勢力開始了猛烈的抨擊。

針對段祺瑞 10 月 18 日提出的“孫洪伊免職令”，眾議員王玉樹、參議員龔煥辰等依據《臨時約法》精神，於 10 月 24 日向段內閣提出嚴厲責問：

依據約法，國務總理無權直接呈請罷免國務員，國務員免職的唯一法律途徑是國會彈劾。因此，倘開國務總理罷斥國務員之先例，則從此“總理專橫恣肆，以意進退，為所欲為，不但責任內閣的合議精神將蕩然無存，且國家立憲前途亦不堪設想”。

為了進一步對抗段祺瑞提出的孫洪伊免職令，8 月初，國會中原由國民黨分化而來的韜園派議員呂復、諸輔成多人聯名發動了對國務院秘書長徐樹錚的彈劾，其中列舉了徐“蒙蔽總理”、“侮辱元首”、“偽造文書”、“擅發院令”等七大罪狀，該彈劾案的聯署者多達 60 餘人，在國會中造成了相當的聲勢。

為了與國會中的反對勢力相對抗，段祺瑞也發動了國會中的擁段的研究系，攻擊孫洪伊不肯辭職、貪權戀棧。

從此，國會內部就擁黎、孫和擁段、徐，形成了截然分明的兩大陣營。北洋政府內一時暗潮湧動，輿論囂然，出現了國會恢復以來的第一次大分化。

為了達到教訓黎元洪，並將孫洪伊逐出國務院的目的，段祺瑞甚至不惜親自出馬，以辭職相要挾，向黎元洪揚言：

“總統既不肯免孫伯蘭（孫洪伊字伯蘭）的職，就請免我的職吧！”

而與此同時，得到了國會中多數勢力和馮國璋直系暗中支持的孫洪伊同樣也表現出了一付絕不妥協的姿勢，他公開聲明：“政治家要硬幹，無論若何犧牲，決不辭職。”

在這場新的府院、派系政爭中，總統府方面也逐漸聚集了以國務院內務部總長孫洪伊、府秘書長丁世解等為核心的反段中堅力量，決心徹底推翻段祺瑞的新內閣。

於是，孫洪伊遂聯合各方，包括黎及左右，作出倒閣攻勢，以實現“以孫代段”的目的。

就這樣，黎、段雙方各以將自己的對手徹底地清除出北洋政府的政治舞台為最終目標。新政府成立以來的府院之爭自此進入了一個短兵相接的白熱化時期。而自 9 月份開始，隨着“督軍團”的介入，總統府方面在這場政治較量中所處的劣勢就越來越明顯了。

3、北洋“督軍團”的成立

人們稱北洋政府段祺瑞內閣時代的“自殺政策”有二：一為督軍團；一為公民團。於是督軍團加公民團便成了段祺瑞內閣時期北洋政府的一大特色了。

“督軍團”是袁世凱死後北洋係為了稱雄自保而結成的一個組織，其始作俑者便是段祺瑞本人。

原來，護國反袁運動後期，帝制已走向末路，坐鎮南京的馮國璋為了利用袁世凱與護國軍兩方面的對抗，獨樹一幟，謀求北洋新盟主地位，遂一面與袁世凱虛與委蛇，敷衍搪塞；一面暗通西南，企圖借護國軍的勢力，迫袁下台，以便取而代之。

因此，自 1916 年 5 月中旬始，北洋直系馮國璋儼然以北洋盟主身份，召集了北祥轄下十七省區代表 20 餘人在南京集會，討論袁世凱的去留問題，名為調停南北爭端，實則藉機迫袁下台而自代"。

馮國璋在南京會議時期所表現出來的圖謀北洋新盟主的野心，引起了北洋皖系段祺瑞的高度警惕。5 月下旬，在段的示意下，皖系主力倪嗣沖以及被稱為“辮帥”的張勳便聯合起來，聲言將反對南京會議達成的任何停戰議和的決議，號召繼續對西南用兵。

當時已處於絕望之中的袁世凱果然喜出望外，並把張、倪二人當作了最後的救命稻草，遂速調張勳到北京“商討進攻西南計劃”，並命倪嗣衝到漢口組織征湘司令部，部署征討西南事宜。

事實上，無論是張勳，還是倪嗣沖，都並沒有繼續為袁世凱盡忠效命的意圖，他們在南京會議上的主戰叫囂只不過是段祺瑞反直策略的一部分。南京會議被衝散後，馮國璋圖謀北洋盟主的計劃已成泡影，而段祺瑞的目的算是達到了。

此後，張、倪二人將參預直系馮國璋南京會議的黑、吉、奉、直、晉、皖、豫七省督軍代表請到張勳的老巢徐州，以對抗南方護國軍勢力，並以反對國民黨為號召，結成了一個以皖系實力派軍人為核心的新的北洋地方軍事同盟——“七省同盟”——“督軍團”的雛形。

9 月份，隨着新國會成立後段祺瑞與國會暨總統府方面矛盾的漸趨激化，段祺瑞遂派徐樹錚等暗中與倪嗣沖、張勳的代表萬繩栻等人秘密磋商，以奉張勳為北洋盟主作條件，唆使張、倪再度召集北洋地方實力派聯盟集會，並成立北洋“省區聯合會”，以便統一對付國會中的國民黨勢力及以此為後盾的大總統黎元洪。

於是，在段祺瑞的策划下，張、倪二人再度召集北洋各省區代表，在徐州集會，與會人物為山東、奉天、吉林、黑龍江、河南、直隸、浙江、江蘇、湖北、江西、綏遠、察哈爾、熱河十三省區的督軍及其代表。大會由張勳、倪嗣沖領銜，宣布成立“省區聯合會”，並公布議定了《省區聯合會章程》十二條，北洋“督軍團”至此正式宣告成立。

4、“督軍團”主導下的府院之爭

從形式上看，督軍團的成立是袁世凱死後北洋勢力的再一次大結盟。但事實上，袁世凱之後北洋集團的大分化在這一時期已經日益表面化，而參加了這個督軍團的各方代表也是各懷鬼胎、派中有系、系中有派，處於不斷分化與重新組合之中的。

就當時的情形來看，段祺瑞策劃組織這個北洋同盟的目的，從根本上說是為了對付剛剛恢復的舊國會和不肯俯首就範的黎元洪；而一心做着復辟夢的張勳，積極組織這次督軍團則是為了聯絡“同志”，尋機扶持清室東山再起；而南京會議流產之後已日趨孤立的馮國璋此時也加入了這個同盟，則是為了尋找新的支持力量以謀取總統的地位。

參加督軍團的北洋各派系勢力的同床異夢，反映了北洋集團在袁世凱死後，因失去了統一的中央權威而開始四分五裂。但是，無論就北洋系內部哪一派系而言，反對自護國運動以來重新興起的國民黨和其他的反北洋勢力卻無疑地關係著他們的共同利益。

於是督軍團一成立，便把這些勢力最為集中的一國會當作了首當其衝的攻擊對象，並積極介入了段祺瑞與黎元洪的府院政爭。

“省區聯合會”政綱宣布，其成立的宗旨是：“團結團體，拱衛中央，庶免為少數人所牽，率致貽大局之虞。”

這裡所謂的“中央”顯然是指北洋政府中的段祺瑞皖系集團。至於少數之人，如“各懷黨見，違反真正民意，不顧國家，至不得已時，亦當為正當之干涉”。

而憲法如有“必不可行之處”“致貽大局之虞”，“當共抒正論”，予以拋棄。

“督軍團”政治是北洋政府時期武人干政的典型之作，它的成立掀起了自新內閣組建以來北洋系軍人干政的狂潮。在此前後，由於段祺瑞的支持和慫恿，張勳、倪嗣沖等人儼然以北祥系領袖自居，糾援集黨，氣焰高漲，公開地開始了對國會中的國民黨勢力及其支持下的大總統黎元洪的攻擊。

9 月中旬，督軍團尚未正式成形，便由張勳牽頭邀結北洋軍人倪嗣沖、薑桂題、張作霖、王占元、趙倜等 15 人，聯銜通電，向國會中的國民黨籍議員張耀曾發起猛攻，要求對張即日予以罷免，並予以法庭公審。

與此同時，張勳致電黎元洪及各省督軍，要求將全體國會議員名單送交有關機關審查，並在國會開會前，將議員中參與“二次革命”的反袁黨人和帝制分子一同罷免。

9 月下旬，國民黨人唐紹儀受命入京就外交總長職。唐甫至天津，督軍團便聞風而動，張勳率北洋軍人聯名通電，反對唐紹儀入京。而麇集在天津的帝制餘黨也假借“直隸紳民”名義，散發傳單，對唐百般詆毀攻擊。果然，唐紹儀尚未就任，就在北洋督軍團的一片噓聲中被迫向黎元洪遞交了辭職書。

督軍團介入政治和北洋軍人嚴重的干政行為，使黎元洪在這場正在進行的府院之爭中立即處於了相當的不利地位。

在 9 月 29 日的一封通電中，黎元洪依仗着國會的後盾，仍公開地表示了對於督軍團軍人干政的不滿，並對當時督軍團的跋扈專橫進行了嚴厲的斥責：

…惟有少數之人，每囿一偏之見，或阻眾集議，凌軼範圍；或隱庇逋亡，託名自固。甚且排斥官吏，樹植黨援，假愛國為名，實召亡之漸。盱衡時局，良切隱憂，須知國勢頰危，有如累卵，兼程並赴，猶慮後時，再有足夠增設炙整之形，立召分崩之禍。國且不國，私利何存，倘能識厥從違，倘望翻然自省。若仍不顧大局，一意孤行，國法具存，公論胥在，本大總統為捍衛國家計，亦不能不籌所以善其後！

然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對於這一群荷槍實彈，且有段祺瑞皖系撐腰打氣的赳赳武夫們來說，黎元洪的這種官樣文章的通電無異於一張廢紙。

在兩日後段祺瑞發出的一封裝腔作勢的抑止軍人干政的通電中，張勳等軍人的嚴重違法干政行為卻被解釋成了一群“憂時憂國”的熱血軍人因激憤於時事的過頭話：

“近閱迭次通電，熱誠所激，間有過情，道路傳聞，並有約期集會之舉，在諸公怵於時危，不覺中情迫切，越職而言，說者即不免出位…”

從 10 月上旬開始，隨着孫、徐交惡的升級和府院之爭的激烈化，段祺瑞、徐樹錚更加把督軍團當成了對付國會和總統的一把殺手鐧。在其慫恿下，張勳公開發表通電，對北洋政府的國會和總統大張撻伐，並揚言：將“循部曲健兒之請，棄韉入京”。

與此同時，段祺瑞一面繼續策劃利用督軍團作為對付總統和國會的先鋒；一面顛倒黑白，為徐州督軍團和張勳等人的違法行為進行掩護和辯解。

在 11 月份的一封公開通電中，段祺瑞居然信誓旦旦地向彈劾張勳等人的國會議員們表示：徐州督軍團一事，“事屬傳聞，未為可據。至徐州會議，經政府訓誡，早已解散。所謂章程大都出於報章，不足為信”。

面對着段祺瑞和督軍團咄咄逼人的強大壓力，勢單力薄的國會和黎元洪只能把尋找同盟者的希望轉向了北洋系內部的實力人物，國會內的“聯馮制段”的政策也就因此出台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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