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春新：曹操是怎麼選接班人的？曹植、曹丕爭嗣的關鍵因素

曹操考察曹植及曹丕的情況，備載於曹植本傳注引《世語》，內容包括兩個方面：其一，作教令提問，由曹植作答；其二，令曹丕、曹植各出鄴城一門，密敕門吏不讓出城，以考驗兩人的臨機決斷能力。當時，楊修和賈逵、王凌皆任丞相主簿，他們暗中幫助曹植，“豫作答教”，但痕迹太露，被曹操“推問”而泄底；第二項考察也出現了類似情況。其實，優秀的文人學士，並非必然就是志才雙修的政治家，有時甚至相反，曹植即是這樣：他文采橫溢，卻囿於傳統觀念，對漢室心存眷戀；書生氣重，拙於權術矯飾。因此，考察的結果，曹植的政治抱負和才能終究不能令曹操放心。正是在這樣的前提下，其他一些因素才顯得重要起來，並影響了立嗣問題的結局。

除前述曹操徵求臣屬的意見外，與之相關，立嗣問題牽涉到一些重要的人事關係，它直接關係到後嗣的地位和權威，甚至更深層次的問題，曹操不能不慎重對待。

支持曹植最得力的丁氏兄弟，是曹操的舊友丁沖之子。丁沖與曹操同籍，曾建議曹操“匡佐”漢獻帝，兩人情誼深厚。丁儀號稱“令士”，丁廙也頗有才學，是“譙沛人”中難得的文官之才，因而受到曹操的培植和寵信。丁氏兄弟對“大魏”的忠心，曹操自然深信不疑。然而，丁儀頗有報復妒忌之性格，他支持曹植而反對曹丕，即因為曹操打算將愛女許配給他，卻被曹丕勸止。據史載，丁儀任西曹掾，曾多次讒間毛玠、徐奕、何夔等；崔琰被殺，毛玠被廢，也是由他密告而引致。這種排斥異己的做法，使丁氏兄弟與眾多臣僚構成了敵對形勢，侍中桓階、和洽、尚書傅巽等都是其反對派。丁氏兄弟入仕較晚，除了仗恃曹操的寵信，本身並無政治根基。若由曹植繼嗣，丁氏兄弟必然充任輔弼，如此怎能保證不出內亂？

曹植的另一個主要支持者楊修，是漢太尉楊彪之子、袁術之甥。楊彪曾構嫌於曹操，時值袁術在淮南稱帝，“操托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楊彪在獄中頗受折辱，但終被放免。後來，他見“漢祚將終”，便採取與曹氏不合作的態度。楊修本人任丞相主簿期間，恃才自負，也頗遭曹操猜忌。《曹植傳》稱：“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楊修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修。”裴注引《典略》亦稱：

至二十四年秋，公（曹操）以修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修臨死，謂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為坐曹植也。

綜合兩段記述，楊修的死因可概括為：曹操“慮終始之變”，即顧忌楊修“才策”高深，又是死敵袁氏之甥，深恐後嗣難制而有顛覆之變，因而要置他於死地。這是曹操出於深層考慮而作出的根本決斷。所謂“以罪誅修”，是具體運用手段的方面，即借口楊修“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將他誅殺。雖然楊修死於建安二十四年（219）秋，上距曹操正式立嗣已近兩年，但他致死的直接原因主要是在立嗣問題上暗中幫助曹植，他臨死前的話即證實了這一點；胡三省稱“以修豫作答教謂之‘漏泄’，與植往來謂之‘交關諸侯’”，甚是。總之，以楊修的政治背景，他與曹植關係密切，對曹植爭嗣實是一個障礙因素。

進一步考察，我們還可發現，曹植、曹丕在結交政治人物尤其是名士方面，存在着較大差異。曹植封平原侯時，曹操選拔邢顒為其家丞，並下令說：“侯家吏，宜得淵深法度如邢顒輩。”邢顒是冀州名士，人稱“德行堂堂邢子昂”，曹操讓他侍從曹植，就是要讓曹植接受禮法熏陶。然而，曹植與邢顒頗不相合，為此，庶子劉楨特意致書曹植加以勸諫。《晉書》卷三七《司馬孚傳》載：“魏陳思王植有俊才，清選官屬，以孚為文學掾。植負才陵物，孚每切諫，初不合意，後乃謝之。”也反映出曹植恃才任性，不善結交人物。相比之下，曹丕要高明得多。前面提到的崔琰、涼茂、邴原、程昱等人，曹丕都與之有較好的合作關係，而前三人是享有盛名的大名士。不僅如此，對荀彧、賈詡等關鍵人物，他也加意籠絡。我們不能忽視這種人事關係，因為它實質上是政治的一個重要方面。在曹操的一生中，充滿着與各種名士的複雜關係，或投靠，或打擊，或聯合，或利用，貫穿着他畢生事業的始終，但總的來說，聯合、利用才是最終目標。以此來衡量曹丕、曹植結交名士的表現，高下立判。

曹操立嗣，是一件最重要的“家事”，因而也充滿了感情因素。這是與“國事”對應的另一個方面。《曹植傳》稱植：“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表明曹植的性情、習尚與曹操相投合，言辭對答也令其愜意，因而深受寵愛。在聯絡父子感情方面，曹植捷足先登。又《賈詡傳》稱：“文帝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文帝從之，深自砥礪。”賈詡不愧為“論智計者”之宗主，他提出的上述建議，正是看似平凡、實則高明的“自固之術”，對於聯絡父子感情，極具針對性。由此，我們便不難理解史籍中的下列記述。《三國志》卷二一《吳質傳》注引《世語》載：曹操出征，曹丕、曹植送於路側。曹植稱述功德，出口成章。曹丕受吳質啟發，臨別時哭泣而拜，“王（曹操）及左右咸歔欷，於是皆以植辭多華，而誠心不及也”。前引《曹植傳》載：“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勵，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為之說。”《三國志》卷二○《趙王幹傳》載：“幹母（王昭儀）有寵於太祖。及文帝為嗣，幹母有力。”概括而言，曹丕“深自砥礪”，或“御之以術，矯情自飾”，收到了成效，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曹操對曹植的眷愛之情。

通過以上考察，我們可獲得兩點認識。首先，曹操一生愛才惜才，對己子尤其如此。他因曹植之才而特加寵愛，以致欲立為嗣，其中情感因素實居主導方面。但是，通過多方調查，發現曹植的政治抱負和才能都不能令人滿意，而曹丕及其支持者的政治勢力卻相當強大，為避免不測之變，於是鄭重地決定立曹丕為嗣。其間，曹操經歷了以理性思考澄清感性認識的過程。不以感情用事，而是正確地審度時勢，正是曹操在立嗣這類重大決策方面的英明之處。順便提及，前引《三國志·魏書·曹植傳》，尤其是《賈詡傳》關於立嗣問題的結論性記述，把握住了該問題的最突出現象，其豐富內涵則需要我們依據史實加以闡述。

其次，擇立繼嗣的過程實際上是篡漢建魏的一次預演，因為無論支持曹丕或支持曹植，都是以承認“大魏”為前提條件的。曹操力圖以魏代漢，臣僚們自然清楚，因此，對“大魏”立嗣關心，即顯示了一種明確的支持態度，而持反對態度者，則不預於立嗣議論。我們判斷崔琰並非真正要反對曹操晉封魏王，這也是根據之一。總之，立嗣問題超出了其本身，意義重大。

綜合以上論述，可得出如下結論。

一、曹丕、曹植爭嗣起於建安十七至十九年間，原因是曹植的文才引起了曹操注意，同時，曹操在立嗣觀念上重視政治才能，頗為輕視“立子以長”的宗法制傳統和原則。在此之前，曹丕的世子身份和實際政治地位，曹植無法比擬。

二、曹操有立曹植為嗣的想法，卻對其政治抱負和才能不敢確信。就才能而言，曹植所表現出來的主要是一種文才和論說之才，能否轉化為實際政治能力尚屬疑問。因此，曹操對曹植及曹丕進行了考察。結果，曹植的政治抱負和才能終究不能令曹操放心。

三、於是，曹操轉而徵求各下屬機構中僚屬的意見。一方面，崔琰、賈詡等人支持曹丕的意見影響了曹操的判斷，尤其是舍長立幼可能引起的嚴重後果，迫使他放棄了立曹植為嗣的想法。另一方面，曹植的支持者丁儀的政治表現，楊修的複雜背景，以及曹植本人結交名士的態度等，都對曹植爭嗣造成了不利影響。

四、立嗣是一件最重要的“家事”，其中充滿了感情因素。曹植本來在這方面佔有絕對優勢，但經過曹丕的種種努力，這種優勢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

本文節選自柳春新《漢末晉初之際政治研究（增訂本）》上篇第五章“曹操立嗣問題考辨”，注釋從略。山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