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潮｜梳理岳飛在各朝代中的地位升降問題

潮新聞客戶端 裴雯

在今日家國，將岳飛定位於“精忠報國”是確鑿無疑的，但歷史上自南宋以降，岳飛在官方和民間的聲譽口碑地位卻非一成不變。

南宋

1141年，岳飛屈死獄中。

二十年後，1161年，金兵再犯，高宗才下令追赦岳飛。赦詔如下，“蔡京、童貫、岳飛、張憲子孫家屬，見拘管州軍，並放令逐便。”將岳飛與蔡京、童貫等列，意味着赦雖是赦了，但還是國家的罪人。

又兩年後，1163年，孝宗繼位，發還岳飛家田宅。“等於是說取銷舊案，宣告無罪。但還不能追悼岳飛，因為高宗仍舊在做太上皇，在背後主持大政。”

又七年後，1170年，孝宗應民間請願，立岳飛廟，詔給忠烈廟額。

1178年，高宗老朽、朝臣更替，孝宗才得追謚岳飛為武穆。

最後1204年，到了寧宗朝，因南宋想反攻金國，才“風厲諸將”岳飛封鄂王。

在南宋一朝，岳飛從獄中屈死到平反追封異姓王，一共走了六十三年，這是官方層面的態度。

至於朝廷之外，南宋士大夫普遍不太看重岳飛。一則是高宗朝頗有一部分觀點認為“南宋能夠站得住，沒有亡國，秦檜不是沒有功勞。”再則，秦檜、高宗盤踞在朝日久，士人公開層面極少哀悼頌揚岳飛的詩作文章。

但私人筆記中，也有頗多同情岳飛的傾向。但總的來說，劉子健先生沿用了《四庫全書總目》的觀點，即在南宋本朝，岳飛和南宋人皆身在時局中，岳飛毀譽未定，因而當時歷史地位算不得高。

元朝

有元一朝，岳飛的歷史地位和漢族漢人的尊嚴捆綁在一起。

蒙人治國，這是中國（所謂的中原漢人）第一次被異族統治。以脫脫等人所著的官修《宋史》涉及岳飛部分時，多採用了岳飛之孫岳珂所編的《金陀粹編》和《金陀續編》為資料源，至此，岳飛在正史的地位忽至崇高。

再則，文人階層作詩追揚岳飛的日漸見多。漢人弔古傷今，將岳飛冤死與南宋亡國綁定。

三則，元代不太禁錮民間思想，民間岳廟香火大盛。

明朝

岳飛的歷史地位在明朝達到最高峰，且對他的頌揚遍及整個社會層面。

明朝相當於漢族從元朝外族手中拿回統治權，官方層面拔高民族英雄。再則，明代教育發達，文人階層數量日多，岳飛武有功績、文有詩詞，且喜交文人，是最能引起士大夫共鳴的武將。最後，明代“土木之變”、于謙被殺，文人痛今懷古，借岳飛以明志。

在民間層面，將岳飛神化。岳飛廟類關帝廟，民間遍立、官方支持。

清朝

清朝統治者在看待岳飛問題上，處於一個比較尷尬的局面。一方面，清政府是外族統治中原，滿人本就是後金，所以對岳飛這個抗金英雄不能從官方層面持肯定態度。但另一方面，不管誰做統治者時，都希望子民有忠孝之觀。

所以清廷表現為，政府官方不祀岳飛，但乾隆本人寫詩表讚許惋惜。清代，岳飛地位由明代頂點下降。

此後，國家百年蒼黃，中華民族抗戰時期，岳飛精神是民族主義的新頂點。

回顧岳飛在歷史上的地位，與各朝各代之匹配，放在今日都是我們今人可以理解的。唯有南宋本朝，岳飛沒有達到應有的高度。關於這一點，劉子健老師在本書《宋史測度》中也有解釋。這裡面牽涉到一個問題——宋代官僚和儒學的忠君觀念。

岳飛，一位樞密副使、一代國之棟樑大將，冤死獄中。這放在哪個朝代都是潑天大案，但偏偏在南宋朝，滿朝朱紫坐視不救，唯一個武將韓世忠替他出頭。

這裡面固然有高宗秦檜，昏君佞臣的緣故。但就整個文臣階層而言，他們有自己的固有認知：忠君才是愛國。

宋代儒學認為，“君子思不出其位。”換在岳飛身上，你要忠君事君，行君之所想，不能“高宗忌之”。“忠”是忠於“君”的，而對國家民族大義的忠，應該局限於忠君的框架之內。否則即是不忠。

這是文臣階層普遍認知。就連對岳飛持讚揚態度的朱熹也說，“今人率負才，以英雄自待，以至持氣傲物，不能謹嚴，卒至於敗而已。”宋代是沒有“英雄式的正義作風”的生存空間的。

再加之，文臣普遍傾向於求和的態度。在岳飛主戰和高宗主和形成對抵之勢時，他們認為，“君臣不可疑，疑則為亂。君疑臣則誅，臣疑君則反。”

最後，君疑臣則誅了。岳飛之死，還是朱熹：“盡其道而死者，皆正命也。”

看到“忠君”框架大於“愛國”的儒學思想指導國家運行時，只能嘆一句，南宋確實氣數盡了。

徒留岳飛“天日昭昭”，震鑠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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