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安史之亂是唐朝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不僅是唐朝由盛轉衰的標誌，也預示着這個曾經輝煌的帝國逐漸走向衰落直至最終的滅亡。
觀察唐朝的軍事和政治治理，可以看到許多導致安史之亂的深層次原因。
從某種意義上說，安史之亂的發生在歷史的邏輯中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那麼，安史之亂的具體演變過程是怎樣的？它最根本的觸發因素又是什麼？對於唐朝未來的走向，這場亂局又有怎樣深遠的影響？
府兵制的建立及其優勢
府兵制最早形成於西魏，陳寅恪先生認為府兵制是由鮮卑軍制演變而來，在當時戰亂頻發的時代，想從容地創造出一個新的軍制，難度之大為當時條件所不允許。此時的府兵多為宇文泰的十二軍（後改為天子六軍），官兵大多是原鮮卑六鎮的軍戶。大統九年（公元543年），西魏在邙山戰役中被東魏軍隊殲滅六萬，實力大減。
大統十五年（公元549年），宇文泰在六軍基礎上“籍十六年籍民之有才力者，為府兵”，宇文邕時期，“募百姓充之，除其縣籍”，大量徵發漢族百姓為府兵。府兵制度被北周、隋繼承，開皇十年，楊堅頒發詔令將府兵編入農戶。
此前在西魏、北周時期的府兵，因家屬需要隨營生活，是軍戶而不是民戶，隨軍隊調動不能長居久安，生活困苦。軍戶編為民戶之後，改歸州縣管理，和一般民戶一樣從事生產，只有在民丁徵發入軍府服役時才歸軍府管轄，因此民戶和軍府聯繫密切。
這種變革將以前的兵民分離的制度改為兵農合一的制度，去除了軍人世代服役的弊病，擴大了兵源。唐朝繼承了隋朝的府兵制度，農丁在鄉由保、閭、族、縣、州管理。每保五戶，每戶成丁以兩人計算，約為十人。經過點驗，從十人中征二人為府兵，然後再按照所屬和期限，輪番去衛府或其他鎮戍服役。
如遇征戰，一府府兵可能直接被編為作戰部隊，一般由朝廷另派出將領來統帥，而軍府又稱為折衝府，因為一軍府的最高長官為折衝都尉）則繼續執行平時訓練府兵的任務。貞觀時期，由於人口增長和邊境穩定的關係，將原來的十丁征二改為十二丁征一。
唐初規定年滿二十的農民開始服役，六十歲除役；後改為二十一歲服役，六十一歲除役；玄宗時期一度改為二十五歲服役，五十歲即免。按照規定的數揀點成丁農民去軍府服役，這是各級地方官吏的責任。
唐朝按照“財均者取強，力均者取富，財力又均，先取多丁”的順序，以強者為兵，而且使府兵中保有相當數量的富裕農民和中小地主，這也有利於統治者對內鎮壓。在中央，則設十二衛及東宮六率分別統御軍府。
至玄宗開元年間，中央十二衛正式定名為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左右金吾衛，另設東宮六率分別是左右衛率、左右司御率、左右清道率。另外還有左右衛所屬的親衛、勛衛、翊衛合稱三衛。左右千牛衛、左右監門衛與十二衛合稱朝廷十六衛。
每一衛都有着自己的宿衛任務，並且統領着一定數量的軍府，例如左右衛負責宮禁宿衛以及內廂宿衛，和皇城內外禁衛，統領武成、武安等五十個軍府，所隸屬軍府的府兵番號為驍騎。府兵所承擔的軍事義務主要是番上到其所隸屬的衛府或者邊防重鎮服役。
府兵制最大的優勢是寓兵於農，《新唐書·兵志》記載：“初，府兵之置，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府兵除了需要番上的情形外其餘時間都在鄉間務農，農業生產不會因為大量徵發農民當兵而受到破壞。
如遇戰事則是由朝廷派出將領，統帥衛府軍隊，戰事結束，將領回朝，府兵回到鄉間。朝廷的十二衛和東宮六率所統領軍府不是集中在一個地方，而是分散在全國各道，錯綜交織。衛大將軍名位雖高，但只能統領本衛所屬的在京城服役的官兵，對軍府的統御實質上有名無實。
唐代軍府雖然數目龐大，但所隸屬衛率系統不同，例如河南道有軍府七十四，但分隸諸衛，平時服役系統不一，戰時受皇帝所派的行軍總管指揮，往往也不是本衛將軍。因而地方長官、衛府將軍在相互牽制下，都無法利用府兵形成割據勢力。這種“兵不知將，將不知兵”的統兵制度能夠最大限度地防止將領專兵。
唐朝時期軍府的設置也利於朝廷對全國的軍事控制。唐十道軍府的分布情況是：關內道288府，河東道164府，河南道74府，河北道46府，隴右道37府，山南道14府，劍南道13府，淮南道10府，嶺南道6府，江南道5府。唐朝腹心地區佔到全國軍府的絕大多數部分，這樣就使得中央握有重兵，“舉天下不敵關中”的軍事形勢有利於朝廷“居重馭輕”，“舉關中之眾以臨四方”。
由於府兵制寓兵於農的特點，府兵可以徵發的兵源十分可觀，加之輪番服役的安排，使得農民不需要承擔過於沉重的兵役壓力，而朝廷在平時只需抽調一定規模的府兵去衛府宿衛京師或者去邊防重鎮防備外族。另外，府兵需要自費負擔個人的裝備，據《新唐書·兵志》記載主要包括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解結錐、氈帽、氈裝、大觿行縢各一，麥飯九斗，米二斗。以上種種大量減輕了朝廷在軍費方面的開支。
府兵制度的衰落和募兵制度的興起
府兵制自唐高祖李淵太原起兵時便逐漸建立，至太宗時期達到極盛，李世民曾經誇耀“我徒兵一千，可擊胡騎數萬”。從高宗晚期到玄宗即位後，府兵實質上已經在變化，但表面尚且能夠維繫。
玄宗在位近四十年後，表面都不能維持了，玄宗不得不停止軍府上下魚書，府兵制宣告崩潰。此後，各地軍府雖然保留機構、官吏，達三十年之久，但已經名存實亡。最為主要的原因是均田制被破壞。府兵制徵發的原則是遵循“財均者取強，力均者取富，財力又均，先取多丁”的順序，以強者為兵，按照這個原則的指導，雖然有着一批中小地主和富農去服兵役，但是更多的是普通農民，而府兵要求自備衣糧等，這就要求農民有着一定的經濟基礎，因而府兵制與均田制密不可分。
均田制對於府兵有着特殊的照顧，府兵因參加征戰不能按時更番的，他的口分田可以由親屬代耕，六年後收回，本人回鄉後，優先授田；戰死的，即使子孫沒有成丁，口分田也不再收回；因戰致死的，口分田不減，還可以得到勛田。
唐高宗時土地兼并現象日益嚴重，隨着土地所有權的變化和均田制的破壞，府兵的土地權益日益喪失，沉重的兵役無法承擔，淪為佃戶的破產農民日益增多。農民既無力承擔軍資自備的負擔，又有着一定程度的遷徙自由，自然不願意充當府兵。
唐朝初期，府兵在服役期間能夠免除個人的租調，在衛府番上時，給以“侍官”的榮號；父母死亡，皇帝派遣使臣弔祭，追贈官爵。唐朝前期，立功軍將都可以得到勛賞，獲得獎賞的標誌就是被敘階。唐代規定做官要有官資，除了家庭出身的因素得到階資外，就是依靠勞考或者軍功。唐朝前期軍人打仗立功，朝廷獎勵以一定的勛階，甚至天寶年間朝廷曾經下令禁止朝廷要員派遣自己的親屬到前線隨軍打仗，與將士爭搶戰功。許多官宦子弟以此作為自己政治上進步的階梯，富裕人家也願意自出資財參加行軍以博取功名，一般百姓也必須忍受番役的負擔去當府兵並指望由此獲勛階。
但是高宗後期至武則天時期府兵的地位已經在衰落，以至“侍官”成為京師里罵人的話。至少在武則天時代，衛士之役就被作為懲罰罪犯的措施。甚至後來的府兵被衛府將官當做奴隸一樣驅使，戍邊的府兵更是被邊將期盼着死去而得到府兵的錢財。高宗、武后時期邊境經常用兵，戰爭往往持續很長時間，而府兵番上頻繁，往返所用時間往往就超過服役期限，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費。
府兵到達衛府或者邊境重鎮後，服役時間較短，往往還未熟悉軍營，上下級和同伍之間尚未了解番期就結束了，戰鬥力往往不足。另外軍府分散在全國各地，一旦遇到緊急情況，朝廷想迅速集中府兵成軍，較為困難。在府兵制難以維繫的情況下，唐朝為了維繫對內鎮壓叛亂和對外征伐的需要，不得不採用大規模的募兵制度取代府兵制度。唐朝天寶年間，軍隊可以分為彍騎、健兒和團結三種類型，其中後兩者為邊兵，數量大約在四十九萬。
彍騎是在府兵制無法維繫的情況下，唐玄宗在開元十年為了補充日益不足的宿衛，採用宰相張說的意見，在京兆、蒲、同、華、岐、華州等地選募府兵和白丁十二萬，名之長從宿衛，後更名為彍騎，隸屬十二衛，每衛萬人，分為六番服役，皆給田畝，免其賦役。彍騎的產生標誌着唐朝已經由徵兵制轉為募兵制，府兵是由已有田畝的農戶按規定出丁，資糧自備，但彍騎則是應徵後官府授田，給予資糧並且專任宿衛，已經具有僱傭兵的性質。
健兒又稱為長征健兒、長行健兒、官健、戍卒，由官府給予家用糧和春冬衣，長任邊戍，長年免賦，家屬願意隨營的，在軍州給予田地房宅。相比較健兒是唐朝的常備部隊，團結兵是在自己家鄉被武裝組織起來之後，由朝廷委託地方官訓練的隊伍，來保護特定的邊州或者要害地方。
結語
唐朝安史之亂背後的軍事法制上的原因在於唐統治者採用了錯誤的軍事政策，寓兵於農的府兵制度要求府兵自備衣糧，而且幾乎沒有任何金錢報酬。雖然府兵制度的兵員有中小地主，但是大部分還是普通農民，農民只得依靠官府授予的田地才能有經濟實力完成府兵制度的兵役要求。
這就要求府兵制度牢牢地依靠於均田制，但是後來，土地兼并的現象日益嚴重，失去土地的農民大都逃避兵役，這使得府兵制無法再維繫下去。為了繼續保持強大的軍事力量以守備邊疆、護衛京師和維持地方治安，唐朝統治者實行了募兵制度。
在京師，朝廷招募了十二萬彍騎來進行正常的宿衛，在邊防重鎮則招募長征健兒作為常備部隊，輔之以團練兵，區別於輪番來邊鎮番上服兵役的府兵，長征健兒往往安家在其駐防的防區長期服役，長時間的共同生活，官兵之間相互熟悉，又在與突厥、契丹等外族的經常戰爭中培養出了強悍的戰鬥力。在內地和南方的廣大地區則大多數為團練兵維持地方秩序。
自睿宗開始實行的節度使制度賦予邊鎮的節度使所屬轄區內的軍政大權，天寶年間李林甫的專政又使得邊鎮將領出將入相的上升渠道被堵塞，而且重用胡人，北境的重要節鎮都委至於安祿山、哥舒翰、高仙芝，而且多達十幾年都沒有改變，邊帥的久任逐漸使得其所屬的下屬成為自己的私人軍隊。
相比較各邊鎮四十九萬的常備軍數量，朝廷能夠控制的只有京師的十二萬彍騎，唐初的“舉天下不敵關中”的居中馭外之勢此時不復存在，這就為某些心懷不軌的邊鎮將領的謀反提供了契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