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服裝顏色種類繁多，為何宋朝時期皇帝和軍隊有只用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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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滄海尋夢人

編輯 | 滄海尋夢人

前言

中國古代的色彩有着很強的社會功能和政治規範，分為五正色和五間色兩等十種，正色指青、赤、黃、白、黑五種純正的原色，今有“中華五色”之稱。

色彩的複雜性同樣體現在每一色彩的色相，古代有多種表達，諸如赤、朱、紅、絳、、丹、彤、緋、赭等。

其中，紅色如生命之血、燃燒之火，刺激視覺，富有感染力，而且紅光在空氣中不易被吸收、散射，穿透力強，於諸色中傳播最遠，故而自古以來深受喜愛，被廣泛運用。

在宋代，紅色更是天下第一色，在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光彩熠熠。

人文紅色，最多體現在服裝方面。上至皇帝，下至平民，都有紅色服裝，但有具體的制度。

皇帝及神像禮服

皇帝的禮服中，有套“通天冠、絳紗袍”，絳紗袍即深紅色的紗袍，多用於重大典禮上。

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在泰山封禪時，“上服通天冠、絳紗袍，乘金輅，備法駕，至山門，改服靴袍”。

所謂“靴袍”，“袍以絳羅為之”，與絳紗袍一樣都是深紅色的袍。

宋真宗祀汾陰時，也曾“改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輦詣廟，登歌奠獻，省封石匱，遣官分奠諸神”。

大中祥符七年赴老子廟祭祀，“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奉上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加號冊寶”。

南郊祭天大禮時，“故事，將郊，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輅以出；至景靈宮，止大次，袞冕而行事；至太廟、圜丘亦然。還則御太平輦，冠袍如初”，紅袍總是伴隨着皇帝外出活動。

賀新年的大朝會上，通常仍是這套禮服。如淳化三年正月初一，宋太宗“朝元殿受朝畢，改服通天冠、絳紗袍”。

天聖五年正月初一，宋仁宗“服靴袍，於簾內皇太后前再拜稱賀”。

仁宗皇帝穿着紅色羅袍，宋神宗曾在大慶殿舉行儀式，上仁宗皇帝、英宗皇帝玉冊玉寶：“上服絳紗袍，再拜廷中，跪授冊寶。”

皇帝納皇后的六項禮儀中，四項穿紅：“發冊、奉迎、命使及皇后入內，皇帝皆服通天冠、絳紗袍。”外交場合如宋神宗接見日本僧人成尋一行，“聖主坐銀倚子，白銀床，著赤衫衣”。

在故宮南薰殿收藏的十五位宋帝畫像中，十二位都是身穿紅袍，這充分說明紅色是皇袍的主色。

宋代供奉的神祇多着紅袍。如宋代崇祀天神太一，多建宮觀供奉，所有太一神像“並用通天冠、絳紗袍”，與皇帝同一規格的服色。

宋真宗為製造天書，對大臣說半夜看到“忽一室明朗，驚視之次，俄見神人，星冠絳袍，告朕曰：‘宜於正殿建黃籙道場一月，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機’”。

該天神身着紅袍。洪邁記載有人入冥見到其舅，“金冠絳袍若今王者”。這都是現實社會的再現，可知帝王常服紅袍。

中級官員品服及大朝會服色

宋代品官依據不同等級，穿着品服的顏色、形制、質地也不同，以示尊卑。

其中紅色是中級官員的服色：

“宋因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綠，九品以上服青。元豐元年，去青不用，階官至四品服紫，至六品服緋，皆象笏、佩魚，九品以上則服綠，笏以木……中興，仍元豐之制，四品以上紫，六品以上緋，九品以上綠。”

以元豐改制為界，此前的四品、五品官服硃紅色，之後五品、六品官服緋紅。

從唐到宋，服色變化趨勢有兩點：一是品色簡化，由唐朝的紫、朱、綠、青四色，簡化為紫、緋、綠三色，減少了級差，二是改朱（赤紅）為緋（深紅），品位下移到六品。

但在朝會等隆重喜慶的場合，百官多穿紅衣，元豐二年規定：

“今制，朝服用絳衣，而錦有十九等。其七等綬，謂宜純用紅錦，以文采高下為差別。惟法官綬用青地荷蓮錦，以別諸臣。”

“其後，又詔冬正朝會，諸軍所服衣冠，廂都軍都指揮使、都虞候、領團練使、刺史服第五等、軍都指揮使、都虞候服第六等，指揮使、副指揮使服第七等，並班於庭。副都頭以上常服，班殿門外。其朝會，執事高品以下，並服介幘，絳服，大帶，革帶，襪、履，方心曲領。”

文武百官不分品級都穿紅錦衣，營造出一派喜慶氣氛；品級區別於綬帶的花紋，除了法官外仍是紅色。

引贊吏服

宋代有擔任引導、贊禮的吏人，謂之引贊吏，與通常的皂吏不同，穿紅色衣服，俗稱朱衣吏。

“朱衣者，乃台省引班之小吏耳。”其職能主要是引導官員上朝、出行。

如“朝殿日，皇太子、宰相、親王、使相、參政各有朱衣吏二人自下馬處前導至殿門”。這是權貴高官儀仗式的禮遇。

此外，文官學士以上也享受類似待遇：

“舊制，學士以上，並有一人朱衣吏引馬，所服帶用黃金而無魚，至入兩府，則朱衣二人引馬，謂之雙引，金帶懸魚，謂之重金矣。世傳館閣望為學士者賦詩云：‘眼裡何時赤，腰間甚日黃’。”

學士由朱衣吏一人在前引導，官至執政大臣則增為兩人。宋神宗時，“曹佾拜中書令，特贈公使錢一萬貫，朱衣雙引。皆近朝待戚里之殊禮也”。作為一種尊榮，由皇帝恩賜。

京城以及地方官府長官，享用朱衣吏引贊的待遇：“三司、開封府、外州長官升廳事，則有衙吏前導告喝……皆用朱衣吏。”

北宋中期，寺監長官亦用此禮，“非故事”，是禮遇泛濫的表現之一。蔡確被貶任知安州時，遊覽車蓋亭有詩云：

“公事無多客亦稀，朱衣小吏不須隨。”到南宋，地方官中的學士也用雙引。洪邁載：“國朝優待侍從，故事體名分多與庶僚不同，然有處之合宜及肆意者。如……引接用朱衣。”

但已經不按北宋的規矩，舉例如：

“唐瑑以司農少卿，王佐以中書檢正，皆暫兼權戶侍，及出知湖、饒二州，悉用朱衣雙引。此數君，皆失於討問典章，非故為尊大也。陳居仁以大中、集撰知鄂州，只用一朱衣，蓋在法，學士乃雙引，人以為得體。邁頃守贛、建，官職與居仁等，而誤用兩朱，殊以自悔。”

洪邁知道典故後自知官位不夠而失誤，但朝廷顯然並沒有嚴格管理。

朱衣吏還充當宰相的傳令人員，宋敏求任知制誥時，曾“夢丞相遣朱衣吏召，命草某人為邃清殿學士制。既寤，不能記其姓名及其文詞也。明年五月甲辰，丞相遣朱衣吏召當制舍人呂縉叔草制，除邵不疑為寶文閣學士”。

又如“大忌日，百官集於相國寺……宰相揖訖，方行香。既畢，御史台知班，復傳呼立班，而朱衣吏乃曰：‘相公傳語，請不立班’，遂退”。

李格非《試院》五言云：“斗暄成小疾，亦稍敗吾勤。定是朱衣吏，乘時欲舞文。”

則朱衣吏還出現在科舉考場，大致而言，朱衣吏屬於高級吏人。

軍裝

宋初軍裝為褐色，即處於紅黃之間的顏色。

翰林學士張方平對宋仁宗上奏言：“臣聞太祖訓齊諸軍，法制甚嚴。軍人不得衣皂，但許衣褐，其制不得過膝，豈有紅紫之服。”

後來由褐色改為美觀的紫色和紅色，逐漸紅色為主流。

宋徽宗到南郊祭天時，警衛部隊“鐵騎圍齋宮外，諸軍有紫巾緋衣素隊約千餘，羅布郊野”，全部穿紅衣。

兩宋之際的袁文言：“古者戎服，上下一律，皆重赤，殆欲與殷輪釁鼓等色相亂，戰陣之間，不遽見傷殘以沮士氣。”

目的是傷亡流血與紅色的軍裝、車輪、戰鼓相渾攪，可減輕士兵的恐懼，北宋後期，“天下軍州戎服皆用緋，余嘗親見之。自紹興末年，忽變為皂色，用墨汁染成，殊非古人之意，略無一人以為非，何哉？”

宋高宗末期忽然改為黑色軍裝，令人不解。趙彥衛也有此記載，並言：“惟浙漕司兵士獨衣緋衲，頗存往制。”唯有兩浙轉運使司的士兵穿紅衣。

實際上南宋多數時期仍以紅色為軍裝顏色。

如南宋前期的王質指出，朝廷強調軍人要區別於平民，“惡其無辨於民也不足，又以其服判之。其品七，中而至於屨；其采五，白而至於緋，謂之軍容”，則是以包括緋色在內的五色服裝區別於平民。

宋理宗開慶年間明州作院製造的軍需物品中，有紅衲襖並腿裙壹千副計貳千件，紅布衫柒百肆拾貳領，朱紅笠頭伍百肆拾玖頂。

宋理宗時期的建康作院，紅色軍裝動輒數千，種類多樣，顯然是基本色調。

儀衛隊伍中的將士，更多紅錦襖、緋背子。春季皇帝游金明池觀看龍舟賽，“有小龍船二十隻，上有緋衣軍士各五十餘人，各設旗鼓銅鑼”，助威助興的打擊樂船隊全部是紅衣。

宋代實行募兵制，軍人多“失職獷悍之徒”，故而“都下鄙俗，目軍人為赤老”。軍隊又名“赤籍”，一般解釋為“尺籍”，似不通，應與軍裝多紅色有關。

尾語

宋代文化就是紅色的延續，前此也多有尚赤的朝代，如周朝、隋朝等即是。只是在文化大發展的背景下，宋代更加出色。

紅色不僅是宋朝的審美追求，更被當作一種文化力量，尚紅的德運確立後，紅色成為宋朝的生命象徵。

宋人不同程度地發揮了紅色的尊貴、美艷、權威、勇猛的視覺功能和象徵意義，把紅色功用發揮得淋漓盡致。

總之，在宋代歷史上，紅色有着獨特的作用、強大的氣場，是宋文化可視的一部分、宋朝的“顏值”擔當，並促進了使其成為我國傳統文化重要的色彩表徵。

認清宋史面貌，不宜無視這一抹“腮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