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塵埃——“靖康之變”中的“第三種人”？

宣和末年，宰執吳敏勸徽宗內禪，直言不諱，“以三種人共守一國，國必亡。”

無論如何理解“三種人”，但“第三種人”必指宣和北伐時，“歸正”或“歸明”的“燕人”或“漢兒”【此處，“燕人”或“漢兒”均屬史籍所用詞彙】，一般指今北京周邊地區的漢人，稱為“燕人”，而山西雲中一帶的漢人，稱為“山後/山北漢兒”。

具體而言，即唐末、五代時期，遼朝割占的“燕雲十六州”地區的“漢人”【“漢人”也是史籍所用詞彙】。宋、遼對峙時期，宋、遼邊境之間的緩衝區，一般稱為“兩屬地”，而“燕雲”地區的漢人，就相當於“兩屬人”，從族源和血統上，他們應該屬於南方的宋人，卻生活在北方遼人的統治之下。

11世紀的中國，宋、遼就像是兩個超級大國，南北並峙，而且各有一個小兄弟，遼朝有西夏，宋朝有青唐，而高麗、大理、大越則視宋、遼的力量對比，主動調節和決定着和各自的關係遠近，比如高麗先依附遼朝，但神宗之後，宋朝在綜合國力上漸佔上風，高麗開始向宋朝納貢，大理也在哲宗朝開始向宋朝納貢，而李氏越南對宋朝則時叛時降。

徽宗宣和末年，女真崛起，一舉顛覆了宋、遼維持了一百多年的戰略均勢，最後，遼朝天祚帝出逃，國將不國，徽宗君臣則打算趁機奪回失陷的“漢唐故疆”【此亦史籍用語】，於是，聯金滅遼，燕雲地區的漢人的命運，像唐末、五代時期一樣，再一次不由自主。

眼看着遼朝就要解體，遼朝內部族群的撕裂日甚一日，像今天的中國一樣，遼朝也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除契丹人之外，還有渤海人、奚人和漢人，遼朝對不同民族的統治和管理也不一樣，而且，渤海人、奚人、漢人在兵制和軍隊編製上，也自成一體，有所謂的漢軍、渤海軍等。

國家分崩離析，渤海人和奚人獨立傾向明顯，而漢人與契丹人的矛盾也日漸突顯，但燕雲地區的漢人不像奚人和渤海人，更傾向於“歸正”，也就是轉投昔日的“母國”——宋朝。

對此，遼知易州高鳳在動員漢人屬下時的發言最具代表性，“天祚播遷，燕王厭世，女主初立，謀遷漢人，或聞欲行誅戮，漢人被害，吾輩安得奠枕？今者，南國宣撫被旨吊伐，漢人往往南歸，今蕭幹、林牙見在燕京，可密遣人歸款南朝，使南兵來此，內外相應，盡殺契丹，我輩可免日後之苦。”

天祚是遼朝末代皇帝，而燕王是天祚帝的堂叔，天祚出逃之後，選擇在燕京（今北京）自立為皇帝，史稱“北遼”，但稱帝不足一年，便嗚呼哀哉了，妻子蕭氏臨時掌管國家，由於漢人宰相李處溫等此前和入宋的燕人趙良嗣暗中聯繫，事情敗露之後，契丹人對漢人的猜忌日深，身處遼朝的漢人岌岌可危。

這也是徽宗北伐的道義所在，宋軍招撫燕人的榜文寫道，“燕人何辜？坐待殘滅。皇帝惻然念之，乃命貫領重兵百萬，救燕人於水火，靈旗北指，漸次燕圻，天地神人，莫不悅喜。于于而來者，如水之就下，沛然孰能御之？”

一言以蔽之，徽宗北伐，是為了收復“漢唐舊疆”，拯救陷於敵國的同胞，為此，徽宗授予北伐主帥童貫“御筆三策”：“如燕人悅而從之，因復舊疆，策之上也；耶律淳能納款稱藩，策之中也；燕人未即悅服，按兵巡邊，全師而還，策之下也。”

“燕人”人心向背，既是宋軍北伐的初衷，也是北伐能否取勝的關鍵，但是，生活在遼、宋兩國夾縫中的“燕人”能決定自己的命運嗎？知易州高鳳就是一個很好的個案，宋朝大兵壓境，知益州高鳳準備率眾降宋，於是，暗中派遣僧人明贊投書童貫，童貫隨即派出劉光世率軍取易州，途中，遭遇遼人，結果一觸即潰，也讓易州人陷入尷尬。

“初，我軍以為易州來納款，不為之備，偶爾遽戰，為賊所乘，中部與殿後，皆不得前，前軍轉戰至古峰台西，復挫衄。易州城內望風而以為王師至矣。太師高鳳先令漢人趙秉淵密為之備，至是，盡殺耶律夷契丹，或告南軍不勝，鳳與秉淵等相顧失色，僧明贊曰：事已，若此且可閉門固守，以待王師。”

但為了顯示投宋的誠意，高鳳聯合城內的宋人，已經殺光了城中的契丹人，但宋軍並未能如期抵達，反而讓自己差一點陷入萬劫不復的危險境地，也許，易州高鳳的遭遇並非個案。

隨後，楊可世率5000宋軍潛入燕京城，燕京漢人也像易州漢人一樣，準備殺光城內的契丹人，這一次，負責接應楊可世的，還是劉光世，而劉光世再次成為爽約的豬隊友，結果，楊可世以及燕京漢人再次陷入危局。

在大時代的變局中，遼朝境內的漢人動輒得咎，他們以為宋軍必勝，為轉投宋軍，表現得有些積極，而積極表現的最重要方式，便是殺光契丹人，但宋軍往往是“來晚了”的那個，於是，事情的發展往往是以滑稽場面結局。

入宋之後，這些“歸正”或“歸明”的“燕人”和“山後漢兒”被分散、安置在沿邊各州縣，但如何對待這些“歸正人”，考驗着徽宗君臣的政治智慧，過於優待“燕人”，勢必激起“老宋人”，也就是一直生活在宋朝境內的漢人的嫉妒和怨恨，如果待遇一般，“新宋人”，也就是北伐之後，歸正的“燕人”和“山後漢兒”同樣滿腹牢騷。

很快，變局再次上演，女真入侵，再次將這些入宋的“燕人”或“山後漢兒”拋入歷史的洪流里。

當“老宋人”和“新宋人”共守一城時，他們和當初的契丹人一樣，再次陷入自相殘殺式的“囚徒困境”里，彼此之間的猜忌和不信任從未消解，唯一的區別只是誰先舉起屠刀。

“靖康之變”中，這類事件一再上演，而圍城中的開封，也不例外，本文開頭吳敏的預言不幸成為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