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 | 李普曼、史沫特萊：那些用便條搞掂政要的媒體大腕們

要論美國20世紀地位崇隆的新聞界人士，恐怕沒有人超過李普曼。在他生活的那個年代，他用手中一枝筆，把文字的影響力發揮到了極致。他出訪各國，時常受到各國元首接見，風光不讓美國大使。

不過，有這能耐的美國新聞工作者，不只李普曼一人。比他小4歲的艾格尼絲·史沫特萊也能做到，只是，她能做到這一點，是在1930年代的中國紅都延安。史沫特萊後來回憶說：

“有時候，我給毛澤東寫一個‘請即來一談’的便條，他很快就來了，手裡提着一袋花生米。……”“毛澤東常到我和我的翻譯同住在一起的窯洞里來，於是我們三人一起吃便飯，縱談幾個小時。因為他從來沒有出過國，所以他提出了成堆的問題。”

史沫特萊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生於1892年，與李普曼是美國同一代新聞人。論在美國的地位，史沫特萊當然難望其項背，但論在中國的知名度，史沫特萊恐怕不惶多讓，反而更多的人只知道史沫特萊。因為她是著名的“三S”（即著名美國記者斯諾、史沫特萊、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之一，是最著名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之一。她深入探訪過延安，也輾轉華北、蘇北，跟隨前線的八路軍、新四軍採訪，她積極利用自己的國際關係為延安爭取援助，後來加拿大醫生白求恩、印度著名外科醫生柯棣華來華，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源自她的熱心推薦。“皖南事變”後最早把事變消息捅到《紐約時報》的，也是史沫特萊。

她最著名的著作是朱德的傳記《偉大的道路》一書。這是她上世紀40年代離開中國之後，在國外寫成的。她身體欠佳，1950年即在英國病逝，沒有來得及訪問她延安時的老朋友領導下的新中國。

李普曼

我這裡講這個故事，是想說，中共後來在奪取全國政權的戰爭中，是軍事的勝利，也是敘事的勝利，而在最艱苦卓絕的時期，“延安故事”在全世界的成功傳播，為中共打破封鎖，贏得國際同情助益最多。這一切的背後，體現的是延安時代的中共領袖對國際傳播規則的熟稔，當時的延安有蘇聯記者，國統區也有蘇聯各大新聞機構的記者，但當時的中共領袖毛澤東提議選擇一個“可以信賴的外國人”訪問根據地時，第一個入選的，是斯諾，著名的密蘇里新聞學院培養的美國記者，後來英美主流媒體記者不斷到訪延安，跟《紅星照耀中國》有莫大的關係。更重要的是，幾乎每一位來訪記者，都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等親自接見。斯諾曾回憶，他與毛澤東會“一連談上幾小時，有時差不多談到第二天黎明”。所以，史沫特萊一個便條，毛澤東會帶着花生米欣然前往，絕不是偶然。用今天的話來說，延安時代的中共領袖，為提高領導幹部與媒體打交道的能力，做了最好的示範。

回頭再說一句李普曼。1972年尼克松訪華前夕，1月份，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代表拜訪李普曼，帶去了時任中國總理周恩來向李普曼發出的訪華邀請。這一年3月，中國方面再次發出邀請，但這個時候，李普曼已經是83歲的老人，他自感身體無法承受一次遙遠的跨洋旅行，兩次邀請他都婉言謝絕了，於中國，於李普曼本人，當然都是一種遺憾。但一年之中，兩次上門誠邀，說明即使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中共的最高領導層也深諳國際傳播中輿論領袖的價值。

來源：各界雜誌2022年第9期

作者：王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