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勇軍進行曲》作者聶耳：義演被罵經歷，讓他頓悟了真正的創作

1932年，“一·二八”的炮火震醒了20歲的聶耳，當時尚在歌舞團擔任小提琴手的他，迫切想要為抗日戰爭做些什麼。

聶耳

亂世里，一個小提琴手能為抗戰做什麼呢？聶耳思來想去，想到了為抗日隊伍十九路軍慰問演出的法子。他向歌舞團的小夥伴提議說：

“我們組織一個戰地演出團，慰勞浴血奮戰的抗日英雄們。”

聶耳的提議得到了歌舞團的支持，很快，慰問團成立。

之後，聶耳帶着慰問團的演員們到了戰地邊緣，一個簡陋的傷兵轉運站。這個轉運站，全是用沙袋鑄成的防禦工事，裡頭到處都倚着傷兵。一進入轉運站，聶耳和演員們就聞到了一股濃烈的血腥味和硝煙與藥水混合的味道。

第一次目睹這樣觸目驚心的殘酷場面，聶耳和眾演員都有些不知所措。短暫的發怵後，聶耳鼓足勇氣對着傷兵演講道：

“各位勇士，抗日的英雄們！今天是舊曆新年，我們來向各位拜年！感謝你們為著我們老百姓，為著千百萬婦女兒童，為著我們的國家，在這裡英勇抗戰……”

聶耳慷慨的演講感染了士兵們，他們艱難地支撐起受傷的身體，禮貌性地鼓掌，表示謝意。掌聲鼓舞了女演員們，她們拿出在舞台上表演的自信，咿咿呀呀地唱了起來。

然而，女演員們的鶯聲燕語，和近在耳邊的槍炮聲夾雜在一起，顯得怪異突兀。士兵們有的驚詫，有的搖頭苦笑，有的因傷痛大聲呻吟，有的因厭倦閉目養神，還有的忍不住怒目斜視、惡語相向。

女演員們也感覺到了自己的滑稽，她們停止了歌唱。一時間，現場的氣氛竟變得無比尷尬起來。一股嗆人的硝煙味撲鼻而來，似乎在提醒聶耳和現場的所有人：這裡是戰場。

聶耳想帶女演員們慰問為國戰鬥的英雄們，結果，慰問者們全成了“不知亡國恨的歌女”。這樣的結果，讓聶耳痛心疾首，他無法掩飾自己對歌舞班的失望。繼而，他對自己正在進行的工作也產生了懷疑。

當晚，聶耳一整晚沒有入睡，他開始意識到：自己傾心的歌舞事業，已經被他所敬慕的人們拋棄了。“哼，國難當頭，也只有那些不知亡國恨的富有商人，才整日聽得了這些歌聲。”天快亮時，聶耳睜圓了眼，自言自語道。

曾經被聶耳視為“最有意義、最有價值”的工作，突然之間變得對他沒有絲毫吸引力了：他的整個世界開始動搖了。

“音樂、藝術已經變得不合時宜了嗎？不，應該有真正激動人心的音樂，可是它們在哪裡？該是什麼樣的音樂，才是廣大人民所接受的呢？”早起穿衣時，聶耳的腦子裡依舊在苦思。

聶耳帶着心裡的疑惑走到了異常冷清的大街上，昔日熱鬧的上海街頭，如今完全是一片恐慌氣象：所有店鋪都關了門，到處是搬家的汽車，逃難的人流，還有燃燒着的被炸彈摧毀的房屋。

一股無以名狀的憤怒從他的心底升騰起來，他恨透了日本人，恨透了帝國主義。聶耳比任何時候都確信：自己無論如何也要參與抗日，不管用什麼方式。

想到“抗日”，聶耳很自然地想到了自己剛剛認識不久的劇作家田漢，說來，自己進入現在的歌舞社，還是他做的介紹。“對，去找他！對！”聶耳眼前一亮，他確定這個大自己14歲，且一直給自己幫助的人，能解開他的疑惑。

聶耳與田漢（右）

相比還未出名的聶耳，此時的田漢已經聲名遠揚。相比純粹的藝術家，田漢不那麼“純粹”，因為：他在從事文藝活動的同時，積极參加政治活動。他的藝術，也總是與政治相結合。

就在認識聶耳的前一年，即1930年3月，他以發起人之一的身份，參加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並被選為7人執行委員會之一，接着參加了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他還在當年幹了另一件大事：創辦左翼戲劇家聯盟。

聶耳也在田漢的介紹下，加入了左翼劇聯及其劇評小組，參加了很多左翼文藝的各種活動。聶耳不知不覺走上了用藝術革命的道路，只是，他自己並未覺察到。

“什麼樣的音樂，才是廣大人民所接受的呢？”找到田漢後，聶耳沒有寒暄直接發問了。田漢看着聶耳，竟一時不知如何回答。第一次見到聶耳，並聽他拉琴後，田漢就確定他是天才，可他畢竟年輕，很多環節都未打通。今天他的這一問，倒是讓田漢覺得他有些“通了”。可他的這個問題實在太大，他也無法回答，他想了很久後道：

“你先要去廣大人民那裡！”

田漢的這句話深深震顫了聶耳，他張了張嘴想說什麼，卻終究沒有出口。這句話實際不僅是解答，而且也是方法。

在這之後不久，變得更加激進的聶耳，因頻繁參加左翼文藝活動，而被歌舞社開除，再度失業後，他索性將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左翼文藝的各種活動上。

聶耳（左二）與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

此時的聶耳境況非常糟糕：他的身體很一般，因為經常住院，他借了不少外債。可因為已經開始尋找真正的創作的緣故，他心裡非常沉靜，在1934年1月29日的日記開頭一句，他寫道：

“1934年是我的音樂年！”

聶耳用將來時態，寫出了自己對事業和個人前途的自信。的確，當一個人知道了方法時，他一定會是樂觀且自信的。

果然，聶耳寫下這頁日記後不久，就有幾家影業公司前來聘請他。最終，他接受友人的約請，決定前往南昌“中央怒潮劇社”管弦樂隊，那裡給他提供了優厚待遇。

然而，他很快得知：這家樂隊是蔣介石為指揮對蘇區中央紅軍第五次“圍剿”而設立的下屬機構。“外敵當前，去搞什麼‘安內’？”聶耳想都沒想，立即取消了行程。

聶耳想得很清楚：沒工作正好，可以安心寫東西、搞創作。

聶耳（左）與友人

蟄伏多月後，聶耳在上海左翼文藝組織的幫助下，正式進入英國人經營的“東方百代唱片公司”音樂部，在這裡，他主要協助任光、安娥擔任抄譜、作曲等工作。聶耳的工作搭檔安娥，正是後來田漢的夫人。

已經徹底被改變的聶耳利用自己的工作，銷售進步音樂唱片，以擴大左翼文藝的社會影響。在百代公司，聶耳還組織了一個“森森國樂隊”，這個樂隊，是聶耳在對我國民樂演奏進行改革性的試驗和探索。

聶耳成為了一名徹徹底底的革命者，他的創作也開始發生巨變。

為田漢編劇的新歌劇《揚子江暴風雨》創作時，他經常跑到上海的碼頭去觀察、體驗碼頭工人的勞動生活。他不僅和他們一起談心，還和他們一起勞動。工人勞作時哼着的號子，他也經常哼唱。

也是在此間，聶耳深切體會到了田漢說的那句“到廣大人民那裡去”，他看着碼頭工人一邊喊着“哎咿喲嗬”的號子，一邊汗流浹背地背着大麻包，扛着木箱子艱難地前行，他的內心受到巨大的震動。而他曾經在雲豐申庄做苦力的經歷，也全部被激活了。他曾感嘆道：

“一個群眾吼聲震蕩着我的心靈，它是苦力們的呻吟、怒吼！我預備以此動機作一曲。”

聶耳將自己的親身經歷，和在碼頭感受的工人呼喊聲，融匯到了新創作的歌曲里，終於譜出了真正反映工人階級心聲的《碼頭工人》《打磚歌》《打樁歌》和《苦力歌》4首插曲。

《揚子江暴風雨》演出時，聶耳還成功扮演了劇中男主角“打磚工人老王”。舞台下的觀眾，已經無法區分：舞台上的，究竟是聶耳，還是打磚工人老王了。

聶耳在拉琴

為影片《新女性》創作主題曲《新女性》時，聶耳深入女工家裡走訪，了解她們生活的艱辛，探知她們心裡的苦惱和希求。就連她們上班要走的路，他也要跟着走。

在聶耳的努力下，他成功創作了《奴隸的起來》和《新的女性》等6首相對獨立的歌曲組成的《新女性》組歌。

組歌敘述了她們天天不見太陽，一天12小時守着機器當牛做馬的生活，也將她們不甘做萬代奴僕的心聲表達出來了。

聶耳創作的《新女性》組歌出來後，無數新女性拉着他的手熱淚盈眶地感嘆：“你把我們的心裡話，都譜出來了。”

也正是因為聶耳在創作上的出色表現，田漢與夏衍編劇的抗戰影片《風雲兒女》籌拍時，聶耳再次得到了創作主題曲的任務。

聶耳

提及他得到這個任務的具體，背後還有一個不為人知的故事。

1935年初，即田漢改編了電影《風雲兒女》後不久，國民黨特務就來抓捕他了。倉促間，他在一張小小的香煙包裝紙上寫下歌詞，被抓進監獄時，他甚至不確定這張小紙條能否被發現。

夏衍拿到田漢留下的劇本後，很幸運地發現了那張寫着歌詞的香煙襯紙。香煙襯紙上寫着的，正是《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

聶耳聽說此事後，主動找到夏衍並提出：“作曲交給我，我干！”夏衍看向聶耳時，他滿臉都是激憤。

田漢被抓的事刺激了聶耳，田漢寫在香煙襯紙上的《義勇軍進行曲》更是讓他熱血沸騰：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每個人被迫着發出最後的吼聲。起來！起來！起來！我們萬眾一心，冒着敵人的飛機大炮前進，前進，前進，前進！”

當晚，聶耳回到住所時，整個人就完全進入了創作狀態。回到住所時準備譜曲時，他的腦子裡便開始浮現出這些片段：

“街頭報童的凄涼吆喝、碼頭工人雄渾的勞動號子、女工們求解放的高唱、母親憂傷慈愛的眼神、受難者的呼喊、長城朔風的怒吼、在嘹亮軍號聲中冒着炮火衝鋒的戰士，以及日本飛機轟炸的巨響……”

有一股噴薄欲出的火焰，在他的胸中，將他衝擊得無法入睡、無法靜坐。第一晚，他一會坐到鋼琴邊猛烈地彈奏，一會在屋子裡快速踱步，一會又趴在桌子上一邊畫一邊打拍子。聶耳鬧出的動靜實在太大，他那住在樓下的房東感覺頭頂地動山搖。她慌慌張張跑上去，敲開門一看，聶耳正趴在桌上畫‘豆芽菜’玩兒！

房東太太認為的“畫豆芽菜”，實際是聶耳趴在桌上用五線譜作曲，她不懂五線譜，更不知道自己的這個租客是位大作曲家，她氣得直罵道：

“平日里你整天彈琴唱歌，我忍忍也就罷了。現在倒好，這麼大的人不幹正經事，畫起豆芽菜來了！要畫你就安安靜靜地畫，偏偏要折騰得天翻地覆，深更半夜的，也不知搭錯了哪根神經！”

聶耳的創作是不能被打斷的，他當然沒有時間和房東太太解釋。每次房東太太上來數落他，他都恭恭敬敬地道歉。

聶耳的住所

可還未等到房東太太下樓，聶耳的創作激情又像潮水般奔騰欲出，他於是又飛速趴在桌上，拚命畫著，嘴裡還不住地念着，他的筆幾乎跟不上他那澎湃的激情。

房東太太氣憤地發現，第二晚，她的租客依舊是這般瘋狂，她氣得再次敲開他的門，並破口大罵。而聶耳依舊和上次一樣：恭敬道歉，送客，然後回到桌上繼續瘋狂創作。

天亮後，聶耳砰砰砰敲開了導演許幸之的房門，一進門他就興奮地舉起手中的樂譜喊道：

“好啦！老兄！《義勇軍進行曲》譜好了。”

“好極了！”導演非常高興：“你能不能試唱一下？”正有此意的聶耳一手拿着樂譜，一手在桌上打着節拍大聲地唱起來：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每個人被迫着發出最後的吼聲……”

聶耳試唱時，深受感染的許幸之完全沉浸在了歌聲里，幾乎完全忘了自己此刻身在何方。聶耳停下來很久後，他才從激蕩中回過神來。

“整個曲子譜得都很好！”許幸之稱讚道。那個清晨，兩人都激動不已，他們倆在對該曲進行了細微修改後，不約而同地高唱起來。

兩人進行的細微修改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們經商議後，將末尾的一句改為了：

“我們萬眾一心，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前進！進！”

由於增加了疊句，最後3個“前進”以鏗鏘有力的休止符煞尾，把那邁着堅定、勇敢的步伐挺身前行的情緒，表現得更加明快、強烈。

《義勇軍進行曲》曲譜

“完美了，完美了！”合唱完後，聶耳激動地拍着桌子道。他將房東太太與他的衝突告訴了許幸之，許幸之聽後打趣道：“沒有把你趕走，或者把你送進瘋人院去，就算便宜你了。”

聶耳也半開玩笑說：“我以後都不敢在家裡彈琴了。”許幸之笑着安慰他：“你啊，應該把這首曲子唱給她聽，她一高興，就什麼都好了。”

那日，從許幸之的住所出來後的聶耳依舊處於亢奮中，他在大街上不斷地哼唱着《義勇軍進行曲》，他恨不得街上的人都和他一起哼唱這首曲子。他已確信：它能成為激蕩起無數國人的戰歌。

當時的聶耳怎麼也不會想到：將來有一天，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億萬中國人，將懷着與他一樣的豪情、一樣的壯志，一起慷慨高歌《義勇軍進行曲》。

1935年5月1日，《中華日報》發表了這首歌。5月24日，隨着《風雲兒女》的首映，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立即傳遍了全國，成為號召人民奮起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歌。

聶耳終於安心了：他創作出廣大人民接受的曲子了，而這曲子，也一定會是他崇敬的抗日戰士們所接受的。

《義勇軍進行曲》紅遍全國前，聶耳就為了躲避國民政府的追捕，離開了上海。他於4月15日離滬，他原計劃是從日本借道，赴歐洲和蘇聯考察、學習。

顯然，已經找到藝術救國之法的聶耳，對於前路，滿懷信心。

抵達日本後，聶耳住進了日本友人家中。期間，幾個年輕人幾乎每天都去鵠沼海濱游泳。7月16日，是聶耳第一個“三月計劃”完成的日子。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

“日語會話和看書能力的確是進步了，聽了很多音樂演出，練小提琴的時間也比在國內多，提前實現了第一個‘三月計劃’。”

1935年4月，聶耳（左一）與友人們

就在聶耳信心滿滿地準備進入第二個“三月計劃”時，不幸發生了——

7月17日，下午1時30分左右，聶耳照例約了友人們一同到海邊游泳。那天風急浪高，可年輕氣盛的聶耳卻絲毫未把風浪放在眼裡。大浪湧來時的突然巨響和聶耳歡快的笑聲此起彼伏，大家都被這笑聲感染，並未意識到危險已經來臨。

直到凝結成大塊的海水石頭般地砸向人們時，他們才在退向岸邊後，發現人群里已經沒有了聶耳的身影。一時間，海潮聲，呼喊聲，響成一片。

然而，不管人們怎樣呼喊，都再也不能見到那個對着大海勇敢大笑的青年了。

第二天清晨，日本漁民在附近海邊發現了聶耳的遺體。這些漁民說：

“穿着游泳衣的青年，那白色的臉上帶着笑容。”

也只有寫出《義勇軍進行曲》的聶耳，才能微笑着面對殘忍的死神！意外辭世這年，聶耳年僅23歲。

噩耗傳來後，全國人民表示了極大的悲痛和哀悼。眾多愛國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為失去這樣一位音樂天才而深感痛惜。各種報刊的頭版頭條，都在共同懷念這位在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吹響了警醒號角的先鋒鬥士。

8月16日，即聶耳去世的第30天，上海各界人士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無數民眾自發前來參加了悼念活動。人們唱着《義勇軍進行曲》，追思着這位偉大的音樂天才。

郭沫若為聶耳寫悼亡詩道：

“大眾都愛你的新聲，大眾正賴你去喚醒……聶耳呀，我們的樂手，你永遠在大眾中高奏，我們在戰鬥着明天，作為你的音樂報酬！”

8月底，聶耳的骨灰和遺物，在同鄉好友張鶴、鄭子平的護送下，回到了上海。第二年，聶耳的三哥聶敘倫將其骨灰和遺物迎回了故鄉。

全面抗戰爆發後不久，他的骨灰被安葬在了昆明西郊面對滇池的西山森林公園碧雞山旁邊。

聶耳墓地

聶耳後來的墓志銘，依舊出自郭沫若之首，其中幾句是這樣的寫的：

“聶耳同志，其所譜《義勇軍進行曲》，已被選為代用國歌，聞其聲者，莫不油然而興愛國之思，莊嚴而宏志士之氣，毅然而同趣於共同之鵠的。聶耳呼，巍巍然，其與國族並壽，而永垂不朽乎！”

誠如郭沫若在聶耳墓志銘所寫的那般：“聶耳巍巍然，已與國族並壽，而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