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隊六年，村支書想讓我娶她的女兒，緊接着我就跟她女兒表白了

＂你明天就要坐火車返城了？＂ 村支書王建輝忽然問我，＂榮升大學生，你得留張照片給咱們後李村啊。＂

那聲音里分明帶着幾分不舍，讓我心頭一熱。

1982年的春天，黑土地上的積雪剛剛融化，我準備結束在東北小興安嶺的知青生活。

六年前，我帶着城裡人特有的傲氣和茫然來到這片黑土地。

每個知青都有自己的故事，而我的故事，與村支書的女兒王小柔有着說不清的糾纏。

那是1976年初夏，文革後期，我剛剛高中畢業。

當時國家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我懷揣着＂農村是廣闊天地＂的熱情，和其他十幾名知青一同坐上了北上的列車。

車廂里擠滿了年輕人，有人唱着《我們走在大路上》，有人默默流淚，而我只是不停地望着窗外。

從城市的樓房到遼闊的農田，再到連綿起伏的山林，火車最終停在了後李村附近的小站。

站台上沒有售票處，只有一個破舊的候車室，牆上貼着幾張已經發黃的標語。

下車那天，天空飄着細雨，空氣中瀰漫著泥土和青草的氣息。

村支書王建輝和幾位村民撐着油紙傘來接我們。

王建輝個子不高，但肩膀寬厚，臉上的皺紋像是田間的溝壑，穿着一身褪色的藍布中山裝，腳上是一雙沾滿泥巴的膠鞋。

＂今年的雨水多，地里的活兒不好乾。＂他一邊引路一邊說，嗓門洪亮，帶着濃重的東北口音。

我們踩着泥濘的小路，向村子走去，遠處的屋頂在雨霧中若隱若現。

＂你就是劉明志吧？＂王建輝突然回頭問我，＂聽說你是高中畢業生，認識的字多。＂

我不好意思地點點頭：＂認識一些，不算多。＂

＂挺好，咱們村正缺文化人。＂王建輝拍拍我的肩膀，＂你先住在我家吧，等分配好了再搬。＂

王建輝家是村裡少有的磚瓦房，雖然簡陋，但收拾得很乾凈。

堂屋裡擺着一張八仙桌，牆上掛着一幅毛主席像和幾張全家福。

他的妻子李大嫂是個和善的女人，手上的老繭厚得像二鍋頭的瓶蓋，但總是笑眯眯的。

＂娃啊，一路上受累了，先喝碗粥暖暖肚子。＂她端來一碗熱騰騰的高粱米粥，上面飄着幾片鹹菜。

而王家的女兒王小柔，是個瘦瘦的姑娘，大約十七八歲，梳着兩條粗粗的辮子，穿着洗得發白的藍布衣褲，總是安靜地做着手裡的活計，很少說話。

頭幾天，我被分配到村裡的拖拉機站當學徒。

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跟着師傅學習修理拖拉機、播種機之類的農機具。

師傅姓張，大家都叫他老張頭，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實人，手上的機油總也洗不幹凈。

＂城裡來的娃娃，手指頭嫩得像豆芽菜。＂老張頭笑着說，卻很耐心地教我。

王建輝偶爾會來看我，問我適應得怎麼樣。

我告訴他一切都好，只是有些想家。

他笑着說：＂年輕人嘛，要學會獨立。＂

他點燃一支沒有過濾嘴的紅塔山，深吸一口，＂再說了，後李村也是你的家。＂

慢慢地，我發現王小柔總是出現在我工作的地方。

她會默默地送來一碗熱湯或是一塊自製的玉米餅，然後迅速離開，連一句閑話都沒有。

起初我以為這只是村裡人對知青的照顧，直到有一天，同來插隊的知青老馬悄悄對我說：＂明志，你可真有福氣，村裡人都在傳，支書想讓你做他女婿呢。＂

＂胡說什麼呢！＂我嗔怪地推了他一把，臉卻不由自主地發燙。

＂我可沒胡說，＂老馬一臉神秘，＂你是城裡來的高中生，又是拖拉機站的技術員，在咱後李村可是個人物了。＂

我愣住了，不知該如何反應。

我才剛滿十八歲，離開家鄉不到一個月，每天晚上抱着從城裡帶來的高中課本複習，對未來還沒有明確的規劃，更不用說婚姻了。

但我不敢直接拒絕，怕得罪村支書，影響自己的插隊生活。

那年秋天的一個傍晚，我在村口的小河邊看書。

天空被晚霞染成了橘紅色，遠處傳來牛羊歸圈的聲音，村裡的大喇叭正在播放中央廣播電台的新聞。

王小柔提着一籃子剛洗好的衣服經過，看見我，猶豫了一下，然後走了過來。

＂你...你總是看書。＂她輕聲說，眼睛看着地面，聲音比蚊子哼哼還要小。

＂嗯，習慣了。＂我合上書，有些尷尬地回答。

書是《紅樓夢》，是我從城裡帶來的為數不多的課外讀物之一。

＂我...我也想認識更多的字。＂她鼓起勇氣說，＂你能教我嗎？＂

她的眼睛裡閃爍着渴望，像是夜空中的星星，讓人無法拒絕。

從那天起，我開始在晚飯後教王小柔識字。

起初是在村口的石橋邊，後來天冷了，就在他們家的油燈下。

她學習很認真，雖然進度緩慢，但從不放棄。

我發現她特別喜歡寫＂遠＂、＂行＂、＂去＂這樣的字，彷彿這些字中蘊含著她對外面世界的嚮往。

漸漸地，我們之間的隔閡消失了，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

她告訴我她的夢想——想離開這個村子，去縣城工作，見識更大的世界。

＂可我爹不會同意的，＂她嘆氣道，眼中閃過一絲倔強，＂他覺得女孩子不用讀那麼多書，嫁個好人家就行了。＂

有一次，她偷偷從村裡的廣播站借來一本《人民文學》雜誌，裡面有茹志鵑的小說。

她讀不懂那些文字，但她喜歡我給她講故事。

＂城裡的姑娘是不是都像小說里寫的那樣，能上學，能工作？＂她問。

我點點頭：＂是啊，我姐姐就在一家紡織廠當工人。＂

她的眼睛亮了起來：＂那真好。＂

我能感覺到王建輝對我的關注越來越多。

他經常邀請我去他家吃飯，給我分配較輕鬆的工作，甚至在村裡的會議上表揚我。

＂劉明志同志，雖然是城裡來的知青，但能吃苦耐勞，技術也學得快，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村民們都投來意味深長的目光，讓我倍感壓力。

老張頭抽着煙斗，也打趣我：＂娃啊，支書這是看上你了，想讓你當他女婿呢。＂

冬天來臨，東北的寒風呼嘯着穿過村莊。

屋檐下掛起了冰凌，炊煙在灰濛濛的天空中飄散。

晚上，村民們擠在火炕上，烤着紅薯，聽着村裡僅有的幾台收音機里傳出的戲曲。

一個風雪交加的夜晚，王建輝喝了些糧食酒，叫我到他家去。

他坐在火炕上，臉色通紅，旁邊放着半瓶散發著濃烈酒香的二鍋頭。

李大嫂在一旁縫補衣服，時不時地看我一眼，眼神複雜。

＂明志啊，你來村裡快半年了，覺得咱們後李村怎麼樣？＂王建輝問，語氣異常嚴肅。

＂很好，鄉親們都很照顧我。＂我小心翼翼地回答，不敢直視他的眼睛。

＂那你有沒有想過，就留在這裡？＂他直視着我的眼睛，＂我看你和小柔處得不錯，她也喜歡你。＂

他拍了拍炕沿，力道之大讓炕席上的灰塵都飛了起來。

＂你要是願意，咱們就是一家人了。＂

我沒想到他會這麼直白地說出來，一時不知如何回應。

炕上的爐火噼啪作響，窗外的雪花敲打着窗紙，我的心跳聲似乎都能被人聽見。

正當我猶豫時，王小柔端着熱水進來了，聽到父親的話，她的臉＂唰＂地一下紅了，水盆差點掉在地上。

＂爹！你胡說什麼呢！＂她羞憤地喊道，轉身跑出了房間，辮子甩得像麥子抽穗。

王建輝哈哈大笑，擺擺手：＂你看，女孩子就是這樣，害羞。＂

他給我倒了一杯酒，酒水在昏黃的燈光下泛着光。

＂來，喝一個。你們年輕人慢慢處，我不着急。＂

那晚回到自己的小屋，我輾轉難眠。

小屋四面透風，我縮在被窩裡，聽着屋外的風聲，想着家鄉的父母、想着遙不可及的大學夢。

我承認王小柔是個好姑娘，聰明、勤勞、善良，但我對她只有友情，沒有男女之間的那種情愫。

更重要的是，我心裡一直有個夢想——考大學，將來做一名教師。

我不想就這樣定居在農村，雖然這裡的人們樸實熱情。

我盯着屋頂的蜘蛛網發獃，想起城裡的家，那間雖小但有書桌和書架的房間。

想到再也回不去那種生活，心裡就像打翻了五味瓶。

第二天早晨，雪停了，陽光照在村口的小溪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

我決定去找王小柔談談，解釋清楚自己的想法。

我在村口的小溪邊找到了她，她正在鑿冰取水，手上戴着打了補丁的線手套。

看到我來，她低下了頭，臉上還帶着晨曦的紅暈。

＂小柔，昨天你爹說的話...＂我斟酌着詞句，不知如何開口。

＂我知道你要說什麼，＂她打斷我，聲音很平靜，＂你不用有負擔，我爹就是這樣，喜歡為我安排一切。＂

她的話出乎我的意料，我原以為會面對一個含情脈脈的姑娘，卻遇到了一個如此清醒的人。

＂你不生氣嗎？＂我有些驚訝。

她抬起頭，眼睛裡閃着堅定的光芒：＂我有自己的打算。＂

她拿起水桶，直起腰來，＂我想先去縣城學縫紉，掙一些錢，然後去省城看看。＂

她望向遠處的山脈，＂我不想一輩子就待在後李村。＂

聽到她的話，我鬆了一口氣，但同時也對這個堅強的姑娘肅然起敬。

＂我明白了，＂我說，＂我會找個合適的機會和你爹解釋的。＂

＂不用了，＂她搖搖頭，＂你跟他解釋，他會覺得是我不夠好。＂

她朝我笑了笑，＂再說，我自己的事情我會自己解決。＂

然而，村裡的流言蜚語越傳越廣。

有人說我高中畢業生看不上農村姑娘，有人說我已經在城裡有了對象，甚至還有人說我＂吃着碗里的，看着鍋里的＂，貪戀着村裡其他姑娘。

＂城裡來的小白面，心高氣傲。＂這樣的話從茅房到打穀場，從磨坊到牛棚，傳得沸沸揚揚。

這些話傳到王建輝耳朵里，他對我的態度明顯冷淡了許多。

他不再邀請我去他家吃飯，也開始給我安排一些繁重的體力活，如挑水、掃豬圈、修水渠。

村裡人看我的眼神也變了，從最初的好奇變成了審視，甚至有些人開始背地裡嘲笑我。

我不是沒想過直接跟王建輝解釋，但每次看到他嚴肅的面孔，話到嘴邊又咽了回去。

那段時間，我幾乎與世隔絕，白天幹活，晚上獨自在屋裡看書。

唯一的安慰是，老張頭依然對我不錯，教我修理機器，偶爾還給我講些他年輕時的故事。

1977年初夏，一個令所有知青振奮的消息傳到了村裡——國家即將恢復高考。

這個消息如同一股春風吹進了我沉寂的心靈。

我和其他幾個有文化的知青開始抓緊時間複習。

白天幹完農活，晚上就擠在一起，點着煤油燈，分享各自的筆記和知識。

我們用鉛筆頭在收集來的廢紙上演算數學題，用小人書的空白處寫英語單詞，在穀場上用樹枝在地上畫幾何圖形。

王小柔也常常來聽我們討論問題，默默地坐在一旁，偶爾幫我們遞上一杯熱茶或是撣去書本上的灰塵。

有一次，其他人都走了，她小聲對我說：＂明志哥，我覺得你一定能考上。＂

＂謝謝，＂我笑了笑，＂你也不要放棄自己的夢想。＂

她從懷裡掏出一個小布包，裡面包着一張縣城縫紉學校的招生簡章，是她從郵遞員那裡要來的。

＂我已經偷偷寫了申請信，但我爹肯定不會同意的。＂她眼中帶着期待和不安。

我鼓勵她：＂你得試一試，不試怎麼知道不行呢？＂

高考前一個月，我鼓起勇氣去找王建輝，想請他幫我辦理考試的相關手續。

他正在院子里劈柴，每一斧子下去都帶着一股子狠勁，看見我，只是冷冷地點了點頭。

＂支書，我想報名參加高考。＂我直接說道，聲音因為緊張而有些發抖。

他的斧頭猛地砍進木頭，發出＂咔嚓＂一聲響，嚇得院子里的老母雞咯咯直叫。

＂你要走？＂他問，聲音裡帶着失望和一絲憤怒。

＂我想繼續讀書，將來做一名教師。＂我解釋道，＂這是我一直以來的夢想。＂

＂夢想？＂他冷笑一聲，扔下斧頭，拿起搭在肩上的毛巾擦了擦汗，＂你們這些城裡來的知青，就沒一個安心紮根農村的！＂

他的眼神像刀子一樣鋒利，＂當初不是說要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嗎？教育完了就走，是不是？＂

我不知該如何回答。

他的話不無道理，但我也有自己的追求和選擇權。

那年頭，誰不想有個好前程？農村的生活太苦了，即使是土生土長的農村青年，也都盼着能有機會離開。

＂那小柔呢？＂他突然問，＂你就這麼走了？＂

提到小柔，他的眼神里閃過一絲柔軟。

＂小柔她...她有自己的打算，＂我斟酌着詞句，＂她想去縣城學縫紉，有自己的理想。＂

王建輝像是被人打了一拳，整個人都愣住了。

他沉默了很久，神情複雜，最後只說了一句：＂手續我會幫你辦，但別辜負了我女兒對你的一片心意。＂

那天晚上，王小柔來找我，神色有些慌張。

她穿着一件打了補丁的棉襖，圍着一條紅色的圍巾，是村裡過年時才會戴的那種。

＂我爹跟你說什麼了？他是不是為難你了？＂她問，眼睛裡滿是擔憂。

我搖搖頭：＂沒有，他答應幫我辦手續了。＂

她鬆了一口氣，然後從懷裡掏出一個小布包：＂這是我攢的錢，不多，你拿去買些參考書吧。＂

我驚訝地看着她：＂這...我不能要。＂

＂你收下吧，就當是我借你的。＂她堅持道，＂你考上大學了，以後當了老師，再還我。＂

布包里有二十幾塊錢，對當時的農村姑娘來說，這可是一筆不小的積蓄。

看着她真誠的眼神，我突然意識到，這個樸實的農村姑娘，或許真的對我有着超越友情的感情。

而我，卻一直沒有察覺，或者說，不願面對。

＂我也跟我爹說了，我要去縣城學縫紉。＂她又說，聲音裡帶着決心，＂他氣得摔了碗，但我不會改變主意的。＂

我鼓起勇氣說：＂小柔，我真的很感謝你，但我不能收下這筆錢。＂

我深吸一口氣，＂我...我不想讓你有任何誤會。我對你，只有兄妹之情。＂

她的眼睛瞬間黯淡下來，但很快又恢復了平靜。

＂我知道的，明志哥。＂她低聲說，＂其實我也知道自己配不上你這樣的城裡人，我就是想幫你一把。＂

＂不是這樣的！＂我急忙解釋，＂不是因為城裡鄉下的區別，而是...而是我們各自有不同的人生道路要走。＂

窗外，北風呼嘯，雪花拍打着窗戶，屋內的煤油燈搖曳着，照出兩個年輕人忐忑不安的心。

她勉強笑了笑：＂那你一定要好好複習，爭取考上大學。＂

她把錢塞回懷裡，＂我會為你加油的。＂

說完，她轉身離去，背影有些單薄卻異常倔強。

我望着她的背影，想說些什麼，卻又不知道該說什麼。

在這個物質匱乏的年代，一個農村姑娘能攢下這麼多錢，得省下多少針線、糖果和小零碎啊。

那一刻，我心裡五味雜陳。

王小柔的真誠打動了我，但我清楚，勉強在一起只會讓雙方都不幸福。

我和她就像是兩條平行線，有着相似的夢想，卻註定要走向不同的方向。

第二天清晨，我在村口碰到了王建輝。

他正在修理村裡唯一的一台手扶拖拉機，滿手機油，眉頭緊鎖。

看到我，他沒有說話，只是默默地繼續擺弄着零件。

我鼓起勇氣走過去：＂支書，關於高考的事，謝謝您。＂

他頭也不抬：＂客氣啥，你們知青早晚都是要走的。＂

＂關於小柔...＂我猶豫着開口。

＂小柔的事不用你操心，＂他打斷我，聲音裡帶着一絲苦澀，＂她想去縣城學縫紉，我同意了。＂

我有些驚訝地看着他。

他嘆了口氣，終於抬起頭來：＂我原想着讓她嫁個好人家，安安穩穩過日子，但她跟她娘一樣，犟得像頭牛。＂

他的眼神里有無奈，也有疼愛：＂既然她想出去看看，那就去吧。＂

我不知道說什麼好，只能點點頭。

他突然笑了笑：＂你考大學的事，我支持。＂

他伸出油乎乎的手拍了拍我的肩膀：＂你是個好娃，有志氣。＂

1977年的冬天，我參加了恢復後的第一屆高考。

考場設在縣城的中學，教室里沒有暖氣，我和其他考生一邊搓手一邊答題。

考完最後一科，我看着窗外紛飛的雪花，心中既忐忑又釋然。

無論結果如何，我已經儘力了。

等待成績的日子漫長而焦灼。

每天，我都會在村口的路上眺望，希望能看到郵遞員的身影。

終於，在一個寒冷的下午，村裡的通訊員騎着自行車送來了錄取通知書——我被省師範學院錄取了！

那一刻，我激動得熱淚盈眶，奔向田間地頭，向正在勞作的鄉親們分享這個喜訊。

老張頭拍着我的肩膀，眼睛裡滿是欣慰：＂就知道你小子能行！＂

王建輝聽到消息後，沉默地抽着煙，煙霧繚繞中，他的表情難以捉摸。

最後，他只說了一句：＂好好學習，別辜負了國家的培養。＂

臨行前一晚，全村人給我辦了一個簡單的歡送會，擺了幾桌飯菜，熱熱鬧鬧的。

村民們紛紛過來敬酒，祝賀我，就連那些曾經說我壞話的人也笑着說：＂小劉啊，上了大學別忘了咱後李村啊！＂

老張頭喝得有些醉了，拉着我的手，眼睛濕潤：＂娃啊，你有出息了，老張頭為你高興。＂

王建輝沒有多說什麼，只是默默地給我倒酒，眼神複雜。

歡送會結束後，我去王家告別。

李大嫂包了一些餃子給我當路上的乾糧，眼圈紅紅的。

＂娃啊，到了學校照顧好自己，記得常寫信回來。＂她叮囑道，像是送別自己的兒子。

王建輝出去開會了，不在家。

王小柔送我到門口，遞給我一個小包袱。

＂這是我給你做的兩雙棉襪和一條圍巾，學校里冬天冷，你穿上。＂她說，聲音很平靜。

包袱用一塊紅布包着，上面綉着一朵臘梅，針腳細密整齊，顯然是花了不少心思。

＂謝謝，我會珍惜的。＂我接過來，不知道說什麼好。

＂明志哥，＂她突然直視我的眼睛，＂我想對你說一件事。＂

我點點頭，等她繼續。

＂其實，我沒有想象中那麼喜歡你。＂她的話讓我愣住了，＂我只是把你當作一扇窗，透過你看到外面的世界。＂

她抿了抿嘴唇，繼續說道：＂我爹以為我喜歡你，想讓我嫁給你，但我知道，你不屬於這裡，就像我不想一輩子留在後李村一樣。＂

她的目光堅定而清澈：＂我們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她的話像一盆冷水澆在我頭上，讓我又驚又愧。

原來，一直以來，我都錯誤地以為她暗戀我，而實際上，她的心早已飛向遠方，只是藉著我這個＂外來者＂的身份，找到了一個突破口。

＂對不起，小柔，我一直誤會你了。＂我真誠地道歉。

她搖搖頭，笑了：＂沒關係，明志哥。＂

她指了指胸前的別針，那是一枚老式的＂向陽花＂別針，閃着微弱的光芒。

＂我已經收到縣城縫紉學校的通知書了，明年春天我就去縣城學縫紉。＂

她眼中閃爍着期待的光芒：＂等你畢業了，做了老師，可別忘了回來看看我們後李村。＂

這一次，我不再猶豫，向前邁了一步，主動擁抱了這個勇敢的姑娘：＂小柔，謝謝你。我相信你一定能實現自己的夢想。＂

離別的清晨，整個後李村的人都來送我。

天剛蒙蒙亮，薄霧籠罩着村莊，遠處的山巒若隱若現。

村民們拿着自家種的蘋果、核桃和紅薯，塞給我。

老張頭送了我一個他自己削的木頭小拖拉機模型：＂留個念想。＂

王建輝最後出現，背着手，臉色依舊嚴肅，但眼神已經柔和許多。

＂好好學習，學成了回來看看。＂他簡短地說，然後遞給我一個沉甸甸的布包，＂村裡人湊的一點錢，不多，你拿着。＂

我接過來，鼻子一酸，強忍着不讓淚水流下來。

我鄭重其事地向他鞠了一躬：＂謝謝支書，謝謝鄉親們。我一定不會忘記後李村的。＂

王小柔站在人群中，向我揮手告別，眼中帶着對未來的憧憬和堅定。

那一刻，我知道，我們雖然要走向不同的方向，但心中的夢想之火將照亮彼此前行的道路。

1982年，經過四年的大學生活，我順利畢業，被分配到省里的一所中學任教。

臨行前，我決定回後李村看看，感謝這片曾經教會我許多的黑土地。

村子變化不大，但人們的生活似乎好了一些。

家家戶戶門前都掛着玉米和紅辣椒，院子里的雞鴨比以前多了，幾個孩子穿着乾淨的新衣服在追逐打鬧。

王建輝依然是村支書，只是頭髮白了許多，腰也不像從前那樣挺拔了。

看到我回來，他罕見地露出了笑容：＂大學生回來了！＂

他拍着我的肩膀，聲音洪亮，引得村民們紛紛圍過來。

李大嫂還是那麼和善，見到我就像見到自己的兒子一樣親切。

＂娃啊，這些年受苦了吧？看把你瘦的。＂她拉着我的手，上下打量着我。

＂小柔呢？＂我問。

＂她在縣城縫紉社工作，去年評上了先進工作者，還有對象了，是縣廣播站的一個小夥子。＂王建輝驕傲地說，＂去年還考上了夜校，學的是會計呢！＂

我由衷地為她感到高興：＂那太好了，改天我去縣城看看她。＂

在村裡的最後一晚，王建輝提議給我拍張照片留念。

他拿出村裡唯一的一台老式海鷗相機，讓我站在村口的老槐樹下。

＂笑一個，讓後李村的鄉親們記住咱們的大學生！＂他說。

咔嚓一聲，記錄下了我與後李村的最後一刻。

第二天一早，全村人又來送我。

這一次，我的心裡沒有迷茫，只有感激和堅定。

＂支書，我想對您說聲謝謝。＂我握着王建輝的手，真誠地說，＂謝謝您這些年對我的幫助和包容。＂

他笑了笑，拍拍我的肩膀：＂去吧，好好教書，培養更多的人才。＂

他頓了頓，聲音有些哽咽：＂記得，後李村永遠是你的家。＂

站在村口，回望這片承載了我青春記憶的土地，我知道，無論走多遠，這裡的人和事都會成為我生命中最寶貴的一部分。

我也終於明白，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無論是王小柔還是我，重要的不是留下還是離開，而是勇敢地追求內心真正渴望的生活。

春風拂過原野，吹綠了小興安嶺的山林。

在這片廣袤的黑土地上，無數像我和王小柔這樣的年輕人，正懷揣着夢想，走向各自的遠方。

而我們的根，永遠深深地扎在這片養育我們的土地上。

或許，這就是命運給我們最好的安排。

回首那段知青歲月，恍如隔世，卻又歷歷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