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陝西男子修房，從牆中發現兩份文件，原來程子華不止是軍長

前言

紅二十五軍原屬紅四方面軍建制。1932年10月，紅四方面軍主力撤離鄂豫皖蘇區向川陝邊轉移後，中共鄂豫皖省委將留在蘇區的部隊重建紅二十五軍。由於年代久遠，很多有關紅二十五軍的資料都已經沒有了，沒想到幾十年後，有兩個家庭的後人分別從自家牆裡找到了有關紅二十五軍的珍貴資料，其中一張甚至比中央檔案館所存的那份更為珍貴。

前排右起：徐海東、鄭位三；後排右起：陳先瑞、程子華、李隆貴

阮家老宅牆縫中的秘密

1980年10月，陝西省山陽縣袁家溝口鄉廟溝堖小學教師阮班柱在修整老房時，母親告訴他：“你父親在世時說房中擔子梁那頭的牆縫裡邊有個什麼事，不叫人動。”

阮班柱就小心翼翼地把手伸進牆縫裡邊去摸，結果摸出了一個子彈殼和一張黃色紙質的字條。字條大約20開，上邊寫着一些繁體字，由於天長日久，加上塵灰迷濛，已有些模糊不清了。他忽然想起七八年前自己跟着父親上山打柴時，父親曾爬到一處險要的山崖間去，從一片隱密的地方帶上來一支已經銹壞的槍和一把子彈，並從一顆子彈中掏出一卷疊成寸把長的黃紙筒，打開來看了好長時間，當時其父淚流不止。

於是，阮班柱斷定這就是父親帶回的那張字條，並猜測可能是祖父留下的紀念品。就小心地將其夾在一個筆記本中，妥善地保存了下來。

到了1983年10月，鄉中心小學校長江天博到阮班柱所在的小學檢查工作時，與阮班柱談起了其祖父的事情。原來阮班柱的祖父阮英豪，曾是袁家溝口神壇組織——大刀會的頭領之一。

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五軍長征路線圖

1934年12月，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五軍長征入陝，在新建立的中央鄂豫陝省委領導下，開始了創建以商洛為中心區域的鄂豫陝革命根據地的鬥爭。袁家溝口大刀會被收編為中共鄂陝特委領導下的第四路游擊師，積極投入了創建根據地的鬥爭。在當時所掌握的資料中，鄂豫陝革命根據地建立有縣、區、鄉三級蘇維埃政府，袁家溝口是根據地的腹地和鞏固區，較早就建立了區蘇維埃政府，主席程家盛，副主席阮英豪，都是本地人。

但隨着資料調查的不斷深入，在縣以上是否還有更高一級的蘇維埃政權這個問題上，卻出現了很大的分歧，由於沒有依據而無法確認。

這次談話使阮班柱想起了父親收藏於牆縫中的那張字條。為了弄清真相，他請來了程家盛烈士的兒子程先政。程先政讀過古書，認識繁體字，對當年的事情也略有印象。他小心地抹去紙條上的塵埃，終於辨認清楚了上邊的文字。

那是程家盛的手跡，內容是：

阮英豪副主席

本府決定你領人把九間房壹號庫的東西轉到紅岩寺五星籌備處，特此為證。

主席 程家盛

公元一九三五年五月三日

此件的珍貴之處是上邊蓋的那枚方形朱印印模，九個硃紅色的印文是：“鄂陝邊區蘇維埃政府。”

程家盛

由於原件紙質很差，年長日久，左上角已破損了一塊，還有幾處磨損的小孔。阮班柱便用漿糊將其粘貼在一張紙上。但就在貼好後放在煤油燈旁烘乾時，一不小心，將印文中“鄂陝”兩顆字處烘焦，致使印模殘缺，留下了無盡的遺憾。

據調查，“鄂陝邊區蘇維埃政府”大印原為方形銅質，一直為主席程家盛親自掌管。1936年春，根據地形勢惡化，程家盛在被捕前將銅印交給妻子倪世蓮保存。倪世蓮歷盡千辛萬苦將銅印保存了下來，解放後交給了人民政府。可是在1952 年送往省上展覽之後，這枚沾染着程家盛烈士鮮血的銅印便沒了下落，經多次查找皆無結果。現在，這個公函上的印模便成了唯一證明鄂豫陝革命根據地最高蘇維埃政府——鄂陝邊區蘇維埃政府確實存在並開展過工作的有力依據，這對於鄂豫陝革命根據地乃至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革命根據地研究皆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山陽縣袁家溝口村烈士紀念碑

兩張珍貴的布告

無獨有偶，1983年，鎮安縣飲食服務公司職工陳炳生翻修房屋時，想起父親去世前曾鄭重交待說，有朝一日若要翻修或拆遷老房時，其它地方均可請人去拆，唯後牆不要讓外人動，必須自己動手。陳炳生猜想父親可能藏有重要東西在牆中，就恪守父親的遺言，親自動手拆除。

終於，陳炳生在一處牆縫中發現了一個小紙包，展開一看，是兩張布告。一是《中國工農紅二十五軍為佔領鎮安縣告群眾書》，一是《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司令部、政治部布告——關於商業政策問題》。兩張布告皆為油印，印在約16開大小的藍色紙張上。

《關於商業政策問題》的布告發佈於1934年12月20日，紅二十五軍長征入陝第12天。當時紅二十五軍正進抵今丹鳳縣的棣花鎮。棣花是商洛川道地區，土地肥沃，人演稠密，商業曾繁華一時。但由於國民黨當局的反動宣傳，不了解真相的群眾大都嚇跑了，從而“致使商業停滯，商人吃虧，群眾賣柴買鹽都不方便”。《關於商業政策問題》的布告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

《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司令部政治部布告——關於商業政策問題》

布告指出：“務望各商戶各安其業，莫信謠言。”申明“蘇維埃商業政策的原則是保證貿易自由，反對奸商，取消一切苛捐雜稅厘金關卡，實行統一的累進稅。”特別申明“凡沒有參加反革命（即令是地主）的商店，如能遵守蘇維埃的法律，仍保證其繼續營業。”“凡沒有參加反革命的行商，在紅軍行動境內，准其運輸行走。”布告共分為七條，具體地貫徹了省委庾家河會議精神，對於開創新區，穩定民心，促進物質交流等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以往的紅二十五軍戰史及黨史研究中，所依據的皆是1935年2月5日布告的署名次序及職務有所變化，為：軍長程子華，政治委員吳煥先，副軍長徐海東，政治主任鄭位三。而鎮安縣發現的這張布告提前了一個半月時間，署名為：司令程子華，副司令徐海東，政治委員吳煥先，政治主任鄭位三。完全是以北上抗日先遣隊的名義發布的。這就使得這張布告比中央檔案館所存的那份更為珍貴。

《中國工農紅二十五軍為佔領鎮安縣告群眾書》

1935年1月9日，紅二十五軍佔領鎮安縣城的當天，發布了《中國工農紅二十五軍為佔領鎮安縣告群眾書》。它宣布：“紅軍已經佔領了鎮安縣城，把壓迫剝削咱們窮人的國民黨鎮安縣政府打倒了，把屠殺摧殘咱們的豪紳地主的大本營推翻了！過去大老爺們把窮人當牛馬的世界，現在快完了。目前已經是咱們窮老子們走上了光明大路，大家趕快起來創造我們窮人的世界啊！”

《告群眾書》在向人民群眾發出七條具體的號召之後，熱切地號召工農勞苦群眾趕快團結起來，“建立窮人自己的政府，造成工農貧民自己的鎮安縣！”

在發布《告群眾書》的同時，紅二十五軍也將《關於商業政策問題》的布告貼進了鎮安縣城。這兩份文件互為補充，廣泛地宣傳了省委會議精神，在創建鄂豫陝革命根據地的鬥爭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紅二十五軍佔領鎮安縣城紀念碑

陳炳生家的老房就座落在鎮安縣城后街，其父看來是個頗有遠見的人，他將這兩份珍貴文件收藏於牆縫之中，使其避過了長期戰亂和白色恐怖的陰影，完好地保存了下來，成為十分珍貴的革命文物資料，在黨史軍史研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這些革命歷史文物的收藏者不為名，不為利，冒着生命危險為後人留下了極其珍貴的歷史證物，他們的後人又將其無私地交給了當地人民政府和黨史征研部門，使其充分發揮了作用。他們的精神也是值得我們廣大收藏愛好者學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