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銀行:速查絕密1號檔案
1983年3月22日,時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的胡景沄突然收到了老家山西的來信。
看完信之後的胡景沄既震驚,又欣喜,還有一些將信將疑。最終在秘書的建議下,他調出了總行的絕密1號檔案,並派人帶着它到了山西找到了寫信的老人。
來信的人究竟是誰,他在信中又說了些什麼,絕密1號檔案又是怎麼回事?這還要從人民幣的誕生說起。
審時度勢發新幣,票面題字陷爭議
1948年,解放戰爭已經進入反攻階段,我黨的解放區面積迅速擴大,各解放區之間的貿易聯繫也更加頻繁。
但當時各大解放區的貨幣卻並不統一,這不但形成了貿易往來的障礙,也給解放軍作戰的機動性製造了很大影響。
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決定,由當時的華北人民政府牽頭,以所屬華北銀行為基礎,成立中國人民銀行,發行了第一套人民幣。
這套人民幣的發行,有效打破了各個解放區金融孤立的局面,迅速構建了統一的大市場,對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了突出貢獻。
但新中國成立後,因受存在的先天設計以及後期超發問題,開始日益凸顯,逐漸成了經濟發展的障礙。
最主要的問題是這套人民幣的票面額本來就特別巨大,後來又因為貨幣超發,從而導致它的單位價值與票面額嚴重不匹配。
根據當時主持中央財經中工作的陳雲同志測算,得出結論:
“每一百元合抗戰前幣值尚不及四厘,名義上雖以元為單位,而一元的價值在計算上已完全失卻作用,這對國際觀感上,對國內人民心理上,影響均不好。”
此外,這套人民幣也存在幣種繁多、質量較差、假幣泛濫等問題。
在此情況下,1950年7月,陳雲向中央提出了發行新幣的建議。
中央當即就同意了這項建議,並決定由陳雲主持,由中國人民銀行具體負責,開展第二套人民幣的設計、印刷和發行工作。
經陳雲批准,中國人民銀行聘請了時任中央美術學院的羅工柳,擔任總負責人。
上有中央領導的重視,下有設計者的認真負責,第二套人民幣的設計工作進展神速。沒用多長時間,每張票面的主題、樣式、尺幅、圖案等等細節都一一確定了下來。
董必武
但就要大功告成之時,他們卻在人民幣題字問題上遇到了困難。
為了體現中國特色,第一套人民幣在製作時,特邀請時任華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董必武題寫了票面上的所有漢字。
在設計第二套人民幣時,周總理特彆強調,新貨幣也應延續這一做法。但在是否沿用董必武書法的問題上,中國人民銀行的同志卻提出了不同的意見。
最後大家一致認為,毛主席是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又是公認的書法大家,理應由毛主席題字,才能體現人民幣的代表性。
董必武
但毛主席卻高風亮節,明確表示,自己的頭像和書法都不要印在人民幣上。
在這種情況下,陳雲請示周總理後,最後拍板決定:
既然毛主席不肯題寫人民幣上的文字,那索性就像當初設計國旗、國徽時一樣,向群眾公開徵集書法作品,以體現人民幣“來自人民、用自人民”的特點。
但貨幣的設計又不同於其他設計,為防止出現假幣,設計工作都是高度保密的,大範圍徵集書法作品肯定不現實。
因此,經過反覆研究,中央最終決定採用邀請制的形式,先以“政治可靠、書法精湛”為條件圈定參與者的範圍,再從他們的書法中挑選最符合條件的作品。
當時陳雲給中國人民銀行的高層領導都定了任務,要求每人都要搞來一份題字。
接到任務之後,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南漢宸就找到了他的山西老鄉馬文蔚。
少年成名得眷顧,半生經歷是傳奇
馬文蔚1904年出生在晉北的陽曲縣,其父親馬鵬程原本是位私塾先生,之後棄文從商,成了當地有名的富商。
但馬文蔚出生後不久,他們的家境就逐漸開始衰落,到馬文蔚成人時,他們家就已經是一貧如洗了。
但所幸的是,當過私塾先生的馬鵬程特別重視孩子的教育,從馬文蔚記事起,父親就手把手地教他讀書寫字,為他打下了不錯的基礎。
再加上馬文蔚也是天資聰穎,本身就是一塊學習的料,所以從小就是遠近聞名的神童。
十六歲那年,馬文蔚去省城太原考試,結果三考三中。同時被三所名校所錄取。而他最終還是選擇了省立國民師範學校。
山西省立國民師範是由閻錫山參照日本教育模式,所創辦的新式學堂,其教學理念先進,師資力量雄厚。
閻錫山
更重要的是它不但不收學費,而且每月還會給學生兩塊大洋的補助,因此很快就成了山西有志青年特別是貧苦青年所嚮往的目標。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家境貧寒的馬文蔚才選擇了這所學校。
當時徐向前和薄一波也在這所學校就讀,他們三人雖然是不同年級,但卻志趣相投,因此很快就成了關係親密的校友。
徐向前和薄一波自然不用說,當時在學校時,就是遠近聞名的風雲人物。而馬文蔚也先後受到了趙戴文和趙丕廉兩任校長的器重。
徐向前
在他還沒畢業時,就被兩位校長帶着,參加了很多文化名流的聚會。師範畢業後,馬文蔚被分配到師範附小教書,但眼界大開的他早已志不在此。
1930年馬文蔚毅然辭職,南下求學,以優異成績考入了國立中央大學經濟系。恰在此時,馬文蔚的老校長趙丕廉調任國民政府內政部次長。
他得知馬文蔚也在南京之後,還沒等馬文蔚畢業,就把他召在身邊,讓他當自己的秘書。
趙丕廉對馬文蔚的關心還不止於此,他還幫馬文蔚解決了人生大事。
趙丕廉
在趙丕廉介紹下,馬文蔚結識了還另一位校長趙戴文的親侄女趙惠卿。兩人一見鍾情,當年就結了婚。
馬文蔚結婚之後,時任監察院院長的趙戴文舉賢不避親,又把馬文蔚調到監察院當秘書。不到一年的時間,馬文蔚婚姻工作全解決,可謂是春風得意。
但好景不長,馬文蔚沒幹幾個月,中原大戰就爆發了。
閻錫山聯合馮玉祥、李宗仁等共同向蔣介石宣戰,作為閻錫山親信的趙丕廉、趙戴文因此被相繼免職,馬文蔚也跟着丟了飯碗。
馬文蔚
但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賦閑在家的馬文蔚不甘寂寞,沒事就混跡於南京的各個文化圈,因此而結識了山西老鄉景梅九。
景梅九不但是辛亥革命的元老,也是當時著名的書法家。在景梅九的影響下,本來就功底不錯的馬文蔚,重拾書法。
從此養成了耕耘硯田的習慣,也練就了一筆好字,為他以後給人民幣題字埋下了伏筆。
當時山西的人才輩出,在景梅九的引薦下,馬文蔚結識了同是山西老鄉的傅作義,而又由傅作義引薦,馬文蔚與另一位老鄉孔祥熙結交。
孔祥熙聽說馬文蔚曾在中央大學經濟系學習過,於是就把他安排到了上海中央造幣廠擔任文書副主任。
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生後,中國銀行和中央銀行等四家銀行,在上海成立四行聯合辦事處,馬文蔚被委任為中將視察員,視察後方金融情況。
馬文蔚不辱使命,從上海至香港,返漢口到重慶,足跡遍布大半個中國。
他掌握了大量一手資料,撰寫了多份許多內容翔實、很有見地的金融調研報告,因此而得到了孔祥熙的進一步賞識。
1942 年,孔祥熙又把馬文蔚調到了中央信託局,讓他當人事司甄核科主任,專門負責幹部考核工作,這其實已經是把他當成了自己人。
馬文蔚到中央信託局後,果然不負所望,沒幾年功夫,就使幹部的面貌煥然一新,但也因此得罪了信託局內部“留美派”和 “銘賢派”。
留美派是宋子文的嫡系,銘賢派則全是孔祥熙在山西辦銘賢學校時的學生,兩派平時雖然不對付,但卻都視馬文蔚為眼中釘。
1946年,兩派聯合做局,誣陷馬文蔚徇私枉法,而孔祥熙一氣之下便將他免職了。
查清事實後,孔祥熙覺得十分愧疚,又十分惜才,就想邀請馬文蔚到中央銀行擔任處長,卻遭到馬文蔚的嚴詞拒絕。
經此一事,馬文蔚也認清了國民黨的腐敗本質,從此也沒有了再赴仕途的打算。於是就來到北京,找到了同樣遠離仕途的老師趙丕廉,過上了練拳習書的悠閑生活。
趙丕廉同樣是書法大家,在與其切磋的過程中,馬文蔚融合景梅九和趙丕廉兩家之長,終於寫出了自己的風格。
也是在這一年,馬文蔚在傅作義組織的一次酒會上,結識了同是山西老鄉的南漢宸。
故友重逢在人行,試筆引來好書法
早在1941年,在陝北抗日根據地經濟最困難的時期,南漢宸臨危受命出任邊區財政廳廳長。
他在很短的時期內就使邊區財政擺脫了困難,是我黨傑出的社會活動家和金融組織領導者。連毛主席都稱讚他創造了 “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歷史奇蹟 ”。
南漢宸
馬文蔚和南漢宸一見如故,很快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但國民黨挑起內戰後,馬文蔚為了不給南漢宸帶來麻煩,就主動與其斷決了聯繫。
1949年北平解放後,中國人民銀行從石家莊遷至北平,業務迅速擴張,急需金融方面的專業人才。
時任平津衛戍司令部政委的薄一波聽說馬文蔚也在北平後,特意找到了這位老同學,勸他出來工作。
馬文蔚也想為新中國做一份綿薄之力,就拿着薄一波的介紹信找到了中國人民銀行。
他到了之後才知道,中國人民銀行的行長正是南漢宸。南漢宸見到他之後,喜出望外,不停地責怪他為什麼不跟自己聯繫。
馬文蔚解釋說是怕給他帶來麻煩,南漢宸說:“這下好了,中國馬上就要解放了,你以後也不用怕給我帶來麻煩了,明天你就來銀行工作吧。”
於是馬文蔚就到中國人民銀行計劃處做了參事,昔日好友也因此而變成了上下級。。
剛開始時,馬文蔚還覺得有點彆扭,但南漢宸沒有一點官架子,一有功夫就找他喝茶聊天,切磋書法,馬文蔚也很快打開了心結。
1950年4月的一天,南漢宸又把馬文蔚請來了辦公室。馬文蔚一進門,南漢宸就神秘地說道:“我最近淘到一個好東西!”
還沒等馬文蔚接話,他就從抽屜里找出了一桿毛筆。馬文蔚一眼就認定這是一支御筆。
南漢宸一邊誇他好眼力,一邊問他想不想寫寫字過一下癮。
馬文蔚雖然也是見多識廣,但還真沒用御筆寫過字。聽南漢宸這麼一說,也來了興緻,趕忙接過筆,問道:“你說寫什麼吧!”
南漢宸說道:“就是試試筆而已,也別拽文造句了,就寫咱們銀行的這幾個字吧。”
馬文蔚欣然領命,隨手就在宣紙上寫下了“中國人民銀行”幾個大字。
寫完之後,馬文蔚搖頭說道:“這御筆也是徒有其名,還不如我自己的筆好用。”
南漢宸聽完後故作懷疑地說:“怎麼可能?是你沒有使習慣,不然你再寫幾個試試!”
就這樣,馬文蔚又先後寫了”“元”、“角”、“壹”、“貳”等字。他邊寫邊搖頭,一直說這御筆不好用。
待到馬文蔚寫完後,南漢宸又激他說:“你總說你的毛筆好用,我倒要看看能寫出什麼絕世書法來。”
被南漢宸這麼一激,馬文蔚真的就來了勁,馬上拿來了自己的筆,又把同樣的內容寫了一遍。
寫完之後讓南漢宸好好比較一下,看到底是哪支筆寫出來的字好。
南漢宸看了之後直點頭,最後終於誇讚說:“你的破筆確實不錯,看在我給你提供紙墨的份上,這些字就送給我算了。”
馬文蔚也沒當回事,就爽快地表示:“這都是練筆的東西,也不是什麼書法作品,你想要就要吧。”
不久之後,馬文蔚就告別了南漢宸,先是在廣西,後來又調往了陝西,兩個老朋友從此天各一邊,再也難有喝茶聊天,切磋書法的機會了。
待到1955年,馬文蔚看到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的第二套人民幣後,一眼就認出了自己的字跡。他這才意識到當年南漢宸誘導他試筆的真正目的。
而作為在金融領域工作的專家,他自然知道這是屬於國家機密,因為即使組織在沒有明確要求的情況下,他也把這件事深深藏在了心底,除了家人之外,從來沒向任何人提過。
歷盡磨難有風骨,為證清白寫書信
1957年,馬文蔚回老家陽曲縣黃寨村。但回鄉之後,他的生活一落千丈,必要的口糧都沒有,每天只能以野菜米糠充饑。
女兒都是十八歲的大姑娘了,還要和馬文蔚兩口擠在一個土炕上睡覺。但馬文蔚不但沒有怨天由人,反而還過得甚是充實。
他每天早上起來,先是練習一遍趙丕廉教他的拳法,然後才上街打掃馬路,撿拾大糞,晚上回來再練一個小時書法,最後才上床睡覺。
後來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得到了一本《醫學心悟》,從此又迷上了醫術。並且憑着超高的悟性,很快就成了遠近聞名的中醫。
一直到1978 年,馬文蔚始終順天安命,從來沒有找過組織。
直到1983年,《山西日報》登載了介紹第二套人民幣的短文,其中言之鑿鑿地說,第二套人民幣上的漢字為冀朝鑄所寫。
馬文蔚的女兒看到文章後,很生氣的責問他說:“你不是說人民幣上的漢字是你的嗎?你看《山西日報》明明說是別人寫的,黨報上登的內容不會是假的吧?”
馬文蔚一生歷經坎坷,如今竟然連自己的女兒也懷疑他的人格。
憤憤不平之時,他就給時任中國人民銀行的副行長鬍景沄寫了一封信,說出第二套人民幣的漢字是他本人所寫的真相。
胡景沄
而當時中央正計劃發行第四套人民幣。負責具體設計的工作人員經廣泛調研後一致認為,第二套人民幣上的漢字既具漢隸之庄秀,又有魏碑之剛健,是難得的書法精品。
且能夠很好地體現剛柔並濟、飄逸洒脫、內斂含蓄的民族品格,建議在第四套人民幣上繼續沿用這些漢字。
主持發行工作的中央領導也同意設計組的看法,但也提出了就的要求,就是人民幣的漢字要改成簡體字,以順應我國的簡化字改革,體現正確的導向。
但要將人民幣上的繁體字改成簡體字,就必須要找到當時寫這些字的人。
但負責聯繫書寫者的南漢宸已於1967年去世,他生前從未向人提及第二套人民幣上的漢字是何人所寫。
就在中國人民銀行犯愁之時,馬文蔚的信恰好到來。
胡景沄也是山西人,和馬文蔚也是舊相識,自然也知道馬文蔚是當年行內隱藏的書法大家,他從感情上非常相信馬文蔚的說法。
但此事事關重大,如果不搞清楚情況,就冒然報給中央領導,引來領導的批評是小,影響第四套人民幣的設計進程就是大事了。
正在他猶豫之際,還是他的秘書提醒他說,當年的漢字底稿就在行里,而且還被作為絕密一號檔案封存起來了。
只要派幾個專家做個筆跡鑒定,一切問題都解決了。於是胡景沄立即採納了秘書的建議,當即就派兩名專家帶着總行的“絕密一號”檔案前往陽曲縣,找到了馬文蔚。
馬文蔚當著兩位專家的面,重寫“中國人民銀行“六個大字,經兩位專家鑒定,可以確定兩份書法出自一個人之手。
鑒定完畢之後,他們立即將情況報告給了胡景沄。隨後,胡景沄指示,務必讓兩位專家請求馬文蔚再重寫幾個簡體字,以備第四套人民幣使用。
馬文蔚欣然領命,但當年的字是他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十分隨意地寫下的,正如蘇東坡所說:“書初無意於佳乃佳。”
如今他知道了實情,因此就有了心理包袱的限制,反而再怎麼寫也沒有了當年的韻味。
最終沒有辦法,人民銀行只能以當年馬文蔚的書法為基礎,通過技術手段,實現了簡體化。
但中國人民銀行並沒有忘記馬文蔚的歷史功績,不但專門發函,明確了馬文蔚是人民幣上漢字的書寫者,還協調有關部門幫助馬文蔚解決了住房。
但馬文蔚早已看淡了這一切了。1988年,85歲的馬文蔚在家中安然去世……
而馬文蔚的一生,用一幅對聯來概括,就是:
“凌雲風骨垂青史,國幣翰墨傳環宇。”
如今馬文蔚的墨跡已經陪伴中國人走過了70餘年,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他的字應該是世界印刷最多、流傳最廣的書法作品。
隨着“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明顯加快,馬文蔚的“手跡”也邁出了國門,成為國強民富的見證。
雖然很多人都不知道馬文蔚的名字,但我們能透着人民幣上的文字體會到書寫者的風骨,這也正是中華民族的風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