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陽抗戰」84歲的衡陽抗戰老兵：我拍出衡陽城

2022年10月02日12:45:35 歷史 1667

　回憶中的盧慶貽老人。記者范遠志攝

　　抗戰前的岳屏山，上面的“江西會館”毀於衡陽會戰。

　　抗日戰爭前的衡陽城。

　　衡陽步行街中央銀行舊址，盧慶貽在此發出“最後一電”。

　　睡在難民營的孩子。

　　被戰火損毀的“小上海”。

68年前的夏天，衡陽城裡的生死之戰震驚中外。6月15日，本報與王選女士、央視《我的抗戰》劇組等，陪楊光榮、盧慶貽兩位抗戰老兵赴衡陽祭奠先烈，圓了他們的夢。(見本報6月17日《68年後衡陽抗戰老兵重回烽火現場》)

　　7月2日到3日，都市周末記者再赴湘潭採訪盧慶貽老人。據衡陽學者肖培統計，湖南省內親歷衡陽會戰的抗戰老兵，目前只剩下十幾位。84歲老人盧慶貽的講述，彌足珍貴。

　　更多衡陽會戰的細節，已由親歷者書寫並留存。 1946年，參與衡陽會戰的蔣洪熙回憶撰寫了《血淚憶衡陽》。書稿於2005年由其外孫盧華磊整理出版，2012年6月再版。6月15日，盧華磊也與本報記者共赴衡陽參加活動。而這位年輕人與書稿的故事，同樣珍貴。

　　壹小兵：“平時我最愛看古典小說，也看張恨水”

　　從長沙燈籠街到衡陽北門軍營

　　小時候我住在長沙燈籠街，文夕大火後我們整個家族慢慢遷往湘潭。我父親在我幾歲時離家去了陝西，就再也沒有回來，我一直跟母親生活。十四歲那年，母親也去世了，我成了孤兒。這一年，我剛剛高小畢業。

　　我到長沙投奔伯父。這時，恰好守長沙城的方先覺開辦報務員速成班，我報名成為方軍長手下發報班裡的一名小兵。雖然當兵辛苦、偶爾還有餓肚子的時候，但這裡好像是我的第二個家。

　　第二年，我隨軍參加了常德會戰。大戰結束後，第10軍調往衡陽休整。1944年6月1日，我們乘火車到達衡山站，當天下午就行軍到衡陽，我駐紮的軍營在北門外面。

　　衡陽會戰之前是“小上海”

　　那時衡陽城是國內第二大工業城市，被喊作“小上海”。我到達時，衡陽街頭還完全維持了正常生活秩序。雖然日本飛機不停發動空襲，但商店的店堂還全都敞亮豪華，賣的東西花樣也多，市面很繁榮。城內的車子白天開到郊外防空，下午就返城開店，一直到午夜，有些店子還通宵營業，有點“不夜城”的味道。街上有許多穿着時髦的女子，好像還有穿旗袍的，我太小，沒敢細看。

　　我們只有周末可以自由活動，我差不多每個星期都會和師兄們一起去看電影。有一部外國電影我很喜歡，叫《舐犢情深》，是講母子情的，讓我想起媽媽。喜歡看電影的衡陽老百姓也很多。

　　業餘生活：喜歡看小說，但還得學英語

　　不過，平時我最喜歡的事還是看書，特別是古典小說，《西遊記》、《三國演義》都看過好幾遍。我還喜歡張恨水的小說。一放假我就去逛書店，開始是買，後來日本人圍城後，群眾慢慢疏散走了，我就隔三差五跑去直接拿書。

　　業餘時間我還得補習英語，我文化基礎很不好，發報必須懂一些英文單詞。當時有個老鄉叫李鎮湘，很照顧我，像大哥一樣。每回兩個人都有空的時候，他就來教我英語。1948年我們一起到廣州，我當修理機器的技佐，他在通訊連當連長，後來聽說部隊要開去台灣，我就跟另一個同鄉宋定國回了湘潭，當時我苦勸李鎮湘和我一起回家，他還是跟部隊走了，不知道現在還活着沒有?

　　貳守城：“我這條命就是方先覺的那個協議里出來的”

　　端午節，我躲在小金庫里發電報

　　1944年端午節是6月25日，天很熱。國民黨幾乎不過節的，但是還是發了點肉吃。雖然已經圍城了，衡陽城裡倒還是一片過節的氣氛，賣粽子、艾葉、菖蒲、白芷的都有，衡陽人也是歡天喜地，看着他們我很想家。

　　衡陽會戰開始以後，日本人的炮每天都是直來橫打，橫來直打，衡陽百姓的房屋打得八九不離十，再加上飛機轟炸，最後整個衡陽城燒得沒有民房了。

　　這種情況下，我們發報站隨軍部移到了衡陽城中的中央銀行。中央銀行前面是營業廳，一個門面深、一個門面高。後面是金庫，只有6平方米，頭上四周都是鋼板，就算炮彈真的落在上面，也不會傷人，可以說萬無一失。我們的電台就在這裡面，衡陽城與重慶、與友軍聯繫全得靠它，這裡除了我還有其他報務員和站長，一共是5個人。中央銀行上面伸出一截3米高、T字型的天線接收信號。電台只有15瓦的電力，比現在的電燈泡還小，發報都要通過芷江空軍電台中轉才能到達重慶。

　　金庫後面是地下室，方軍長和其他高級將領一般待在那裡，地下室是中央銀行本來就有的。當時衡陽大多數建築都有地下室，躲空襲警報用的。

　　方軍長一直對我很和氣

　　方先覺這個人對所有官兵都要求嚴格，他自己更是一員猛將，原來是預10師師長，第3次長沙會戰的時候，成功地守住了長沙的妙高峰。我們報務員天天都可以看到他，但都不怕他，尤其是我年紀最小，方軍長一直對我很和氣。但是對自己面前的連長、團長，他卻幾乎沒有一點笑色，講的話一是一、二是二，講出來就要作數，部下沒有不遵守他命令的。如果哪個做得不好，他就處分哪個，但從不開口罵人。

　　日本人打着赤膊，全身只兜一條白布

　　日本人打仗的時候有一種武士道精神，不怕死。當時我沒拿過槍，也沒在戰場上正面碰過他們。不過剛開戰的時候，我經常跑到中央銀行三樓，用望遠鏡望戰場第一線的五桂嶺，親眼看着日本人一個個打着赤膊，全身只兜一條白布，端着槍就往山上衝鋒。

　　不過這已經嚇不倒第10軍，經過長沙會戰，我們都知道日本兵這一套。而且已經有了一套方法：看不見不打，沒到警戒線不打，打不死不打。當時第10軍主要來自國民黨第3師的，從一九二幾年北伐起就是一支很有信仰的部隊。打仗是將領不怕死，士兵就不怕死，這是傳統來的。第3師的工兵也很厲害，修出的工事當時就被喊作“方先覺壕”。日本人都覺得精妙絕倫。

　　最後一天，我拍出衡陽城“最後一電”

　　方軍長和第10軍守到第47天，衡陽城內已經剩下不到兩千人，另外還有六千傷員和一些百姓，可以講沒有任何抵抗能力。城外的友軍倒是有一萬七，但是日軍有十幾萬，他們一直打不進來。

　　8月7日下午3點，司令部的參謀拿着電文到金庫交代我說：“你把這個電報發出去以後，就把電台破壞”。電文都是密碼，我並不知道這就是衡陽城的“最後一電”。這封電報發出去後，我們幾個人自己決定：不遵守命令，留下電台，我們還想聽一聽會不會有友軍的消息。但之後，從前每天都聯絡的友軍74軍、62軍再也沒有消息。我是在脫險之後，看到同事留給我的9號重慶《中央日報》，才知道方先覺“最後一電”的具體內容。

　　那時，所有的武裝兵都已經派出去了，方軍長身邊一個兵都沒有。他與日本人達成了不殺俘虜、救治傷兵的停戰協議，我這條命就是方先覺的那個協議里出來的。

　　叄戰後：“日本人和中國人一模一樣，也很狼狽”

　　日本兵管我們，日本憲兵管他們

　　日本兵舉着太陽旗子從衡陽城北門進城的時候，我正在中央銀行門口。城裡已經沒有百姓，也看不到幫我們挖戰壕、搬擔架的民兵，滿街都是穿軍裝的人。日本兵一來就要求我們所有人集合，當時軍部只剩方軍長的幾個副官、一些文職人員、通訊兵、參謀和雜兵，高級將領都不在，被關到其他地方去了。

　　日本兵都背着槍和刺刀，不過也並沒有舉起來指向任何人，因為我們沒參加巷戰的士兵都沒有武器。日本的士兵好像也要歸日本憲兵管，他們穿的衣服不同。

　　看起來日本人和中國人一模一樣，幾十天日晒夜露的血戰以後，他們身上的衣服也很臟，看上去和我們一樣狼狽。我們馬上被帶到一座衡陽的天主教教堂關起來，全城還有好幾個俘虜營。

　　其實日本人倒是不凶，但你的一舉一動都要被他們管着，說不能亂走就不能亂走，大小便都要打報告，教堂門口還有機關槍把守。日本人講話，我們聽不懂，但有中國漢奸代為翻譯。

　　打死了兩個日本兵，終於逃出衡陽城

　　我在教堂只待了五六天。當時正好是“扮禾”(收谷)的時候，日本兵看我年紀小、脾氣好，就選了我去搜糧食，和我一起被挑出來的還有20來個人。

　　我們跟着日本兵出了城門，沿着軍路(大路)往零陵方向一路向西。他們要吃飯，我們就割稻子，自己也吃一點;他們想吃點魚啊肉，就指使我們搶老百姓的東西。我們這二十幾個人，互相不能打講(說話)，但是我們都有一個默契：一等日本人鬆懈，我們就要逃出去。

　　大路兩邊都是山區，非常高。白天有中國飛機轟炸，走不了，只能晚上走。有天吃過早飯，大隊日本人都在休息，又要我們去山上搶老百姓的穀子，並派了兩個日本兵跟着我們二十幾個人，到山下日本兵分出一個與另外兩個他們比較信任的中國俘虜兵留守，再讓另一個跟着我們上山，一到山上我們就把他打死了。山下的兩個中國兵也以二敵一，用步槍擊斃了日本兵。我們一起往山裡逃走了。

　　當時山區有中國的游擊隊，日本人怕被伏擊，不敢離開軍路，也就沒有追上來。當時我已經身無分文，方軍長之前發的獎金全被日本人沒收了，衣服只有身上的一套，之前收集的很多小說全留在了軍營里。但是這一路上，只要有人家，只要說我們是守衡陽城的，老百姓就會很熱情地拿出食物給我們，連肉都有。

　　幾天後，我們終於逃出衡陽城到達武岡，當時王耀武的第74軍就在那裡。

　　採訪手記

　　“中國有幾個方先覺?每個人都應該欽佩他!”

　　盧爹一點都看不出有八十四歲了。每次下車我下意識想扶他，他總擺着手說不用不用。他走路穩穩噹噹，“我們種莊稼的人，就是身體還可以”。那天，他準備到抗日紀念碑前獻花，許多志願者爭着去扶，他卻很安靜地讓他們“架着”，什麼也沒說，更沒做那個擺手的動作。

　　我幾乎沒見過他太明顯的情緒，總是淡淡的。只在別人聽不懂他的湘潭話時，才費力地提高聲調。這一點，他與另一位老兵楊光榮老人恰成對照。

　　比如兩人並排坐着接受獻花合影時，閃光燈下，楊老腰挺得筆直，微微發紅的臉上帶着笑意;瘦小的盧爹卻是一副在家裡看電視的樣子。後來，正式祭奠陣亡戰友，楊老念着祭文，淚水止不住地往下掉;站在他後面的盧爹卻只是垂手立着。過後，我問他聽清楚楊老邯鄲口音濃重的祭文沒有，他輕輕一笑，“當然聽懂了，他寫得真好，到底是黃埔高材生，我非常感動”。

　　盧爹有一個習慣動作：每次被問到不着邊際的問題，會身子往後一仰，嘴裡念叨，“那哦四(方言：怎麼)可能咯”。但接着他還是平心靜氣作出解釋。採訪的人來了一撥又一撥，“您當時看到方先覺沒?”“最後一電是怎麼發的?”……同樣的問題我都聽得心煩起來，盧爹卻還是每次都從頭開始講，且內容、聲調沒有任何變化，直到被另一個人的另一問題打斷為止。

　　盧爹家住湘潭市姜畲鎮。他的黃黑色平房縮在一片廣大的青色稻田之間，我提着東西，只敢緊盯着腳下的路。“明年這裡就修通啦!”因為太害怕掉到水裡，我沒聽出他這句話是高興還是歉意。剛拐過最後一個彎，盧娭毑已經在屋前的小平地上招呼：“老倌子你就回來啦!”——我確信這是欣喜的聲音。同時冒出來的還有幾隻雞和一條狗，盧爹高大的兒子也走了出來。

　　在鄉間乾淨的空氣里呼吸，我突然想起盧爹念念不忘的那位老鄉，“不知道他跑去台灣幹什麼，回家多好”。經歷了九死一生的青少年時代，做一個大地間普通的農民，就是他下意識追求的平和與幸福?可惜我無從揣測。

　　不過，回來之前，在中央銀行舊址門口，被問到方先覺是不是一個好將軍時，盧爹突然大聲說道：“中國有幾個方先覺?每個人都應該欽佩他!”這是我貼身採訪了他兩天，唯一一次看到他激動起來的時候。

　　■文/實習生王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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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洪熙與《血淚憶衡陽》

　　蔣洪熙，江西泗陽人。1940年參加抗戰，隸屬國民革命軍第十軍，歷經第三次長沙會戰，常德會戰和衡陽會戰。1944年衡陽一役後，重傷右腿，終生殘疾。1946年，回憶撰寫《血淚憶衡陽》，以紀念那些“長官、同事、尤其我那些忠貞的勇敢的子弟般使我永遠不能忘卻的部下”。1989年在河南去世。2005年，蔣洪熙的外孫盧華磊開始整理書稿並出版。2007年，中國細菌戰受害者訴訟原告團團長王選將此書翻譯成英文，並與盧華磊合作共同完成圖書《1944衡陽會戰親歷記》，於2012年6月出版。

　　6月29日(第7天)

　　22:30，日軍陣地響起軍號、海螺、牛角、瓷瓶胡笳、銅鑼、大鼓、牛吼、馬叫、喊殺聲。火球、火把照耀如白晝，一群牛馬、頭角綁有利刃，渾身燃火，後面跟着紅髮、身着古怪服裝，打扮成妖魔，向陣地撲來，陣地被踩毀，一片混亂。

　　7月1日(第9天)

　　夜，日軍在湘江東岸的丁家碼頭、王家碼頭、粵漢碼頭集中兵夫高聲吵鬧，並將木鍋蓋、桌子等上邊放上蠟燭，由湘江上游放下，造成強行渡江的假象，我軍打了一夜才知道上當。過了幾天，日軍又將許多狗和牛放入江中，我軍聽到划水聲，以為這次是真的是敵人渡江，又火力掃射，天明後我軍下游守軍將動物屍體撈上來統統吃掉。

　　7月18日(第26天)

　　入夜，明月當空，軍長(方先覺)和幕僚在中央銀行平台上賞月，唱《清風寨》一曲。江東岸日軍打了好幾槍過來。

　　8月2日(第41天)

　　深夜，1營3連1排2班班上(李)帶領幾個士兵，下河網魚，被日軍發現，誤為要渡河，幾十隻手電直照河面，步、機槍一起射擊，班長和1名士兵中彈身亡。倖存的扛了血淋淋的魚回來，號啕大哭。

　　8月7日(第46天)

　　防守大西門的28團團長(曾京)看到敵人快攻到軍部，帶領幾十個弟兄去救援軍長(方先覺)，請求軍長由他們保護突出重圍。遭到軍長斥責：“你不要管我，你要守住你的陣地，趕快回去。”

　　“我的親人啊!”

　　我剛看到它時，它還是破破爛爛、紙張發黃的殘稿。裝訂在一側的藍色棉線已經脫落崩斷時刻有散夥的危險。母親帶了老花鏡讓我幫忙穿針走線，認認真真地又“線裝”了一次，這次是白色的棉線，和原來的藍色棉線相交互映，反而給這個小冊子增色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