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上將李聚奎回憶遵義會議前後

遵義會議前後

紅一方面軍渡過湘江之後，廣大指戰員眼看部隊損失慘重，人員驟減，無不痛心疾首。

那時我們的心情，正如劉伯承同志在他《回顧長征》一文中所描寫的:“廣大幹部眼看反五次‘圍剿’以來，迭次失利，現在又幾乎瀕臨絕境，與反四次‘圍剿’以前的情況對比之下，逐漸覺悟到這是排斥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貫徹了錯誤的路線所致，部隊中明顯地滋長了懷疑不滿和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這種情緒，隨着我軍的失利，日益顯著，湘江戰役，達到了頂點。”

中央紅軍一渡過湘江，國民黨蔣介石就覺察到我紅軍要到湘西去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意圖，於是他一方面調集劉建緒、薛岳兩部主力十多萬人，配置在湘兩城步、綏寧、靖縣、合同、武岡一帶，布成一個大日袋，等着紅軍往裡鑽。一方面在我紅軍前進的道路上，構築碉堡，設置新的封鎖線，全力堵擊紅軍北上。

與此同時地處湘鄂川黔邊的紅二、六軍團，為策應中央紅軍北進，在賀龍、任弼時、肖克、王震等同志的率領下，雖然曾向敵人發動強大的攻勢，並消滅了敵軍兩個師，佔領了澄州、桃源，威脅常德。但因城步、武岡已被敵軍佔領，中央紅軍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道路被堵了，要實現原來的計劃已經成為不可能。

面對這種不利情況，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者仍把希望寄托在與紅二、六軍團的會合上。一方面繼續電令賀龍、任弼時、肖克、王震同志由湖南常德地區向湘西北發展，一方面強令中央紅軍北上，硬要往敵人的“口袋”里鑽，我軍處境十分險惡。

十二月十一日，中央紅軍佔領湖南通道。這時，中央領導同志開了一個臨時會議，討論進軍方向問題。會上，毛澤東同志深刻分析了敵我形勢，堅決主張中央紅軍轉向西南，到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去，以擺脫湘西之敵，爭取主動，使已經跋涉千里、苦戰兩月的部隊得以休整，恢復體力，提高士氣。毛澤東同志這一主張，得到了大多數同志的贊成和支持。但仍未能說服博古及李德等人。

十二月中旬，大概是在通道會議的一周之後，我一軍團先頭部隊向貴州黎平前進。當時黎平有貴州軍閥王家烈部周芳仁旅一個團駐守，但他們在我先頭部隊未到達之前就棄城而逃，潰兵退到十萬坪，駐十萬坪之敵也跟着向後逃跑，一直退到五里橋。貴州敵軍這種望風披靡、狼狽逃竄的情形，同湖南、廣西軍閥及蔣介石的嫡系部隊的情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些情況，引起了到達黎平的中央領導同志的重視和很大的興趣。

接着，中央領導同志又進一步了解到，貴州軍閥王家烈、猶國才、侯之擔、蔣在珍這四個派系名為統一、實則各據一方，時常內訌。王家烈雖名為國民黨貴州省主席兼二十五軍軍長，主持貴州軍政，但實際上能夠由他指揮的部隊只有兩個師而已。還了解到，貴州的統治者為了開闢財源，中飽私囊，除立下名目繁多的苛捐雜悅之外，還公開宣布開禁鴉片煙，種嬰粟、吸鴉片煙到處可見。富人靠鴉片煙發財，窮人抽a片煙傾家蕩產，賣兒賣女賣老婆貧富懸殊，矛盾極為尖銳。特別是軍隊也抽鴉片煙，被稱為“雙槍兵”(一桿步槍加一桿煙槍)，戰鬥力較差，比較好打。

就在這個時候，黨中央在黎平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會議充分肯定了毛澤東同志關於進軍貴州的正確意見，作出了在川黔邊建立新根據地的決議，正式決定中央紅軍改向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區前進。這是在王明“左”傾路線領導者排斥毛澤東同志之後，黨中央在重大戰略決策的問題上，第一次接受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意見，它可以說是我們戰略轉變的開端，是爾後遵義會議得以勝利召升的基礎。

不過，我們紅一師的領導幹部得知這次會議精神是在我們離開黎平以後的行軍途中。一天，我們紅一師正在一個小鎮上休息，恰遇中央縱隊的前梯隊從這裡通過，聽說我們紅一師師部在這裡，前梯隊也停了下來。這時，毛譯東、周恩來、朱德同志，記得還有王稼祥、張聞天、博古等中央領導同志，一起來到我們師部。那天，我們司令部炊事班剛好宰了一口豬。我們師的兒個領導，一面讓炊事班淮備飯，一面向中央領導同志彙報情況。在我們彙報的過程中，幾位領導同志互相插話，笑聲不斷。其間，毛澤東同志說話最多，他關切地詢問我們部隊吃得怎麼樣？病號多不多？休息得好不好？恢復疲勞(那時毛主席也用這個詞)沒有？

他們談話後，接着就是吃飯。那時招待領導同志吃飯，只要有點肉，就算是好飯了。他們見炊事班一下子端上來了好幾盤肉，高興得很。記不清是誰了，見上來了肉，竟喊了起來:“嗬，還有這麼多肉呢!”飯桌上他們邊吃邊談。笑語不斷，連半個多月來愁眉不展、束手無策地博占同志，此時也活躍起來，說話很多。中央領導同志們如此興高采烈是我們長時間沒有見過的。我們猜想，一定是在什麼重大的戰略決策問題上，他們已取得了一致的意見。但由於他們誰也沒有向我們提起，所以我們也不便於發問。

中央領導同志吃完飯正出門時，碰上李德進來。毛澤東同志用手往後一指，告訴李德說:

“裡面有飯，快去吃吧！”

毛主席對李德說的這一句話，本來是一句很平常的話。可是後來人們把它變成了“毛生席說李德是飯桶”的笑話。我們覺得這樣說不太好，但一下也糾正不過來。這也難怪，因為那時大家對李德確實很反感，特別討厭他那一套論調:什麼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有三十多個縣，十萬軍隊，是一個國家呀!什麼作為一個國家的軍隊就是正規軍，應該打正規戰，應該禦敵於國門之外、寸土必爭呀!還有什麼短促突擊呀!什麼以堡壘對堡壘、積小勝為大勝呀，記得在第五次反“圍剿”開始不久的時候，有一次他在一軍團的師、團長會議上，給我們講“短促突擊”的戰術課，從頭一天晚飯後，一直講到第二天早晨。更加討厭的是他完全憑地圖指揮部隊打仗行軍，至於地圖準確不準確？部隊吃上飯吃不上飯？有沒有睡覺休息的時間？

這些他都全不考慮。所以，廣大指戰員把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長征以來的失利歸咎於他，也是可以理解的。

十二月二十日左右，一軍團在向劍河前進途中，接到了中央政治局黎平會議《關於在川黔邊建立根據地的決議》，當即由軍團政委聶榮臻同志向我們師以上幹部進行傳達，當我們聽到“鑒於目前所形成的情況，政治局認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並且是不適宜的”，“新的根據地區應該是川黔邊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時，大家高興地鼓起掌來。當我們聽到“在向遵義方向前進時野戰軍之動作應堅決消滅阻攔我之黔敵部隊，對蔣湘桂諸敵應力爭避免大的戰鬥”時，我們又會心地笑了。因為大家感到毛澤東同志在中央根據地那一套“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的克敵制勝的戰法又回來了。

隨後，紅軍按照中央軍委的命令。分兩路挺進，一路上連戰皆捷，進軍迅速。十二月底，全軍部隊逼近烏江南岸。當時中央軍委授命一軍團先渡烏江我紅一師在軍團長林彪、政委聶榮臻的指揮下，於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進抵回龍場渡口。時值新年，但部隊指戰員沒有舉行聯歡，而是組織討論如何完成突破烏江、拿下遵義的戰鬥任務。

這時貴州軍閥的軍隊在沿江各渡江口構築江防工事，妄圖憑藉烏江天險，阻攔紅軍於烏汀南岸。國民黨中央軍吳奇偉、周渾元兩個縱隊，在尾隨我軍進入貴州後，也已到達黃平、三穗、鎮遠一帶。因此迅速強渡烏江，就成為紅軍的頭等緊迫任務。

我師在回龍場組織強渡時，由一團任前衛。一月二日，指戰員不顧風雨交加，在團長楊得志、政委黎林同志的帶領下，一方面用火力壓制對岸敵人，一方面組織十幾名勇士，選擇下游水勢較緩的地方強渡。三日上午強渡成功了，全師及後續部隊安全渡過烏江。與此同時，紅二師也在江界方向經過同敵人的激烈戰鬥之後，於三日渡過烏江，隨後又佔領了遵義城。

一月十五日，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遵義會議就在這裡勝利召開了我們黨揭露和批評黨中央在第五次反“圍剿”中以及長征初期在軍事領導上的錯誤，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

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被確立了，他把黨的路線轉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軌道上來，就是始於這次會議。

遵義會議之後的四渡赤水戰役，充分顯示了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巨大威力，直接反映了遵義會議的偉大成果。

我一方面軍攻下遵義之後，蔣介石糾集了湘、川、桂、黔各軍閥部隊以及嫡系薛岳兵團共一百五十多個團的兵力從四面八方向遵義急進，妄圖圍殲我方面軍於烏江西北的狹牢地區。

中央軍委及毛譯東同志為了打破敵人企圖從四面八方圍攻我一方面軍這個嚴重局面，一方面決定乘敵人尚未形成合圍之前，指揮紅軍由遵義地區向川南前進，北渡長江。一方面要求在川陝邊境的紅四方面軍“乘蔣敵尚未完全入川實施‘圍剿’之前，密切協同作戰”，西渡嘉陵江南下，牽制川敵，使敵人不能集中兵力於長江一線，同時要求在湘鄂川黔邊境的紅二、六軍團積極向東出擊，牽制湘鄂之敵，策應紅一、四方面軍作戰。

當時，中央確定一方面軍向四川進軍，北渡長江，選定的渡江地點是在宜賓到瀘州一線。

一月十九日，一方面軍分兵三路指揮北上，向赤水縣方向前進。我紅一軍團從桐梓出發，於一月二十三日進佔東皇殿(今習水)，驅使黔敵侯之擔部向南北逃竄。隨後我紅一師為全軍開路，經猿猴(元厚)場向旺隆場方向疾進，一月二十六日在離赤水縣約三十里的黃破洞，與由赤水縣向土城開來的川敵章安平旅遭遇，敵先我佔領右側高地並憑藉左邊的工事對我師施行火力封鎖。我師陷於敵人三面包圍之中。

此時，中央縱隊與三、五、九軍團已抵達土城。但由溫水而來的四川軍閥部隊也緊追不捨其先頭部隊郭勛祺旅和潘佐旅的第六團在土城東北的青杠坡、石羔嘴一帶與我後衛的五軍團形成對峙。一場惡戰在土城地區展開了。

為了消滅川敵郭勛祺部，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同志都親臨前線指揮，二十七日，他們一方面電令我紅一師在黃陂洞阻止敵人南下，一方面令三軍團、五軍團及午部團全部，遷回包圍郭旅。當時我師雖受敵三面包圍，但為了土城戰鬥的勝利，仍英勇抗擊敵人的多次進攻。紅二團的領導同志見情況危急，曾建議撤出戰鬥。我說，我們在這裡多堅持一個小時，土城的戰鬥就多一份勝利的把握，不到萬不得已時不能撤。遂又堅持到第二天的黃昏才撤出戰鬥。

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同志鑒於土城鏖戰終日，雖殲敵一部，但敵人的援軍即將趕到，原定進佔赤水、北渡長江的計劃，已為敵人所阻，不能實現，久戰對我不利。於是中央軍委當機立斷，下令連夜撤出戰鬥，於一月二十九日拂曉前，從猿猴場、土城西渡赤水(即一渡赤水)向古藺開進。

當我師在猿猴場渡口準備渡河時，毛澤東同志派總司令部的一位參謀到渡口來找我們，要我和政委黃甦、參謀長耿飈、政治部主任譚政同志到他們那裡去。這是我在長征途中第三次見到毛澤東同志。

毛澤東同志這次見到我們(耿飈同志因指揮部隊過河未到)時，對我們講了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遵義會議。毛澤東同志告訴我們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解決了軍委的領導問題。並說思來同志起了重要作用，這是我們紅一師的領導同志第一次聽到了遵義會議的有關情況。而且還是由毛澤東同志親自給我們講的，因此印象特別深刻。

當我們聽到這次會議“解決了軍委的領導問題”時，大家非常高興。因為這個問題是長征以來大家最關心的問題，是當時黨心所向，軍心所歸。雖然黎平會議決定轉兵黔北以後，我軍已由原來處處同敵人“決一死戰”的方針改為“避強攻弱”、“避尖擊虛”的方針，不再往敵人布置好的口袋裡鑽了。但是軍事領導上的問題不解決，還難以從根本上保證長征的勝利。遵義會議精神所以過了十多天以後才傳到紅一師，分析起來，大概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因為一軍團在黨中央召開遵義會議之前，已進到離遵義五十公里以外的桐樣、松坎地區，且遵義會議一結束，我師就奉命作為先頭部隊向赤水方向前進，軍情緊急來不及向我們傳達。另一方面是參加遵義會議的軍團政委聶榮臻同志，因腳打飽化膿未好，坐擔架隨中央縱隊行軍，沒有回到前方部隊。再一方面，不能不說同林彪對遵義會議的態度暖昧有關。在第五次反“圍剿”中，林彪是李德“短促突擊”戰術的積極鼓吹者和追隨者，在遵義會議上當李德受到批評，而林彪又沒有發什麼言，遵義會議結束後，林彪又同意李德跟一軍團行動“體驗生活”。因此，雖然林彪在參加遵義會議後就回到了部隊，但卻沒有及時地給我們傳達會議精神。當然，這是事後的分析，當時我並沒有察覺到這一點。

毛澤東同志講的第二個問題是關於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問題。他說:’‘你們一師在長征途中幾次被敵人側擊，都隨機應變地處理得很好，你們避開了敵人的鋒芒，按照軍委的意圖，當機立斷，這是正確地執行了軍委的命令，今後這樣的情況還會很多，就是要發揮機動靈活的作戰方法。”

機動靈活，是毛澤東同志一貫倡導的戰略戰術指導原則。在中央蘇區的一、二、三次反“圍剿”中毛澤東同志而對強大的敵人，採取了誘敵深入，隱蔽主力，突然襲擊，先打弱敵，後打強敵，各個擊破等一系列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原則，指揮我軍連續取得勝利。在第四次反“圍剿”中，也由於繼續運用了毛澤東同志關於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思想，因此仍然取得了偉大的勝利。而這時毛澤東同志所以又再強調發揮機動靈活的作戰方法，其用意，按我當時的理解I Fill了要我們不要忘記五次反“圍剿”以來的經驗教訓之外，着重還是告訴我們，不要因為目前軍委改變從宜賓到滬州一帶北渡長江的計劃而產生別的什麼想法，而且“今後這樣的情況還會很多”，要作好思想上的準備。

毛澤東同志對我們講的第三個問題是關於部隊的縮編問題，毛澤東同志說“部隊到扎西以後要進行縮編。準備把師改為團你(指我)這個師長就要當團長啦戶接着，毛澤東同志問我:

“你看行不行?”

“行!沒有問題！”我回答說。

“對啊I應該沒有問題，你就只有那幾個兵嘛!名義上雖是一個師，實際上只是一個團。”毛主席又問:“你們一師還有多少人？”

“還有三千多人。”我回答說

“三千多人編一個團又太多了點，這個到時候根據情況再定吧!”(後來到扎西，一軍團除把師直屬隊精簡之外，其餘編製未變。)

當時我和黃蛙、譚政同志都為能得到毛澤東的親自指示而特別高興，回來後立即向師里的其他幹部作了傳達。大家聽了都非常興奮表示一定要按毛澤東同志講的辦。

“紅軍的作戰線，服從於紅軍的作戰方向。作戰方向不固定影響到作戰線不固定。大方向雖在一個時期中是不變更的，然而大方向內的小方向則是隨時變更的，一個方向受了限制，就得轉到另一個方向去。一個時期之後大方向也受了限制，就連這種大方向也得變更了。”這是毛澤東同志一九三六年寫進《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的話，而在當時也就是這樣做的。

當我一方面軍各部於二月八九日到達滇東北扎西時，蔣介石急調滇軍三個旅到鎮雄地區堵擊，又令川敵十多個旅由北向南壓來，中央軍周渾元向扎酉地區撲來。這時，中央軍委及毛澤東同志縱觀全局，審時度勢，鑒於各路敵軍奔集而至，而黔北敵軍薄弱，決定利用敵人判斷我軍仍將北渡長江的錯覺出其不意，先揮戈東指，返回川南，然後再重入貴州。於是，紅一方面軍各部於二月二十日二渡赤水河。甩開了川敵，使蔣介石妄圖合圍紅軍的企圖落空。

我師經古藺以南在太平渡二渡赤水後，先頭部隊紅一團在團長楊得志同志的帶領下晝夜兼程向東前進，二十四日晚到達桐柞，趁黑夜展開攻城，不到兩個小時，守敵黔軍第四團蔣德銘部兩個連便向婁山關潰逃，二十五日拂曉，我軍再占桐樺城，揭開了遵義戰役的序幕。

紅軍突然回師黔北，直指遵義，這是蔣介石所未料到的。他為阻攔紅軍挺進黔北，除急令中央軍向遵義靠攏外，貴州軍閥王家烈還親白到遵義坐鎮指揮，令其精銳部隊劉鶴鳴的第六團守婁山關，企圖憑天險頑抗，以待援軍。但在紅三軍團的強大攻勢丁和一軍團的配合下，經半天的時間反覆衝殺，素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稱的婁山關，遂為我紅軍佔領。

奪得婁山關，遵義就無險可據了。一、三軍團乘勝向遵義方向展開了追殲戰。二十匕日，彭德懷同志指揮三軍團佔領遵義。我師進抵遵義時，沒有進城，而是從城東門外打到南門外，配合三軍團作戰，先打垮了敵人的增援部隊，隨後又同三軍團一起猛追逃敵，直到烏江邊。由於敵人砍斷了江上的浮橋，才免於全部覆滅。整個遵義戰役至三月一日上午結束。

一周之內紅一方面軍連下桐梓、婁山關、遵義，殲滅和擊潰敵人兩個師又八個團，取得了長征以來的第一次大勝利，打掉了敵人的囂張氣焰，鼓舞了我軍士氣。

我軍取得第二次佔領遵義的勝利後，即移師遵義城西南約三四十里的鴨溪地區休整約一星期，這是從江西出來第一次打了大勝仗並得到了較長時間的休息，部隊情緒很高，指戰員們都異口同聲地說:還是毛主席來領導好，毛主席一指揮，就打勝仗。

我軍在鴨溪地區休整後，敵人又重整旗鼓，北渡烏江向我襲來。於是我軍迅速主動放棄遵義，於三月十六日在茅台三渡赤水，再次向古藺方向前進。敵人以為我軍仍要北上，趕緊改變部署，不料毛澤東同志指揮我們掉頭向東，於三月二十一日從二郎灘，太平渡一線四渡赤水，然後又掉頭南下，從而把北線的敵人甩得遠遠的。

我紅一方面軍從一九三五年初起，能夠改變軍事上不利局面，轉危為安，變被動為主動，縱橫馳騁於川、滇、黔廣大大地區，遷回穿插於數十萬敵軍之間，調動敵人，打擊敵人，殲滅敵人，使蔣介石一個又一個“圍剿”紅軍的部署失靈使紅軍安全擺脫了敵人的重重包圍，繼續順利地長征。這一切，沒有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是不可想象的。因此，遵義會議確確實實是我黨歷史上一個生死彼關的轉折點，共偉大的歷史意義是永遠不司磨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