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遵義會議凱豐諷刺毛主席不會打仗，主席回復後他無言以對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了決定紅軍命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遵義會議。

在會議上，毛主席指出了李德、博古等人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對幾人造成戰略失誤的原因做出了客觀的分析。毛主席的這次講話無論是客觀性還是合理性都受到了大部分與會人員的支持。

凱豐

然而當毛主席說完後，時任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凱豐卻站起來表示反對，並且對毛主席進行了挖苦：

“你毛澤東懂什麼是馬列主義嗎？頂多是看了些《孫子兵法》、《三國演義》，你的軍事戰略都是從那裡來的！”

隨後，毛主席淡然地說了兩句話，卻讓他無言以對。

毛主席如何“回懟”？此人最終結局如何？

一條錯誤的路

自從1930年10月到1931年10月，國民黨反動派對中央蘇區發動了三次“圍剿”，但是這三次圍剿在毛主席和朱德的領導下，都化險為夷。

他們貫徹積極防禦的方針，實行“誘敵深入”等戰略，先後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的三次“圍剿”。

然而，毛主席這正確的指揮卻被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判定為錯誤戰術，還剝奪了他的軍事指揮權，並且強調一定要執行以王明為首的中央局命令。

雖說毛主席的軍事指揮權被剝奪，但是一直緊跟毛主席步伐的周恩來、朱德等人依然貫徹着毛主席的思想。

在1933年3月，周恩來等人並未按照王明的要求執行中央局命令，運用以往反“圍剿”鬥爭的經驗，成功的粉碎了蔣介石的第四次“圍剿”。

可是好景不長，1933年1月臨時中央被迫從上海遷往江西瑞金，在同年10月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也到達了江西瑞金。

他的到來，讓“左”傾教條主義錯誤越發擴大。

1933年9月，蔣介石調集百萬軍隊發動了第五次“圍剿”，但是不同於以往的是毛主席等人已經被剝奪了軍事指揮權力，現在中央紅軍要完全按照李德的蘇聯紅軍正規戰戰法。

李德

由於理論脫離現實，過去反“圍剿”的經驗也被拋之腦後，所以紅軍局勢越來越差。

在1934年4月，國民黨攻擊中央革命根據地廣昌，面對國民黨巨大的軍事壓制，卻依然沒有撤退，經過18天的浴血奮戰，紅軍傷亡慘重，廣昌失守。

從7月到9月，中央革命根據地頻頻失守，在李德指揮的短短兩個月時間裡，紅軍已經沒有了扭轉戰局的可能性。

毛主席、周恩來等人痛心疾首，但是卻無能為力。

10月10日，中共中央已經沒有還手的餘地，被迫開始戰略轉移，走上了長征之路。

然而，更大的噩耗還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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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1月28日，紅軍以慘重的代價保住了向湘江前進的通路，突破了敵人的封鎖線。可是紅軍付出的是血的代價，由出發時的8.6萬人變成了3萬人不到。

在這之後，李德根本看不到形勢的轉變，在面對如此巨大的損失，他依然強調着“左”傾中央局的命令，要求紅軍按照原來的戰略方針向北與紅二、六軍匯合。

可是，蔣介石早已洞察他們的計劃，在北出湘西的路上布置了大量兵力。可以說，以當時的情況，依然往北與紅二、六軍匯合直接就是“羊入虎口”，說不準會落下個全軍覆沒的下場。

聽聞他的計劃後，毛主席意識到了事情的嚴重性，立刻召開了緊急會議。

他認為目前的情況如果強行往北區必然會損失慘重，說不定還會全軍覆沒。現在應該向敵人最薄弱的地方去，往西面敵軍勢力薄弱的貴州進發。

毛主席的提議得到了周恩來、朱德等人贊同，在眾多領導的提議下，決定以毛主席的建議為主：“脫離湘西，西入貴州，尋求機動。”

自從這名“洋顧問”李德和黨中央負責人博古指揮以來，讓紅軍在突破國民黨第五次“圍剿”的封鎖線時遭受了巨大的損失。

這些血的教訓，引起了紅軍內部大部分指戰員的憤怒和不滿。整改紅軍內部的指揮和領導已經成為目前的主要問題。

於是，在1935年1月15日，在貴州省遵義召開了遵義會議。

這個會議被稱為是“偉大轉折”，但是這場會議上卻有着不小的風波。

誰正確、誰錯誤、走着瞧

會議開始後，先由博古作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在他的報告中一直在辯護着自己和李德的“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他在會上強調說：

“這次反‘圍剿’的失敗不能就局限於我和李德的指揮錯誤，更多的是因為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力量太過強大，在敵占區我們工作薄弱……，還有後方物資也供應不足。”

聽到博古這麼說，周恩來同志也做出了和他有着天差地別的報告。他認為此次‘圍剿’失利，主要是軍事領導者戰略指揮上有着嚴重錯誤，作為指戰員的他願意為此承擔責任。

隨後還提到了李德、博古的“左”傾錯誤，並且針對博古的辯護總結強調說：

“只有改變錯誤的領導，紅軍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

這句話一出，引起了在場所有人的共鳴，大家都爭先恐後地討論着李德、博古的在軍事指揮上的失誤。

此時張聞天站起來作了報告，他直言就是針對博古的報告：

“第五次反‘圍剿’紅軍接二連三的失敗主要就是李德、博古在軍事指揮上犯下的一些列錯誤，剛才他說那些客觀原因，在我看來就是推脫責任！”

在張聞天說完後，毛主席批判了李德、博古在第五次反“圍剿”行動中的錯誤指揮，並且以前幾次“圍剿”的成功案例反駁了博古口中所提到的客觀原因。

在幾人發言完畢後，會議上多人提議撤銷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力，且毛主席有軍事上的最高領導權。

這個提議一出，得到了會上多數同志的支持和擁護。可是，就在眾人決議之際，一個人站了起來站在了博古的立場投出了反對票：

“我反對撤銷博古同志的權力，更反對毛澤東有最高軍事領導權！”

此人正是紅9軍團的中央代表凱豐。

面對質疑他開始挖苦毛主席說：

“你懂得什麼是馬列主義嗎？頂多是看了些《孫子兵法》、《三國演義》罷了，你的軍事戰略都是從那裡來的，現在用不着了！”

他的“囂張跋扈”引的在場很多人都非常不滿，因為這幾個月里紅軍在他辯護的錯誤路線下損失慘重，這讓朱德也壓不住性子，打算起來和他理論一番。

朱德正要發難，毛主席拍了拍他的肩膀，又將他壓住，凱豐接着不依不饒地說到：

“你那些東西，並不見得高明！依我看你就不懂軍事策略，還怎麼做軍事指揮！”

凱豐貿然的評論，讓會議的氣氛達到極點，兩個立場不同的對立都在等待着毛主席的回應。

毛主席站起來，神色淡然地問到：

“我說凱豐同志啊，你知道《孫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嗎？第一篇題目又叫什麼？它的第一句話又說了什麼呢？”

前左二：凱豐

凱豐面露難色，對於毛主席突然的發問，他沒有了剛才的底氣，結結巴巴地說：“我……我不知道。”

毛主席笑着說：“你也沒看過《孫子兵法》，你怎知道我打仗就是靠《孫子兵法》呢？再說打仗形勢那麼緊張，得很快做出決策，誰還記得那些書呢！”

凱豐無言以對，此時他已經坐回了座位，只能心有不甘地看着面前說話的偉人。

毛主席接著說到：

“你們這些人不是學過‘四大教程’嗎？難道你們打仗都是用四大教程？如果是這樣那你們完全就是教導主義！”

此時凱豐看向博古，而博古也只能低頭不語。面對毛主席的疑問和批判，凱豐和博古等人再也組織不出反駁的言辭。

凱豐因為在蘇聯學習時就與博古相識，二人因同校情義，在蘇聯學習時便已經是情同手足。在凱豐學習畢業回國後，便和博古走得非常近。

在遵義會議之前，博古就已經去和凱豐“通了氣”。博古早知道這個會議就是衝著自己指揮的失誤來的，並且肯定會剝奪自己的權力。

但是他如今已經失去了眾人的支持，面對窘境他只能拉攏凱豐，站在自己的立場，爭取權力。

博古

可讓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會議上除了凱豐，沒有任何一人站在博古的立場。除了李德不同意對他們批判外，在場的所有人都站在他們的對立面。

會議結束後，作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取消了李德、博古的最高指揮權，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

在會議的最後階段，凱豐不得不承認李德、博古在軍事路線上的錯誤，但是他依然反對撤銷他們的權力，公開說：

“誰正確，誰錯誤，走着瞧！”

凱豐在會後的這句話並沒有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誰對誰錯的確是走着瞧。

在往後的軍事活動中，毛主席作為最高軍事指揮，先後出現了一系列用兵奇蹟。

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自從遵義會議結束後，中央紅軍在毛主席的帶領下，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勝利。

也驗證了凱豐說的那句話：“誰正確，誰錯誤，走着瞧！”，如今看來，誰對誰錯已經有了定論，“走着瞧！”也瞧見了。

那麼這個在遵義會議上公然諷刺毛主席的凱豐，最終獲得怎樣的“下場”？

“下場”

在遵義會議過後，凱豐的所有職務就被撤銷了。這就當作是維護錯誤路線、公然嘲諷領導的“懲罰”，但是事情並沒有就此結束，中共中央和毛主席都決定要給他改正錯誤的機會。

1935年2月5日，中央政治局舉行了扎西會議。在這個會議上凱豐作出了非常真誠的自我批評。

在黨中央、毛主席、張聞天的引導下凱豐很快就認識到了錯誤，轉變了立場，再一次得到了中央的信任。

一周後，中共中央決定舉行扎西群眾大會，人民群眾將在會場公審惡霸蕭增武。對於這次大會，毛主席有了新意見：

“我覺得今天下午的群眾大會，就讓凱豐去指揮吧！他最近表現很不錯！”

凱豐聽說這個消息後大為震驚，立刻啟程前往會場，面對數千群眾發表了講話，還鼓動當地居民踴躍參軍。

在不久後，在毛主席的推薦下凱豐恢復了原來的職位，回到了紅9軍團。在以後的戰鬥中與戰士們出生入死，活躍在長征途中。

左起第四凱豐

後來在凱豐的自傳里，他寫到：

“因當時對過去中央蘇區所犯的錯誤不了解，在遵義會議上我堅持了錯誤的方向，現在想起來真是幼稚可笑。”

自從回到紅9軍後，凱豐就始終立場堅定地站在了以毛主席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路線上，參與和領導宣傳工作，並且和他“挖苦”的毛主席有着深厚的情義。

凱豐：“他的謙虛和偉大不是一般的！”

1937年12月9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延安舉行。王明打着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旗號鼓吹“一切服從”的錯誤主張，引起了在場所有人的爭論。

和當時遵義會議一樣，但是這次凱豐堅決地站在了毛主席的立場。

當王明成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時，他推行右傾投降主義。而凱豐第一個站出來發言，批判了王明的路線錯誤。

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

在延安的整風運動時，凱豐不看淡過往，將自己的以前的教條主義錯誤和遵義會議上的表現作為反面教材，做出了誠懇的自我批評。

整風運動開展時，毛主席和凱豐聯名召開了“延安文藝座談會”，這是毛主席一生中唯一一次與人聯名召開會議。

這次會議由凱豐主持，他收集了大量有針對性的材料，處理了很多問題。在他的幫助下，毛主席作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1942年9月15日，毛主席致信凱豐，與他商談改進黨的宣傳問題，並命令他負責指導中央研究院的工作。

在信中除了工作外，毛主席還安慰凱豐：

“不愉快的事，過一會兒也就好了。”

1943年4月，凱豐為慶祝毛主席五十壽辰，親自製定了一個宣傳計劃，打算在慶祝壽辰之際，宣傳毛澤東思想。

而毛主席在4月22日時給凱豐致信：

“目前是內外苦難之際，生日決定不做，做生日太多，會生出不良影響。我認為我的馬列主義思想還不成熟，體系也還不成熟，還是學習的時候，不是鼓吹的時候。”

凱豐看了這封信，羞愧難當，當初他諷刺毛主席不懂馬列主義，如今毛主席這麼說，讓凱豐萬分自責。

在這件事後，凱豐與朋友談論起毛主席，他經常這麼說：

“毛澤東同志的謙虛和偉大不是一般的。”

1945年4月，黨的“七大”選舉中央委員，會上許多人因為凱豐曾經在遵義會議上的錯誤拒絕投凱豐的票。

然而，儘管毛主席先是建議凱豐在會上發言時積極檢討自己的錯誤，後來還親自出面做多次的解釋，可凱豐還是落選了。

在凱豐沮喪之際，毛主席來到凱豐的辦公室，表達了惋惜和無奈。最後離開時，他拍了拍凱豐的肩膀對他說：“想開些，向前看！”

毛主席從未計較過凱豐在遵義會議上的挖苦，除了王明、李德說他是“鄉巴佬”、“山溝里的馬列主義”外，這樣的挖苦凱豐就是唯一的一個。

不過據後來毛主席的話說：“他倒是逼我翻了翻《孫子兵法》。”

當時毛主席也沒有看過《孫子兵法》，當凱豐說他憑藉《孫子兵法》打仗時，毛主席還非常疑惑，《孫子兵法》他從未看過，為何又成了他打仗的憑證了。

後來毛主席在西安工作時，特意囑咐葉劍英：“一定要給我買一部《孫子兵法》！。”

自從那之後，毛主席就開始研讀起中外的所有軍事著作。往後談及此事，毛主席只是一笑而過：“看過《三國演義》，但是沒看過《孫子兵法》啊！”

尾聲

1952年9月，凱豐奉命進京擔任了中宣部副部長。

1955年3月23日，凱豐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49歲。

中共中央秘書長、政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同志主持追悼會，會上肯定了凱豐對於黨的理念在宣傳工作上做出的卓越貢獻，評價凱豐光明磊落的一生。

凱豐的可貴之處就在於知錯改錯，光明磊落。他對毛主席的交集就一句話概括：

“以挖苦始，以欽佩終。”

從他的身上折射出的，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寬廣的胸懷以及毛主席那世人難及的深謀遠慮。

“誰對誰錯，走着瞧！”

歷史可以見證，時間可以說明。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始終帶領我們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參考文獻：

《以挖苦始,以欽佩終——凱豐與毛澤東》孫國林

《知錯改錯的理論宣傳家凱豐》於繼增

《告訴你一個真實的凱豐》孫國林

《應當全面看待和實事求是評價凱豐》劉勉鈺

《遵義會議 偉大的歷史轉折點》楊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