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人民服務”這5個字是毛澤東為他寫的，也成了典範

張思德，1915年出生於四川省儀隴縣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對共產黨和人民軍隊有着深厚感情。1933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同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過長征，作戰機智勇敢，曾在一次戰鬥中創造一人奪得兩挺機槍的戰績，先後三次負傷。1938年任中央軍委警衛營通信班長，工作認真負責，在帶領全班完成機要通信、站崗放哨、開荒生產和建窯燒炭等各項任務中，成績優異。1942年11月部隊整編，調中央警衛團第一連當戰士。他愉快服從組織分配，在毛澤東內衛班執行警衛任務。他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經常幫助戰友補洗衣服、編織草鞋，帶頭幫助駐地群眾生產勞動。1944年，積极參加大生產運動，被選為農場副隊長。7月，進陝北安塞縣山中燒木炭（圖4-1）。他處處起模範帶頭作用，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臟，每到出炭時都爭先鑽進窯中作業。9月5日，因炭窯崩塌，不幸犧牲，時年二十九歲。

9月8日，在張思德追悼會上，毛澤東作了題為《為人民服務》的著名演講，對張思德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革命精神給予了高度評價，“張思德同志是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

張思德當過勤務員、通信員、警衛員，搞過生產，燒過木炭，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黨叫幹啥就幹啥，讓他當班長，他就當好班長，後來因工作需要，改為戰士，他仍然勤勤懇懇，兢兢業業，任勞任怨，不計得失。

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中指出：“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張思德同志就是我們這個隊伍中的一個同志。”從此，“為人民服務”的聲音傳遍了延安，傳遍了陝甘寧邊區，傳遍了全國各解放區戰場。張思德的形象成了“為人民服務”的代名詞，成了一種全新世界觀的紀念碑。毛澤東把他在張思德追悼會上的講話，整理成《為人民服務》這篇文章，於1944年9月21日發表在延安《解放日報》上。

張思德是一名普通的共產黨員、一名普通的戰士。人民的領袖和軍隊的統帥親自為他致悼詞、作演講，這是因為毛澤東從張思德身上，看到了一個共產黨員和一個八路軍戰士所具備的樸素而閃光的本質，而這種本質就是為人民服務，它成為中國共產黨和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最鮮明的特徵。在張思德的身上，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而堅持這個宗旨，正是我們黨和軍隊戰勝一切敵人、戰勝一切困難的力量所在。在延安時期，“為人民服務”思想就被確立為中國共產黨和黨所領導的人民軍隊的根本宗旨。實踐證明，也正是因為與人民群眾建立了血肉相連的關係，我黨我軍才在革命、建設、改革的歷史進程中，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偉大而輝煌的勝利。

新中國成立後，曾製作大量以“為人民服務”為主題的紀念章（圖4-2、圖4-3）。這些紀念章均刻繪毛澤東像，鐫有“為人民服務”題詞。也有不少紀念章還鐫有張思德的形象：張思德背柴燒炭紀念章（圖4-4），毛澤東浮雕像下面鐫有張思德背柴燒炭形象，背景圖為延安寶塔山和窯洞，並鐫有“為人民服務”題詞。

“老三篇”紀念章（圖4-5），有多種版式，毛澤東浮雕像下面鐫有《為人民服務》《寓公移山》《紀念白求恩》三篇文章的主人公形象，特別突出了右邊張思德的形象。

我是1942年和張思德同志認識的。那年冬天，我奉命去中央警備團報到。當時團部駐地在延安棗園村對面不遠的侯家溝村。報到後，經吳烈團長介紹，認識了張思德同志。開始，我在三連，他在一連。不久，又一起抽調到毛主席的警衛班。我們幾個在接受任務時，團長指着張思德、王寶成、王意生、邵振才四位同志對我說：“他們都是老紅軍，你是小八路，你要好好向他們學習。今天調你們去棗園警衛班，保衛毛主席，這是非常重要的任務，又是很光榮的。在必要時，不惜犧牲個人生命，也要堅決保證毛主席的絕對安全。現在由田書元同志帶你們去。”於是我們幾個人都激動地站了起來，表示堅決完成這一光榮任務。

　　在警衛班裡，我和張思德等同志朝夕相處，彼此都比較了解。尤其是，我知道張思德是放牛娃出身，和我一樣有共同的苦難經歷，使得我們兩人之間很快就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彼此的接觸也就多起來。

　　在我的記憶中，張思德同志是一個非常熱愛學習的人。他小時沒有上過學，到部隊後也因為經常處於戰爭環境，難以受到較多的文化教育，只是有時臨時參加一點學習和有關的培訓，因此接受的文化教育也很有限。但是，儘管如此，由於他的努力，仍然識了不少字，而且還能作筆記。他有一個包袱，給我看過，裡面裝着一疊筆記本，筆記本上邊還分別寫有“軍事課”、“政治課”、“文化課”的字樣。在棗園期間，一有空閑時間，他就拿出來，在筆記本上寫寫畫畫。過去，我以為當兵就是站崗放哨、衝鋒打仗這一套，受他的這種熱愛學習精神的啟發和影響，後來我對文化學習也重視了起來，加上以後毛主席的經常督促和強調，逐漸有了進步。

　　張思德同志對黨、對紅軍極為忠誠和熱愛。有一次，他在整理包袱時，我發現裡邊有一顆五角星帽徽，感到很新鮮，便問他：這是哪裡來的？

他說：是在陝西三原縣改編時，為了聯合抗日，上級要求把紅軍原來戴的帽子換下來，改戴有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大家都對換帽子，特別是換掉帽徽想不通，我在換裝時就把原來帽子上的紅五角星留了下來。他用手撫摸着五角星帽徽，又對我說，是劉伯承參謀長給我們做了思想工作，大家才想通的。劉伯承參謀長告訴我們：軍隊的名稱改了，但是它的性質沒有變，我們仍然是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我們這個軍隊就是為了鞏固抗日統一戰線，為全中國人民的徹底解放而戰鬥的！聽了參謀長的話，後來我們就都想通了。

說完，張思德同志便凝神坐着，沉浸在對往事的深深回憶之中。張思德同志的那次談話、舉止和神態，給我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並使我加深了對他的了解，知道他是那樣地熱愛黨，熱愛紅軍，從而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張思德同志為人誠懇、樸實，對於擔任不擔任職務和幹什麼工作，從不計較。他參加過長征，歷盡千難萬險，按說資歷也是夠老的了。到陝北後，又曾在中央軍委警衛營擔任過通信班班長。以後，還被派往南泥灣去開荒種地，並被部隊評選為模範。然而，調到警衛班之後，他只是普通一兵。對此，他從無怨言。在班裡，無論是站崗出勤，還是參加生產勞動，他都能積極帶頭，任勞任怨，絕不計較個人得失。我覺得這種一心為革命的精神很值得學習。因此，在班裡擔負各種任務和遇到一些事情時，就很注意向他學習和看齊。

　　1943年3月，上級根據我的工作情況，調我離開警衛班，專門負責照管毛主席的生活，每天都跟毛主席在一起。這以後，我同張思德同志在一起的時間就少了，只能在見面時打個招呼，但他的身影、言談等，卻一直留在我的腦際，並使我不時注意了解他在警衛班的情況。

　　張思德是1933年10月，告別養母劉光友，懷着對保衛家鄉，解放窮人的信念，來到長勝縣紅軍獨立團當通信員的。入伍不久，他就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部隊雖然離家不遠，但他每次經過家門都不入，一心只顧工作。這支紅軍團隊後來便是紅四方面軍的部隊。在紅軍長征途中，他負過傷，搶救過多位戰友，是一個忠實為人民服務的戰士。

　　不過，張思德能有如此高的思想境界，這與他的生父有很大的關係，他的生父張行品對他的成長產生過重要影響。

　　張行品，1878年11月出生於六合場鄉（今思德鄉）韓家灣村。從小因家境貧寒，沒念過書。他聰明能幹，為人忠厚，樸實本分，與左鄰右舍和睦相處，別人遇到什麼困難，他都能儘力相助。他以租田務家為主，所租的十多畝薄田瘦地，每年打下的糧食，除了交租納佃，所剩無幾，終年辛勞，難以維持生計，只好打臨工、抬滑竿，或擔米、擔鹽、賣水果，掙幾個銅板，維持生計。

　　由於家庭子女多，妻子朱氏體弱多病，長期卧床不起，一家人常有斷炊之憂。因此，就在其四子谷娃子剛過七個月時，因妻子去世，就將谷娃子過繼給胞弟張行忠、弟媳劉光友為子。過繼後，張行品家中仍有五口人，繼妻子去世後，其長子、次子都因生活困難，貧病交加，先後去世。那時，只有他和三兒子思明、三兒媳鄭氏一家三口，苦度時光。

　　紅軍來了，張行品似乎看到了生活的希望。1932年紅四方面軍攻佔了寧強、鎮遠、西鄉三縣的部分地方，社會上到處流傳：“共產黨領導的紅軍，是打土豪分田地，為人民當家做主的部隊。”張行品在頂山、瓦子場等地擔米，聽到消息後，連夜回家，把“紅軍來了”、“紅軍是為窮苦人鬧翻身”的好消息告訴給弟弟張行忠和弟媳劉光友。

　　此後，張行品經常到佃戶家，或在挑鹽擔米途中，向親朋好友宣傳紅軍到來對貧苦人的好處。當時，國民黨地方武裝頭目寧相齊，聽到這一消息後，十分害怕，到處阻止人們傳播“紅軍來了”的消息。

　　1933年1月，紅軍分別佔領了南江、巴中城。張行品聽到消息，興奮不已。為了證實消息是否可靠，他專程前往儀隴、巴中等地打聽紅軍的消息。當他耳聞目睹了紅軍的情況後，心裡更踏實了，星夜趕回韓家灣，來到同房大叔張立品家，向張立品、張立方、陳如萬等佃戶講述“紅軍快要來了”的消息。

　　一月正是寒冷的時節，那天晚上張行品走進張立品大叔的屋院後，一邊靠近火盆烤手，一邊興沖沖地說：“大叔，紅軍是為我們窮人撐腰的，他們來了，叫我們幹啥，我們就幹啥！”張立品十分贊同侄兒的話，點了點頭，連說：“對，對，對！”坐在那裡的十多名佃戶也同時應聲附和着。

　　當年七月初三，許世友率領紅軍隊伍挺進儀隴城。不久，隊伍就開到了張思德他們家——六合場，張行品看到了日夜盼望的紅軍隊伍，見到人就說：“窮人出頭啦！”

　　幾天後，紅軍下鄉開會，動員成立蘇維埃政府。部分農民因受到了當地國民黨的反動宣傳，不敢參加會議。張行品就前往胡倫卻、文才貴、代松維、張立平等十七家貧困戶，做動員工作，對他們說：“紅軍是為窮人翻身求解放的，他們初來乍到，人生地不熟，咱們窮人不去開會誰去開？讓我們成立蘇維埃，這樣的事我們不幹，誰干？”

　　經張行品的一番說服動員，大傢伙都高高興興地去參加紅軍召集的成立蘇維埃的動員大會。沒多久，韓家灣村蘇維埃成立了。張行品被推選為土地內務委員。

　　儀隴、長勝等地成立蘇維埃政府後，川陝蘇維埃政府向各級政府發出擴大紅軍，組織赤衛隊、少先隊、童子團，保衛蘇區紅軍政權的號召。張行品以身作則，事事走在前，不分白天黑夜，走門串戶，宣傳訪問，動員貧苦人家的子弟參加紅軍，並向大家宣傳蘇維埃的“紅屬可以分好田好地、有人代耕”等十大好處。僅十多天時間，他就發動八十多名青年參加紅軍、赤衛隊和游擊隊。他動員有文化、聰明能幹的青年聶紹紅參加紅軍，其家屬思想不通，張行品三次登門做思想工作，反覆向聶紹紅家人說：“有窮人自己的軍隊，才有窮人的幸福日子。”終於使聶紹紅的家人想通了。

　　聶紹紅參加紅軍後，不怕苦不怕死，作戰勇敢，受到了紅九軍七十五團首長的表揚，很快就晉陞為營長。

　　張行品動員他親生兒子張思德參軍的事，一直在當地傳為佳話。

　　1933年，張行品已經是五十五歲的人了，而他的胞弟張行忠也已經是五十三歲了。兄弟倆各有一個兒子。年過半百，誰不擔憂後繼無人，誰不擔憂無子傳宗？但張行品兄弟倆想的是讓更多的受苦人翻身，不受牛馬之苦。張行品叫兒子張思明參加游擊隊，接着動員弟弟、弟媳，讓張思德參加紅軍。張行忠和劉光友夫婦也早已知道張思德有當紅軍的願望，全家人都想到一塊去了，於是剛滿十八歲的張思德高興地當上了紅軍戰士。臨行時，張行品再三叮囑他：“兒呀，你是張家的好後代，到了隊伍上後，要聽首長的話，工作不怕苦，打仗不怕死，為家鄉父老鄉親爭光！”

　　張行品擔任村裡幹部後，忠於革命，工作積極，辦事公道，不徇私情，對打土豪鬥地主分得的浮財，如糧食布匹，金銀銅錢，以及大量的煙土等財物，管理嚴格，不容侵吞，每有所獲，必定及時上繳紅軍和區鄉蘇維埃。

他在組織給貧困農民分田分地時，嚴格執行川陝省蘇維埃政府的方針政策，把好田好地首先分給紅軍親屬，其他貧苦農戶分得的田地，都是好壞搭配。而羅貴安等十多戶佃農，因受地主暗地恫嚇，對蘇維埃分給的田地不敢要，張行品就一戶一戶地做思想工作，使他們打消顧慮，積极參加分田分地運動。

他還動員了三十多個青壯年，組織了支前運輸隊，將村裡捐集的糧食、物資運到頂山、瓦子、立山等蘇區前線，支援紅軍作戰。他在組織支前運輸隊時，對其中一些專門雇來的行家把式，總要付給這些隊員合理的報酬。張行品在工作中事事分清是非，處處堅持原則，堅決保護農民的生命和財產。

　　1933年10月的一天，本村的同族大叔張立品去看望在頂山當游擊隊隊員的兒子張行才，去時頭包人字紋白布帽子。紅軍發現他打扮異常，誤認為他是白軍的偵探，即被關押起來，準備將其處死。張行品聞訊後，火速趕到頂山場，向紅軍說明了情況，出具保證，保出了張立品，使張立品幸免於難。

　　同月，本村陳袁氏身穿一身較好的花衣裳，到六合場趕集，紅軍看到後，誤認為她是出逃的土豪劣紳的太太，被當場抓獲，準備押送到立山場處死。張行品聞訊後，又及時趕至鄉蘇維埃，向紅軍證明陳袁氏是窮人，又一次避免了一起誤殺事件。陳袁氏安全回家後，見人便說：“張行品大哥真是個好人哪，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張行品辦事一是一、二是二，不遷就，也不過火，對有些富人，也講政策，不胡亂來。富人不該沒收的財物，決不違犯政策亂沒收。而沒收的錢物，除一律上交外，凡是經上級允許返還貧苦人的，他首先照顧本村的赤貧。因此，張行品在群眾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但是，讓張行品沒有想到的是，就在他主政村土地內務委員，不徇私情，秉公辦事時，卻禍起蕭牆，因不規之徒的陷害，給他帶來了殺身之災。

　　在張行品村任蘇維埃主席的人叫胡南台，有吸大煙之癖，向兼管內務的張行品多次提出，要從沒收的大煙中留一些給他吸，被張行品嚴詞拒絕。因此，心術不正的胡南台，對秉公辦事的張行品懷恨在心，尋找報復的機會。

　　1934年秋，胡南台調任鄉蘇維埃主席以後，他認為有了報復張行品的條件和機會。於是，他利用職務之便，到處散播說張行品包庇富人張炳均、范有萬。胡南台的這些“莫須有”的話，雖純屬無中生有，但在當時窮苦人對地主老財極其痛恨的社會氛圍里，這種言論對被攻擊者是極具殺傷力的。這年冬天，胡南台趁到縣上開會的時機，竟然向縣蘇維埃政府誣告張行品“走地主路線”、“包庇富人”。恰逢當時蘇區執行張國燾極“左”的肅反路線，大打所謂的“AB團”、“改組派”，胡南台告發張行品的這兩條黑狀，也正迎合了某些蘇維埃幹部為了“出成績”而處心積慮捕獲目標的需要。於是，縣裡以通知張行品去頂山開會為名，在他徒步去頂山縣城的途中將他秘密處死。

　　一個全心全意為窮人服務，全心全意為蘇維埃辦事的優秀村幹部張行品，就這樣被處死了，就這樣神秘地“失蹤”了！

　　這是特殊時期的特殊錯誤，就連當時朱德總司令員的大哥朱代歷，也在這次“肅反”中，未能幸免於難。

　　朱代歷，字雲階，生於1878年10月。1895年1月25日，財主強行撤佃，父輩分家，另佃耕種。1933年紅軍解放儀隴時，朱代歷在弟弟朱德的影響下，積極支援紅軍，參加革命活動，村蘇維埃成立時，被選為蘇維埃主席。

不久，長勝縣馬鞍區六鄉蘇維埃的十多名游擊隊隊員，來到河泥壩村的財主家“打糧”。村民們將這一消息告訴了朱代歷，村民們對六鄉游擊隊隊員任意到本村來“打糧”的做法，表示不滿。朱代歷當即召集本村游擊隊隊員開會商議。會上他說：“到我們村‘打糧’的游擊隊隊員是長勝縣馬鞍區六鄉的，我們村是儀隴縣管轄的，他們越界來我們村‘打糧’，縣、區都沒有通知，他們也沒有介紹信，憑什麼到我們村來‘打糧’呢？”於是，便趕走了馬鞍區六鄉的游擊隊隊員。三天後，有兩個紅軍戰士帶領三名六鄉的游擊隊隊員，以“包庇富人”為罪名，將朱代歷押送到來儀鄉三堆石殺害，時年五十五歲。

　　這可能是對那種氛圍最好的說明了。

　　張思德的生父張行品，就是在朱代歷被錯殺後不久蒙難的。張行品蒙冤罹難，不明不白地被處死，不用說遠征他鄉的張思德無從知曉，就連張思德的家人也不知道。這一沉冤，直到43年後的1987年11月10日，才由儀隴縣人民政府正式發文，宣布給張行品平反昭雪，恢復政治名譽。在儀隴縣同時被宣布平反昭雪的，還包括朱代歷在內的一大批肅反被錯殺的幹部群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