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船王包玉剛捐巨款建飯店，提一要求無人敢應，鄧公親自出面

1978年12月，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祖國大地，我國開始實行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政策。在改革開放之初，與鄧小平同志交往的香港同胞中，船王包玉剛是見面次數最多的那一個。

包玉剛那時受鄧小平接見的次數，登報的就有9次，實際上他與鄧小平會面的次數是遠遠大於這個數量的。

1980年3月15日，號稱“世界船王”的香港環球航運集團主席包玉剛抵達北京，他此行是為了商談訂購船隻的問題。

正是在這次洽談中，包玉剛發現北京缺少一座合適的旅遊飯店。為了支持祖國的發展，包玉剛表示自己願意出資在北京建一座旅遊飯店，贈送給政府。

這一決定，本該受到當地旅遊局的熱烈歡迎，誰知包玉剛的千萬支票硬是沒人敢接。

當這消息傳到鄧小平同志那裡後，他毫不猶豫地大筆一揮，批示：同意！

那麼，船王包玉剛究竟是誰？他的支票又為何無人敢接？我們不妨來看看。

華人船王，令人驚嘆

上個世紀我國在外發展的華人中，選擇經商的人很多，但選擇從事海運行業的人卻少之又少。我國國土面積遼闊，國人們習慣了腳踩黃土的踏實感，對難以捉摸的神秘海洋有種敬而遠之的敬畏感。

出人意料的是，在上世紀中後期，華人圈裡出現了一位成功的海洋冒險家。他憑藉自己強大的商業才華，成為了赫赫有名的華人船王。他就是號稱“世界船王”的香港環球航運集團主席——包玉剛。

1949年，包玉剛與父親包兆龍來到香港。起初包家是做進出口生意的，不過隨着時局的變化，包玉剛將視線投到了航運生意上。

包玉剛的父親對於兒子的想法很是不認同，認為航運生意靠天吃飯，極不穩妥。即使是進出口生意式微，也應該選擇更為保險的地產生意。

而一向孝順的包玉剛，卻在這件事上格外固執，他覺得大海在冥冥之中召喚着他。他通過種種例子，最終說服了父親。所以，在1955年，包氏家族斥巨資買下了一艘八千多噸的舊船，命名“金安號”，開始了包家的航運事業。

1956年埃及人就選擇了將運河收回，航運行業一時之間迎來了“春天”。那時的金安號，憑藉著短短一段時間的航運，就讓包玉剛賺得盆滿缽滿，這讓他更加堅定了自己的航運事業。於是在拿到了金安號的航租後，包氏又相繼買下了諸多的貨船，僅僅不到一年。就擁有了7艘。

很多人都說包玉剛，之所以能夠成為世界船王，是因為幾位關鍵的3點因素。首先我們要肯定他本人的卓越才學、其次就是滙豐銀行的支持，最後一點則是他抓住了日本商人不願意買船的心理。

早些年的金安號被包玉剛租給了一家日本船舶公司，那時他採取的是長期出租的方式。要知道這是一個極為危險的決定。在包玉剛長租之前，所有的航運公司都是採取短期出租的方式。

跑一個航程，結算一次租金。這樣做的原因也很簡單，不但是因為可以提高收費標準，更重要的是可以隨時提高租金的價格。

但包玉剛卻反其道而行之，採取了長期出租船隻的經營方式，他把自己船以3年、5年或者以更久時間租賃給別人，大大降低了租金標準。

很多人對包玉剛的這個決策嗤之以鼻，認為他不自量力。包玉剛卻對此不以為意，直言：寧肯少賺錢，也不去冒險。這樣的穩紮穩打的做法，無疑是對上了銀行的胃口。

1957年年初，國際航運業開始進入冷淡期。那時很多的船主不但找不到租船的人，更是賠的血本無歸。包玉剛卻憑藉著獨特的經營方式，正中日本商人不願買船的下懷。包玉剛先是拿到了日本客戶的訂單，隨後找到滙豐銀行借款。

對於這筆借款，起初滙豐銀行還有疑慮，所以在1956年拿到滙豐銀行承諾的包玉剛找到了自己的日本客戶，請他們幫忙開具了日本往來銀行信用證。諸多日本商人樂於為包玉剛說情擔保，於是很快便達成了滙豐銀行與包玉剛的第一筆交易。

從此，環球航運集團成為了滙豐銀行的固定客戶。有了滙豐銀行做後盾的包玉剛，在此後的商界更是如魚得水。

1978年，包氏已經擁有二百餘艘巨型船隻，船隻載重噸位也遠超歐美及蘇聯。次年，包玉剛更是被國際獨立油輪協會推選為主席。可以說，包玉剛的崛起奠定了香港作為世界航運中心的地位。

隨着改革開放政策的落實，包玉剛在1978年來到了北京。在親眼目睹了內地的快速發展後，更是得到了政府會儘力保持香港繁榮的承諾。包玉剛心裡安定了下來，他在不久後就向人們展示了他的雷霆手段。

1980年6月，包玉剛在所有人都沒有反應過來之前，出手了。他在短短几個小時內，利用21億港幣的現金，拿到了英資九龍倉控股權。其中究竟發生了什麼呢？

要知道，“九龍倉”是香港怡和洋行旗下的主力，是香港當地最大的英國資本企業集團之一，市值高達上百億。

包玉剛卻在李嘉誠的幫助下，悄無聲息地收購了大量的九龍倉的股票。截止到1980年4月，包玉剛已經對“九龍倉”控股30%，而怡和財團手裡也不過只有20%的股份。

怡和財團反應過來之後大驚，連忙調動大量的資金，企圖用高價收購“九龍倉”的散股，奪回“九龍倉”。

誰知包玉剛面對怡和財團卻毫不畏懼，他用21億現金，再次拿到了19%的股份。至此他手中已經有了49%的股份，徹底拿下了“九龍倉”這個擁有酒店、倉庫、碼頭的綜合性企業。

包玉剛一戰成名，此次商戰，讓一向看不起華人資本的英資財團元氣大傷，大漲了華人的志氣。

包玉剛順利拿下九龍倉，也展現了他驚人的商業才華。從此之後包玉剛開始逐步放棄低迷的航運業，專心運營自己的不動產生意。因此他也順利地躲過了世界航運大蕭條帶來的滅頂之災，開始專註於在港的工商業發展。

包玉剛與鄧小平

船王包玉剛不僅僅是個出色的商人，更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有着極為冷靜、清醒的頭腦。他在民族認同問題上的立場極為明確，並堅定不移地熱愛着祖國大地。

包玉剛在早年，就與共產黨有了交集。當年他在湖南的銀行工作時，他最好的朋友盧緒章，就是一名光榮的中共地下黨員。所以在很早的時候，包玉剛就已經“神不知鬼不覺”地，為我黨立下了諸多功勞。

他與盧緒章的友誼，也是此後他與我黨關係親密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原由。

1978年，在我們剛剛決定進行改革開放的時候，包玉剛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內地看看。北京在收到包玉剛的信件時，也是詫異的。鄧小平同志看到包玉剛情深意切的請求後，便派遣負責僑務工作的廖承志接待。

收到回信的包玉剛興奮極了。他迫不及待地坐上了前往北京的飛機，並在抵達後受到了熱烈的歡迎。自一下飛機，包玉剛就敏感地發現了北京的巨大變化，他興奮地遊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感嘆着內地的現代化建設已經步入正軌。

包玉剛心想：那我呢？我能為新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做些什麼呢？

回到香港的包玉剛，馬不停蹄地行動了起來。1980年3月，包玉剛一手建立了諸多銀行與內地合資經營的國際聯合船舶投資公司，並向內地購買了6艘貨輪。包玉剛就這樣為內地帶來了一筆1億美金的創收，他的付出都被我們看在眼裡。

1980年3月15日，我們簽訂過貨輪購買的協議後，包玉剛表示願意支持祖國旅遊業的發展。他直言北京如今缺少一個國際飯店，他想出資建設，送給政府。可誰知他的千萬支票，卻無人敢接？這究竟是為何呢？

原來，包玉剛還提出了一個要求：為了紀念他的父親，他想用父親包兆龍的名字命名這座飯店。

包玉剛本以為自己提出投資，必定是人們喜聞樂見的。卻不曾想，他的要求讓許多人心存疑慮：難道我們要接受一個資本家的捐贈？用“兆龍”二字命名一個飯店？

盧緒章也拿不定主意，即使他向國務院打的兩次報告，都獲得了批准。但包玉剛這張支票，還是沒人敢接。

消息傳到鄧小平耳朵里，他卻笑着說：為什麼不可以用？用他一個名字又如何？這對我們社會主義建設有用，他有貢獻可以紀念，這件事，我同意了！別人不同意，我來說。隨即大筆一揮寫下來“兆龍飯店”四個大字。

1981年7月6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包玉剛。只見鄧小平同志親切地拉着包玉剛的手，直言兩人早該見面了。隨後，兩人就際聯合船舶投資公司與中國船舶工業的合作，進行了簡單的溝通。鄧小平同志也對包玉剛的愛國與幫助表示了肯定與感謝。

兩人雖然是第一次見面，但他們之間的話題卻格外之多。他們從大陸聊到國際局勢，視野開闊的兩人雖然一政一商，但卻格外的投機。

會談結束後，鄧小平在送別包玉剛時，高興的說：“你跟別人不一樣，你是實幹家，歡迎常來。”

所以在此後的日子裡，包玉剛經常會來到北京，每次都會接到鄧小平同志的會面邀請。1985年10月25日，鄧小平同志親自出席了兆龍飯店的剪綵禮，這讓包玉剛十分感動。

包玉剛是我國典型的“愛國資本家”，當年盧緒章在1948年勸包玉剛回港發展時，就希望他能夠生財有道，發展起來後可以報效祖國。而在多年後，包玉剛在香港再次見到時任中國政府外貿部副部長的盧緒章後，笑着對他說：“你看，我是不是做到了：錢要賺，國也還是要愛呢？”

要為祖國辦教育

回到家鄉的那一年，包玉剛站在浙江寧波的土地上，告訴眾人：我要為家鄉辦教育！

包玉剛目光灼灼地說：寧波的面積比香港大的多，但香港有4所綜合性大學，寧波卻一座也沒有？哪兒有這樣的道理！

1984年，12月20日，包玉剛向鄧小平同志，提出了自己想在寧波辦一所大學的設想。鄧小平一聽，這是個好事啊，當即讚美包玉剛是個愛國的好同志。

得到肯定的包玉剛很快向盧緒章交上了一份合理的建校方案。在確定方案沒有紕漏後，包玉剛當即拿出五千萬人民幣，修建我們如今能看到的這所寧波大學。

值得一提的是，包玉剛在1984年的家鄉，偶然發現了自己的另一個身份——包拯的嫡孫。1984年10月，包玉剛回到了家鄉浙江寧波。在參觀“天一閣”的時候，他在《包氏家譜》里意外發現了自己是包青天的第29代嫡孫！

這一發現，讓包玉剛十分激動。他彷彿尋到根的葉子，終於找到了自己的靈魂安處。

小結

包玉剛的一生，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可他卻一直秉承着中國的傳統美德，他為人勤儉，對自己的子女同樣要求嚴格，將包家勤儉、愛國的精神一代又一代地傳承下去……

1991年9月23日，一代船王包玉剛在家中病逝，終年73歲，他去世的消息一經傳出，轟動了整個商圈。他的去世，也標誌着一個時代的結束。

包玉剛的一生，都在踐行着“取之社會、用諸社會”的愛國，踐行者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為人。包玉剛不僅僅是香港商界的楷模，更是一代愛國商人。此處，向包玉剛老先生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