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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直是活躍於中國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20世紀30年代美國政府對中共卻缺乏最起碼的了解。
1927年，蔣介石發動大規模清黨，大肆屠殺共產黨人，開始了國共之間的十年內戰時期。
美國駐華外交官員只能間接通過來自蘇聯的情報或者外國傳教士的報告得到一些有關中共的零散消息，對中共的重要性估計嚴重不足。
1、為何是斯諾？
首先打破這種“認識堅冰”的是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他於1928年從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系畢業後來到中國，擔任在華頗有影響的《密勒氏評論報》的助理編輯、代理主編，兼《芝加哥論壇報》駐華記者。
他目睹了日本對中國的侵略，看到了連年饑荒的中國農村餓殍遍野的悲慘景象，感受到了中國學生的愛國熱情，轉而為中國的命運大聲疾呼；而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官員的貪婪腐敗和效率低下、上層社會的奢華生活，促使斯諾將觀察的視角投向更廣闊的社會政治領域，確信只有全面變革才是中國的出路。
所有這些，都激起了他對中共和紅軍的強烈興趣，用他自己的話說：
“事實上，在世界各國中，恐怕沒有比紅色中國的情況是更大的謎，更混亂的傳說了。”
中國共產黨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基本爭論究竟是什麼？中國的蘇維埃是什麼樣的？是什麼力量在維繫它？紅軍的兵力有多少？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軍事和政治前景如何？他敏感地意識到，這些問題“是中國的唯一值得採訪的消息”。
1936年春，機會終於來臨。張學良和楊虎城在中共抗日救國政策的感召下，同意停止內戰，共同抗日。雙方達成協議，國共對峙的邊界第一次出現了鬆動，從而使進出紅區成為可能。
斯諾得知消息以後，決定抓住他等待已久的機會，他向紐約《太陽報》和倫敦《每日先驅報》提出秘密進入紅區採訪的計劃，得到了兩報的熱烈支持，美國蘭登書屋也向他約稿。
1936年4月，斯諾專程趕到上海，向宋慶齡表達了訪問蘇區的願望。
2、無巧不成書
無獨有偶，中共方面也正有此意。1935年12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瓦窯堡會議）上，中共中央正式制訂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會議分析了日本侵華引起的東亞國際關係的變化，認為這“使帝國主義內部的矛盾，達到了空前緊張的程度”，美國和日本是“勢不兩立的，太平洋戰爭是必然的結果”。
基於這種認識，會議放棄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使用的“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的口號，制訂了區別對待法西斯侵略國家和民主國家的對外政策，準備“同一切和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賣國賊相反對的國家，黨派，甚至個人，進行必要的涼解，妥協，建立國交，訂立同盟條約等等的交涉”。
抗日統一戰線政策的確立，為中共開展對美外交提供了可能。
就在斯諾來訪之前，毛澤東和周恩來從陝北發密電給宋慶齡，請她物色一位公道正直，而且同共產國際沒有瓜葛的外國記者和一名醫生到蘇區考察，以打破國民黨的新聞封鎖，把中國共產黨的內外政策昭示天下，爭取讓國際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張，並幫助蘇區和紅軍改善極為困難的醫療衛生事業。
斯諾正是這樣一個合適的人選。
3、斯諾的行程
從1936年7月上旬到10月中旬，斯諾在陝甘寧邊區訪問了92天，途經10多個縣鎮，行程千餘里。他會見了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和紅軍的重要將領，與他們進行了多次長談。
毛澤東同他談了十幾個日日夜夜，向他介紹了中國工農紅軍的革命歷程和自己的成長經歷，詳細闡述了中國共產黨的內外政策。
概括地說，主要涉及以下幾個重要問題：
（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毛澤東指出“今日中國人民的根本問題是抵抗日本帝國主義”，進而表示中國共產黨願意停止內戰，建立民族抗日統一戰線來抵抗日本侵略者。
(二)對未來中日戰爭的展望。
毛澤東表達了依靠人民戰爭打敗日本侵略者的堅定信念。他分析說，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只要還有一寸土地沒有在侵略者的刺刀下面，它就不能說被征服。而且在整個戰爭中，日本還要不斷打激烈的後衛戰。另外，中國經濟發展不平衡，在對經濟高度集中的日本抗戰時，也是有利的。他對抗日戰爭的勝利滿懷信心。
（三)對國際社會的期望。
毛澤東明確指出，日本帝國主義不僅是中國的敵人，同時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國人民的敵人，特別是在太平洋有利益關係的各國，即美、英、法、蘇等國人民的敵人，因此這些國家應該結成反對日本的統一戰線。中共希望友好各國至少不要幫助日本帝國主義，而採取中立的立場。
（四）中共的對外政策。
毛澤東表示：如果別的帝國主義國家不像日本這樣的行動，而且如果中國打敗了日本，那就意味着中國確立了獨立，“帝國主義這個主要問題也就解決了”。對於友邦，中國願意和平談判互利的條約，共產黨人並不主張採取可能使中國在抗日鬥爭中在國際上處於不利地位的措施。他展望戰後的局勢，“當中國真正獲得獨立時，外國正當貿易利益就可以享有比從前更多的機會”。
毛澤東的這些談話深刻地闡明了中共對時局的科學分析，並表達了建立國內外抗日統一戰線的真誠願望。
此外，斯諾在陝北採訪期間，還接觸當地的各色人等，廣泛了解了紅軍的建設和蘇區的工農業生產、財政、教育和社會生活狀況。
他看到的是一個朝氣蓬勃的新中國：
中共在農村採取的土地改革和合作化運動贏得了農民的普遍擁護和支持；中共還在農村開展廣泛的民主政權建設和教育普及工作，知識分子願意與民眾共享知識，比較廣闊的社會生活觀念開始慢慢滲透到農民意識深處；蘇區的經濟在嚴酷的戰爭環境下維持下來，沒有發生饑荒；工業生產有條不紊地進行；無論工人還是紅軍戰士，都自尊、自信、健康。
與國統區死氣沉沉的景象相對照，斯諾在蘇區找到了中國未來的希望。
4、《紅星照耀中國》的影響
10月底，斯諾返回北平。
11月初，為了揭穿國民黨散布的他已被槍決的謠言，他在美國大使館舉行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介紹他在蘇區的見聞，展示他在蘇區拍攝的照片。
一時間，斯諾的西北蘇區之行成了一條爆炸性新聞。
11月14日，《密勒氏評論報》率先刊登了毛澤東與斯諾的論統一戰線的談話及斯諾拍攝的毛澤東戴八角帽的那張有名的照片。
接着，美國《星期六晚郵報》、《美亞》雜誌、《亞洲》、《新共和國》、《太平洋事務》等報刊和英國《每日先驅報》相繼發表了斯諾的數十篇報道，甚至紐約最保守的報紙《太陽報》也登載了斯諾的報道。
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國《生活》畫報和《時代》周刊以創紀錄的1000美元的價格收購了他拍攝的75張蘇區照片加以發表，而這兩家雜誌的創辦者亨利·盧斯是強烈親蔣的。
1937年7月，斯諾完成了他記載蘇區之行的專著《紅星照耀中國》（舊譯《西行漫記》)，10月即由英國戈蘭茨出版社出版。
在這本書中，斯諾收錄了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生平經歷的自述，介紹了中共和中國工農紅軍的革命歷程和政策主張，並如實描繪了他在蘇區的所見所聞。
該書一問世，立刻引起轟動，第一版在最初幾周就銷售了10萬冊以上，在第一年中就印刷了5次。
美國蘭登書屋翻印此書的銷售量，位居關於遠東的非小說類作品的榜首。
不久，該書又相繼被譯成法、德、意、俄、西、葡、日、中等十幾種文字出版，“紅色中國”這個題材引起了全世界的興趣，對斯諾的著述好評如潮。美國的出版界和學術界紛紛發表評論認為，“斯諾對中國共產黨的發現和描述與哥倫布對美洲的發現一樣，是震撼世界的成就”。
著名作家拉齊曼說：
“《紅星照耀中國》首次向全世界報告了中國紅軍英勇的長征，首次刻畫了共產黨的著名人物，首次描述了他們的生活方式、信念和目的”。
美國學者費正清指出：
《紅星照耀中國》“在全世界面臨戰爭災難的前夕，報道了一支遠離西方各國的獨立的戰鬥力量”。
歷史學家肯尼思·休梅克說：
“斯諾這本書令人信服的最重要的原因，恐怕就在於它材料來源的可靠性。”
著名記者索爾茲伯里回顧道：
“它使我們把注意力轉向中國，轉向遠東。如今我們忽然看到中國並不必然要成為日本侵略的受害者。她有可能有嶄新的前途，這不僅是被美國記者、美國外交官，也是被美國公眾的大部分所覺察到的。”
《紅星照耀中國》在某種程度上也影響了美國決策者。
內政部長伊克斯在讀罷此書後，立即推薦給羅斯福總統，羅斯福後來成了“斯諾迷”。
在斯諾回到美國後，他三次接見斯諾，了解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抗日根據地的情況。
對於斯諾的報道，南京國民政府無疑十分惱火。
除了向美國駐華大使詹森表示不滿，國民政府外交部情報司司長李迪俊還於1937年2月上旬寫信給斯諾，威脅說，如果他繼續發出類似電訊，政府就要採取措施。
斯諾對此早有思想準備，毫不為之所動。他認為一個美國記者有權披露親眼目睹的事實真相。而國民黨考慮到當時的形勢以及各方面的反應，對斯諾也無可奈何。
斯諾的西北之行與《紅星照耀中國》，對於美國與中共的交往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它打破了國民黨對中共長達九年的新聞封鎖，第一次向美國讀者提供了關於中共的翔實可靠的材料，為美國政府制訂未來的對華政策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
它也是中共方面積極開展對美民間外交的成果之一，它使得中共領導人第一次得以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成就，宣傳自己的主張，為塑造中共新的形象、爭取美國民眾對自己事業的支持和同情奠定了基礎。
5、後來者
斯諾西北之行的成功產生了巨大的轟動。
而且1937年春，國民黨對延安的封鎖至少在名義上被取消了，這種相對緩和的政治形勢鼓勵了不少人前往中國革命的聖地一探究竟。其中不僅有好奇的外國人，還有數以百計的中國知識分子、大學教授和學生。在這種背景下，許多美國記者、作家和學者相繼訪問了西北、華北和華中蘇區。
（1）史沫特萊
著名的美國女記者史沫特萊是其中之一。
她的政治色彩濃厚，童年的艱苦經歷使她逐漸成長為一位為社會正義而奮鬥的偉大戰士。她同情並積極贊助中國共產黨人的事業，不僅首次將中共領導的江西蘇區情況傳播到國外，而且還協助宋慶齡成立了保衛人權同盟，利用她的交際才能和記者身份，團結了許多進步的中外人士，還曾暗暗地保護過許多革命者。
1936年，她親眼目睹了震驚世界的西安事變，撰寫了大量的報道和分析文章；並且應張學良之邀，每天進行40分鐘的英語廣播，向外界報道事變以後西安的政局實況，設法澄清廣泛流傳的關於蔣介石被殺、西安由紅軍接管的謠言，在南京、上海等地“引起了不小的騷動”。
1937年1月中旬，她進入西北蘇區訪問。
史沫特萊在為她召開的歡迎會上表示，美國人民理解中國人民，理解中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者的鬥爭，並熱情洋溢地說：
“你們不是孤立的，你們的鬥爭是正義的，你們是世界偉大的反法西斯運動的一部分。”
接下來，她用了幾周時間訪問了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人，尤其對朱德傳奇式的生平經歷產生了濃厚興趣，因而決心為朱德立傳並搜集了大量材料。
此外，史沫特萊還組織國際醫療、醫藥的援助，邀請印度援華醫療隊，幫助擴展延安新建的魯迅窯洞圖書館，發起滅鼠運動，宣講衛生的重要性。
全面抗戰爆發後，史沫特萊又隨八路軍轉戰各地，寫了大量文章，介紹中國的抗戰情況，並整理了從西安事變到1938年年初的日記書信，寫成了《中國在反擊——一個美國婦女在八路軍》。
這本書反映了華北地區抗日形勢，讚頌了八路軍的英雄業績，在1938年由美國先鋒出版社出版。1938年1月9日，史沫特萊回到漢口，向詹森大使和美國駐華諸武官介紹了八路軍在陝北的活動情況，並與約翰·戴維斯、弗蘭克·多恩、史迪威、陳納德等人（這些人後來成為影響美國對華政策的重要人物)建立了聯繫。
剛好此時美國大使館有興趣接觸中共，史沫特萊成為理想的中介人。
此後，她致力於為中國紅十字會募捐，宣傳中國傷兵所處困境及其英勇事迹，並在湖北、湖南、安徽、河南之間的廣大戰區採訪抗日部隊。1941年5月，史沫特萊回到美國，從此開始了她的演講和寫作生涯，而主題就是中國革命。她的論點是中國的抗日戰爭對美國有益，而共產黨的軍隊是真正抗日的，根據地建立了民主政權，實行了進步的政策。這些言論對美國的輿論產生了有益的影響。
（2）海倫·斯諾
史沫特萊還積極推動別的外國記者訪問延安。
1937年2月至9月，儘管有國民黨方面的阻撓，仍有一批美國記者穿過封鎖線，訪問了延安。其中有斯諾的妻子海倫·斯諾,筆名尼姆·韋爾斯。
海倫·斯諾在蘇區呆了4個多月，與紅軍同吃同住，進行了廣泛的採訪。
她對紅軍的紀律、士氣、設備、第一流的訓練、政治覺悟、領導藝術、健全的民主生活感到驚訝，認為他們是“全中國最快活的人”，是“生於中國長於中國的人類最佳標本”。
她認識到，中共能夠組織人民，不是向他們提供物質的東西，而主要依靠親密無間的精神力量。
她也採訪了中共領導人，就中國社會和革命的性質、中國革命的歷史階段和革命的前景、國共談判的進展等問題提出詢問，毛澤東、朱德、洛甫、周恩來等人都接受了她的採訪。毛澤東還再次闡述了中共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
後來，她將在蘇區的所見所聞寫成《紅色中國內幕》（舊譯《續西行漫記》），該書於1939年由紐約道布爾戴出版社出版。
與斯諾的《西行漫記》相比，《續西行漫記》對蘇區普通民眾和幹部的生活、人生經歷投入人了更多的關注，除此以外，海倫·斯諾還從女性的視角審視了共產黨人、紅軍、蘇區婦女的婚姻和家庭觀念，介紹婦女與革命的關聯，為外界更全面了解蘇區生活提供了寶貴的素材。
在該書的末尾，海倫·斯諾將全面抗戰一年後的中國比喻為“覺醒中的巨人”，她得出結論：
在目前形勢下，中國只要不失時機地發動人民大眾，就有可能靠自己的力量擊敗日本，但列強如不援助中國，中國的現政府如仍不能武裝和組織民眾，則勢必由一主張改革的左翼政府來領導中國，這樣做可能會引起一場革命。
她還勸告說，英、美、法大可不必擔心這樣一個基本上是民主的革命政府會危及它們的利益。正相反，如果中國革除積弊，建立健康的社會和經濟體，會大大促進世界的貿易和經濟往來。各方合法的經濟利益不但不會蒙受損失，反將得益。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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