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活到新中國會不會被砍頭？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句話——“魯迅活到新中國，是要被砍頭的”，還有不少人以為這是毛教員說的。

這句話是我在課堂上聽語文老師講的，那時候是21世紀初，正是各路公知最猖獗的時候。年幼無知的我只有一個感受，魯迅牛娃，敢和權威對着乾的都是狠人。

今天想和各位聊一聊，魯迅活到新中國會不會被砍頭？

現在回想起這句話，只覺細思極恐，把魯迅和新中國對立起來，既抹黑了魯迅，又抹黑了教員！到底是誰說的這句話，又是哪些人在亂帶節奏？

我一查，這句話出自《胡適雷震來往書信選集》第77頁，是親愛的胡適說的。

胡適博士，那屬於是公知屆的祖師爺了。

50年代，時任台灣當局——“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副主任的胡適還對美國學者說過一句話：

“魯迅是個自由主義者，決不會為外力所屈服，魯迅是我們的人”。

也不知是誰給了胡適博士臉，把魯迅先生當做他的自己人。

魯迅是怎麼評價胡適的呢？

先生在《出賣靈魂的秘訣》一文中，直言不諱：胡適博士不愧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

時年1933。面對入侵日軍，國民黨軍不戰而逃，日軍不費一槍一彈，佔領承德後，隨即分兵攻擊長城各口。蔣介石在輿論壓力下，不得不調集中央軍第二師、二十五師和八十三師北上開展長城抗戰。官兵們抱着國恥奇痛，奮勇殺敵，死傷慘重，才使得日軍的進攻沒有得逞，14日後撤至半壁山。

面對如此國讎家恨，18日胡適在答記者問時，是這麼說的：日本若想侵略中國，只有一條路，停止暴力，征服中國人的心。

記者又問，如果日本人不醒悟呢？

胡適答到，那就接受城下之盟吧。

什麼“城下之盟”，不如說是“賣國求榮、苟且偷生”！用先生的話說這就是出賣靈魂！

胡適怕也只有在先生故去後，才敢大言不慚地把先生當成“自己人”了。

胡適說出“魯迅若不死，也會斫頭地”這句話的根據在哪兒呢？

1956年，胡適在給台灣《自由中國》雜誌社雷震的信中寫道：“可以看看魯迅給胡風的第四封信，就可以知道魯迅若不死，也會斫頭的!”

這封信中寫了什麼，成為了胡適抹黑新中國的“參考文獻”呢？

1935年，蕭軍想加入中共組織的左翼作家聯盟，魯迅寫信與胡風時談到此事，說道：“現在不必進去...一到裡面去，即將在無聊的糾紛中，無聲無息”。看了這句話，不只胡適，時至今日也還有不少人以為魯迅對左聯不來電。

實際上恰恰相反，魯迅不僅是左聯成員，還是左聯的創始人之一。而左聯成立的目的，正是與國民黨爭取宣傳陣地，與以胡適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新月派”進行筆戰，吸引廣大民眾支持共產主義思想。

而且，魯迅對左聯的批評，恰恰證明了他是一個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

首先，評價一個人，不能看他說了什麼，得看他做了什麼。

通常我們認為魯迅先生是一位作家，主要從事文字宣傳工作，實際上，先生真的是一位戰士。

身處國統區的魯迅，面對國民黨的威脅和封殺，直接參与領導了左聯的反國民黨文化“圍剿”鬥爭；

剛剛親歷了412反革命政變的魯迅，冒着極大的風險幫助成仿吾完成了與組織的接頭工作；

魯迅還主動幫獄中的方誌敏給黨中央傳遞文件，其中就包括《可愛的中國》手稿；

魯迅實際上承擔了很多本屬於黨內人員的危險工作，也難怪412政變後，魯迅被稱為“准共產黨”，而先生本人得知這樣的“謠言”後，不僅不害怕，反而十分自豪。

再說回，魯迅反對蕭軍加入左聯，確實是在指出當時我黨里存在的一些問題，而且魯迅不止一次批評了當時黨內乃至蘇聯的一些做法，尤其是蘇聯的文化大清洗運動和我黨內存在的教條主義問題。

和胡適不一樣，魯迅先生從來不會“理智”地選邊站，先生不是為蘇聯站台、不是為中共站台，更不會為國民黨和美國人站台，先生一生只為真理站台、只為人民站台。

和我們通常以為的，先生是一位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不同，先生的思想是複雜的，一生轉變三次，從傳統儒家思想，到西方理性主義，從理性主義到“超人”哲學，從“超人”哲學到共產主義，先生經歷了什麼，思想又是如何轉變的，這就是另一個故事了。

為什麼先生的思想一生轉向三次？

因為，先生在不斷地實踐探索中，不斷尋覓着救國救民的正道、治國治民的良藥。

先生不是站在任何人的立場，也不是站在個人安危得失的角度去批判，而是站在人民的立場、真理的立場，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的道路，同時也認識到革命道路中出現的一系列問題。

教員作為政治領袖通過政治鬥爭撥亂反正，先生作為文藝領袖則通過文字為革命敲響警鐘。

始終站在最廣大的被壓迫的人民一邊的魯迅，一直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其晚年思想轉向馬克思主義，是其人民底色的必然。

有意思的是，蔣介石面對自己人胡適是怎麼評價的呢？

“胡適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結果，不惜借外國之勢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損害國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彼使美四年，除為其個人謀得名譽博士十餘位以外，對於國家與戰事毫無貢獻。”（出自蔣公日記，1942年10月13日）

而面對魯迅，即使是蔣介石，也是一邊通緝、封殺，一邊拚命拉攏。日本學者增田涉在《魯迅的印象》中記述到“行政院長（即蔣介石）暗地派人向他聯絡，說希望跟他會面，但是他拒絕了”。乃至先生逝世後，蔣介石還特地差人為許廣平與朱安送來慰問金。

面對最忠誠的舔狗，即使是主人也會感到厭棄；而面對最忠誠的戰士，即使是敵人也會感到敬畏。

其實對於先生，瞿秋白的評價最為貼切：

魯迅“是經歷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現在的四分之一世紀的戰鬥，從痛苦的經驗和深刻的觀察之中，帶着寶貴的革命傳統到新的陣營里來的”。

先生不是懵懂無知的跟風者，不是爭名逐利的投機者，是經歷了“戰鬥”、“經驗”、“觀察”的，是通過馬克思主義的學習研究，解決了他在革命實踐中遇到的一系列重大根本問題，才確立了自己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的。

在小說《葯》的結尾，革命者夏瑜的墳上出現了“一圈紅白的花，圍着那尖尖的墳頂”，正表現出先生相信革命後繼者必將為了理想不懈奮鬥。

在讀書時，我們每個人都曾感受過先生文字的震撼力，斯人已逝，但我們每個人都是活着的魯迅。我們和他一起長大，從“百草園”走到“三味書屋”。我們和他一起質問，從來如此，便對嗎？我們和他一起高聲疾呼，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我們和他一起義憤填膺，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我們都是在寂寞里奔馳的猛士。

迅哥兒已走，但又從未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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