堯舜禹帝位傳承之謎：“禪讓”與“篡奪”之外的第三種可能

堯傳舜，舜傳禹，遠古時期的這段“禪讓”故事數千年來一直為世人津津樂道，甚至一度被奉為信史。

然而，到了近代，伴隨“疑古”思潮的興起，“禪讓制”的真實性開始受到質疑，至今已爭論了一個多世紀，仍無定論。

4200年前的這幾場權力更替，其背後真相到底為何？

堯舜禹之間，到底是無私的“禪讓”，還是殘酷的“篡奪”，抑或還存在第三種可能？

“禪讓”說

若追本溯源，“禪讓”的記載最早可見於《尚書》，爾後，《論語》、《孟子》、《墨子》等儒墨經典也肯定了“禪讓”的存在。

待到司馬遷撰寫《史記》，同樣也採納“禪讓”一說，比如《史記·五帝本紀》中就有“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另外又有“帝舜薦禹於天，為嗣”等記載。

然而，所有這些都只是後人在傳說基礎上編撰的“回溯性”文字，並非“有據可查，有證可依”的第一手證據。

就算是年代最早的《尚書》，其成書時間也不過是東周時期（公元前5世紀左右），與堯舜禹時代相隔一千六百年，兩者間隔如此之久，在沒有任何文字記錄，更沒有任何影像資料的時代，僅靠口授相傳而寫出的“歷史”，如何能說服所有人？

“篡奪”說

果然，翻開與《尚書》、《論語》同時代的典籍，很容易就找到了許多截然不同的見解。

比如，韓非在《說疑》里直言：“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

楊朱則批判所謂的“禪讓”實為心不甘情不願的虛偽之舉：

”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窮毒者也……

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紱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

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

即使在儒家諸子中，也有相反的聲音，比如荀子就曾指出：“夫曰‘堯、舜擅讓’，是虛言也，是淺者之傳，陋者之說。”

除了諸子百家，史官們也並非眾口一詞，例如，早於《史記》數百年寫成的《竹書紀年》，其記載的也是“堯為舜所囚，舜被禹流放”的“篡奪”史。

甚至現代的考古勘探，似乎也從側面佐證了“篡奪”一說。

被稱為“唐堯之都”的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公元前2300-1900年），考古人員在其中晚期的文化層中發現了被破壞疊壓的舊城牆、大量被砍殺肢解的青年男性骨骸，以及被大肆毀壞的宗廟祭台和墓葬等等。

種種跡象表明，在陶寺中晚期，也就是4100年前，這裡曾遭到大規模的暴力破壞。

從毀宗廟和擾祖陵等現象推斷，這極有可能是一次顛覆性的政變或者入侵戰爭，其結果就是舊政權的徹底湮滅。

如果陶寺遺址真的是堯舜之都，那麼“篡奪”史就很可能被證實，遺憾的是，人們終究沒有在這裡發現決定性證據，所以，一切仍處於推測之中。

總體而言，堯舜禹這段歷史，乍一看確實是迷霧重重、撲朔迷離。

重新解讀

不過，如果跳出這些爭議的怪圈，重新審視當時的歷史背景，再結合已有的考古成果，我們或許可以還原出一段較為客觀與合理的歷史。

堯舜禹時代不是憑空出現的，它上承新石器時代的原始社會，下啟夏商兩朝的奴隸社會，想要讀懂它，就不能把它當做孤立的歷史事件來看待。

結合考古與史料可知，我國在5000年前，私有制開始萌芽，部落之間不時爆發衝突，為了戰爭的需要，各部落間嘗試合作，組成鬆散的部落聯盟。

其中，著名的“涿鹿之戰”就是炎、黃兩大部落結盟，共同對抗蚩尤部落的一個例證。

酋邦“推舉制”

黃帝時代，也被史學家稱為酋邦階段。

在當時，聯盟首領大多由民眾“推舉”而出，這個時候的首領雖然具有較大的影響力，但聯盟中的重要決策活動仍是在“集體意志”下進行，具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性。

所謂的“禪讓制”，其源頭與本質就是“推舉制”。

到了唐堯時代，也就是原始社會末期，社會分層日趨明顯，聯盟內部的權利鬥爭也日益激烈，“王權世襲”的慾望在聯盟首領的內心不斷滋生，“禪讓制”已名存實亡。

比如，在眾多史料中，曾多次提到了丹朱，丹朱是堯的兒子，堯最初想把王位傳給他，但這種意圖顯然嚴重違背了傳統的遊戲規則，也觸犯了其他貴族集團的利益，故而，堯“德衰”，民心不穩，於是，堯只能退而求其次把王位傳給了舜。

而這一舉動，事實上已敲開了“推舉制”的外殼，為“世襲制”打下了基礎，為何這麼說？

因為舜是堯的女婿，這次王位的傳承本質上是在同一個家族內完成，肥水未流外人田。

到了舜帝後期，各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更加尖銳，舜“禪讓”於禹，其實就是政治博弈與權力鬥爭的結果。

《尚書》與《史記》均記載了舜以治水失敗為借口，誅殺了鯀（禹的父親），然後又啟用禹繼續治水。

舜的這一系列操作的背後原因暫且不論，僅看結果，卻是禹治水成功，贏得民心，為之後奪取政權積累了重要的政治資本，最終在其他貴族集團（如皋陶）的支持下，迫使舜讓位於自己，成功稱帝。

酋邦到“家天下”的過渡

成為聯盟最高首領以後，禹欲以“家天下”的野心開始蠢蠢欲動，定國號、鑄九鼎等舉動都是為了進一步集權、鞏固帝位；

之後，又把兒子啟安插到聯盟內部擔任高級官員，使其能藉機培養個人勢力。

終於，在苦心經營下，父子倆擊敗所有反對勢力，成功完成由“推舉制”到“世襲制”的轉變，開啟了中國“家天下”的時代。

考古資料也支持了這一點，與堯舜禹時代相符的龍山文化遺址中，考古人員發現，在這個階段，世代掌握特權的權貴階層，其勢力和財富在不斷地增強。

酋邦聯盟也發展到了相當的規模，無限接近於邦國，同時，還出現了官僚機構和律法，聯盟首領更是集軍權與行政權於一身，個人權勢迅速膨脹，“專制”應運而生，在此基礎上，“君主制”自然也就不遠了。

可以說，堯舜禹的時代，中國正處於聯盟酋邦制向世襲君主制過渡的階段，冠以“禪讓”美名的“推舉制”搖搖欲墜，其本質已發展為“個人獨裁製”。

聯盟首領的產生，既不是“推舉”，也不是“世襲”，而是介於兩者之間的“個人指定”。

這種獨裁製度顯然不是一種穩定的政治制度，其最終的演變結果，不是轉化成“民主制”，就是被“君主制”所代替。

事實也證明，這種“獨裁”出現不過三代，就很快被夏朝的“君主制”取代。

任何一個政治制度都不會是孤立存在，其產生與消亡都有着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堯舜禹時期的制度形態亦是如此。

也正因為其背後的複雜性，才使得後人迷惑不解、眾說紛紜。

堯舜禹時代，雖不是儒家所歌頌的烏托邦，但也並非充滿了各種爾虞我詐的血腥鬥爭，它是原始社會走向奴隸社會的一個特殊過渡期，它的結束，也昭示着中華文明即將步入一個嶄新的時代。